体制内金融体系
一、银行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就好像一个大家族。当变革发生，家族利益平衡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化，因此很多时候内部会有很大反对变革的阻力。但这些家族有一个共同利益：体制的稳定性。只有社会稳定，各方才能持续利益的追求。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广东国投破产了。于是这些家族团结了起来，他们一致认为，金融系统的薄弱威胁到他们的体制，并通过国际经验的启发，支持彻底的银行重组和金融系统改革。 于是，总理着手组建一个小组，由当时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的周行长领导，来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制定方案。对于银行改革这一重头戏，周行长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好银行/坏银行”方案，该方案以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为原型，为每一个大型银行建立一个“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将成为所谓的坏银行，持有从各大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最终帮助他们成为好银行。国务院最终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1999年成立了各大资产管理公司。 2000年，各大银行将数额巨大的问题贷款转让给了资产管理公司，释放了沉重的负担，并在后来引入美国银行和高盛等大型金融机构成为其战略投资者。这些境外的战略投资者虽然带来的资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他们带来了国际银行专业的知识和经验。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香港的IPO非常成功，并筹集了数十亿美元的新资本，此后各大银行陆续上市，完成华丽转型。 今天，中国的四大银行在国际银行届的排名位居前列，他的工作人员也更加专业，而且中国也有了一个更加复杂和国际化的银行监管机构。2008年，中国的整个银行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打击，这可以看作我们银行变革成功了的见证。
二、综合改革终止 总理和周行长所倡导的金融改革是一场非凡的改革，它强调全面的转型，银行要改革，同样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要改革。200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主导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公司，他们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被获准投资中国的银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通过汇金公司收购破产的证券公司，其意图很明显，当这些券商机构恢复健康后，可能参考银行改革的做法，卖给新的投资者包括外资投资者。周行长的意图是要开放整个国内股市，并且首次引入直接外资参与。 当然，周行长的一系列改革触动了很多部门和集团的利益。当银行体系已经开始恢复健康，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没那么脆弱的时候，反对的力量开始重新抬头。霎时间，各种针对周行长的人生攻击出现在中国香港的媒体上，当然，其源头显然不是在中国香港。2005年10月全国国庆假期期间，周行长的改革计划被削减。长假结束后，形势迅速变得清晰明朗，综合的金融改革方案结束了。 当大家以为中国的金融高层建筑是一行三会时，其实是大大低估了中国体制内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因为深度参与到这个体系中的部门和集团实际远高于此。能够撼动这个结构的不是什么市场经济，也不是供给和需求规律，而是围绕部门和集团而寻求相互制衡的社会机制。
三、央行和发改委 1993年，由于种种原因，人民银行将企业债产品的归属转让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前身），后来逐渐发展为，企业债归发改委管辖，企业债的承销必须由证监会负责监管的证券公司担任。 从2005年为止的发行量看，这两个委员会都没有对企业债这个产品太在意。但从人民银行的角度看，为了把风险从银行体系转移出来，建立市场主导的融资模式，一个庞大的债券市场必不可少。因此，人民银行和发改委难免要有一场较量。 2005年，人民银行在国内股票市场下跌的时机，抓住了“企业债”概念上的漏洞，这个概念把债券期限超过一年的都纳入企业债的范畴。人民银行通过这一概念漏洞，发明了一种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短期债务工具，即短期融资券，并迅速成为国有企业的借债选择之一。 2005年，短期融资券诞生的第一年，国有企业共发行了超过142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2008年，由于发行时不再需要经过行政审批而只需要注册，发行量更是翻了三番。为了进一步弱化政府在这个市场中的作用，人民银行在2007年9月支持成立了一个行业协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此进行行业管理。这个机构成为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增长最为迅速的局部市场的监管者，当然其权利覆盖领域不包括发改委旗下企业债以及证监会旗下的公司债等。 人民银行在2005年尝试用自己的方法进行金融改革失败之后，只能以“完善未来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下，在自己的领域内发展新的金融产品。这样局部的小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环境改变的时候可能引发重要的事件。 2008年，人民银行通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创造了一种期限在3到5年的中期票据，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这种证券称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发改委下属企业债和证监会监管的公司债清楚区别开来。发改委对这种文字游戏没有兴趣，声称对任何期限在一年以上的票据都有控制权，试图终止人民银行中期票据的发行。国务院接受了这一申诉，延迟了这种新票据推出达四个月之久。但到了当年年末，人们终于达成共识，给予发行人更多的机会发行债券可以挽救困难重重的股市，最后中期票据才得以出台，并在随后的仅仅三个月，企业通过中期票据融资达1740亿人民币，市场呈现爆炸性增长。
四、财政部和央行 2007年，中国组建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实际上中国的第一个主权财富基金是中国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既然已经有一个主权基金，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另一个呢？问题在于，华安隶属于人民银行，但中投却是隶属于财政部的。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这回合较量的结果很明显，最后中投成为了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关键。 2007年，急剧增加的货币供应引起了人们对资产泡沫的担忧，同时也引发了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之间到底是通过货币工具还是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来进行调控的争论。财政部认为，人民银行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回报太小，同时抱怨是人民银行导致了货币供应的增长从而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财政部提出组建中投可以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临时性的控制货币生成和大量使用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 最后，中央同意了财政部的方案。但是成立中投的资金并不像当年重组银行那样，通过直接资本注入，而依靠的是财政部的特殊国债，通过农业银行将债券分八次出售给人民银行获取。从发行这些债券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人民银行在体制内的弱势。从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以来，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之间不能直接的往来，在此之前，人民银行经常被迫直接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这次债券不是为了解决赤字。 中投获得的资金，最后主要花费在，第
一、对农业银行、国开行及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本注入；第
二、从人民银行手里立刻收购汇金。经过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投几乎成为了中国金融体系内的“国资委”。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主权财富基金想要拥有或者投资于政府已经拥有了的国内金融机构，那样资金不就是在体系内转圈圈？但这恰恰解释了所谓“体制内”是怎么回事，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中国金融体系里发挥关键性作用。经过这次交易，整个金融体系中，财政部被加强，中央银行被削弱。
五、金融和国家队 中国国家队的形成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产业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的。在几乎每一个产业领域中，中国都要开始面对国际竞争对手的规模、专业知识和经济影响力。政府最初的政策目标是打造一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的顶尖级企业“国家队”。 1997年10月，尽管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移动（香港）还是完成了其在纽约和香港的同时上市，共融资45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之前在海外上市的47家公司的平均规模的25倍。中国电信从哪里来？答案很简单，是将各省拥有和运营的行业资产相对集中到所谓的“国家级选手”手里。这次的集中让我们意识到工业部门的地域性分割是可以被改变的，依靠在国际市场上融得的大笔资金，我们可以打造全国性的强大公司。中国移动的IPO显示了前进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家队被迅速创造出来。这些公司逐渐变得十分庞大，并且不可撼动，他们组成了中国的国内市场主体，并且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然而，这支依靠国家政策而被打造出来的“国家队”，从一出生就带有明显的政治优势而不仅仅是经济优势。“国家队”是中国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重要参与者，理所当然要得到金融体系毋庸置疑的支持和配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怎么会希望国内的金融监管机构或任何其他政府机构对他们的业务有显著影响？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进步不符合这些国家队的利益，那么他们就可能试图阻止发展的脚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看来是那么纠结。市场上所有行头都是来自于西方的金融模式，B股，H股，QFII，QDII，证券，基金等等，这些东西都尝试了，并且有些很成功，但这只是在体制内浅层领域的扩展而已。
六、体制内金融体系 第
一、体制内金融企业。今天，中国金融市场的中的主要金融机构实际上都是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公司都不是自主的企业，他们几乎很难说是企业。事实上，他们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本身的命运，都完全依赖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由于这些特点，即使中国学到了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会计标准、市场以及其他国际资本主义机制的特征，表面上虽然和西方的那套东西十分类似，但实际运转确是两码事。政府的庞大机构和巨大力量，影响遍及中国金融的各个方面。过去我们改革的成就必须承认，但改革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也要面对，例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治精英与企业和经济部门的关系；政府和各利益群体如何运用西方国家的金融知识，等等。 第
二、体制内金融山头。中国金融体系的高层建筑远不止一行三会（现在可说是一行两会），在中国过去的几年中，不同的金融参与方形成了所谓的山头，大家都只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庭院，在强大的体制内有分工也有矛盾。 就算大家可能很清楚地知道整个金融迷局的关键所在，但除非能够得到最高权威的支持，否者谁最后都将一步步走向妥协。因为在这些山头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那么协调工作十分困难，在这个体制内的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牢牢固守着自己的地盘，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体系的问题，不是某个部门或集团的问题。
注：本文主要参考自卡尔·沃尔特和弗雷泽·豪伊的《红色资本--中国的非凡崛起与脆弱的金融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