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第一场
时间：2011年4月2日上午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
内容：启蒙之对话
上半场
主持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
主持人：尊敬的德国副总理韦斯特韦勒先生、尊敬的蔡武部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与昨天隆重开幕的“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同步进行的学术论坛“启蒙之对话”现在开始。“启蒙之对话”学术论坛共分五讲，今天是第一讲，下面请允许我首先介绍出席今天论坛的主要贵宾：
德国副总理兼外长韦斯特韦勒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先生，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先生，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主席伯恩哈德·洛伦茨先生。
参加今天论坛的还有中外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嘉宾、朋友，还有中外新闻媒体的朋友，在此，我代表中国国家博物馆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感谢。
现在请允许我荣幸地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先生发表演讲。
文化部部长蔡武 蔡武：
尊敬的韦斯特韦勒副总理阁下，各位参会的学者、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昨天我们刚刚为“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典礼，现在，我和韦斯特韦勒副总理阁下以及中德双方博物馆工作者又相聚在这里，为“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的揭幕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是 “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的第一讲，在以后的一年里，将有更多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专家、学者，加入到这个对话当中来，以不同的角度和观点，共同回顾启蒙运动的历史源流，探讨启蒙对今天的影响，展望启蒙之光如何为世界未来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我认为，此次论坛无论从规模还是立意、选题以及学者的阵容，都可以说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过去了近三百年，但到今天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启蒙思想在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并与科学技术和工业化一起将欧洲带入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德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两国之间文化和思想的交往源远流长，其中一座重要的桥梁就是启蒙运动。正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德国乃至欧洲的思想家们，开始较为深刻地接触和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并且一度将中国视作理想国而大为称颂，经过他们的研究、推介，孔子、孟子等中国的哲人和他们的著述进入到欧洲人民的视野。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他曾经这样说，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极有教养，可是谁会料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民族在文明生活的准则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对中华民族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体会到此民族正是这样的民族。莱布尼茨的话代表了当时欧洲思想界、文化界许多人的想法，他们认识到，在欧洲文明之外，还存在着另外同样发达的文明，要求能够与中国有更多的交流以获得变革社会的助力。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学者们同样也渴望能够对地球另一侧的文明有更深入的认识。在《启蒙的艺术》展览入口的地方，引用了四百年前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继之140年前，清末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关注启蒙运动，他们创办报刊，撰写著作，大力宣传启蒙思想，将其与爱国、救亡紧密结合在一起，试图借助启蒙的力量改变现状，振兴民族。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欧洲的文学艺术作品也纷纷传入中国，歌德、席勒等名字在中国深入人心，其影响与地位并不亚于在德国本土。
当历史翻过近代这一页，当把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今天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人类更加应该不断探索、反思，需要深入地开展不同的文明对话和思想的碰撞，因此，在今天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背景下，人文领域特别是文化艺术的交流合作成为中欧、中德关心的重要内容。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以及墨卡托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启蒙的艺术》展览和“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是中德两国文化机构之间合作的典范，我对此表示赞赏。公共博物馆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启蒙运动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相比博物馆当时单纯的收藏和展示艺术品或对民众进行美学熏陶的功能，今天的博物馆已经发展成为人类文明、技艺等传承创新的重要领地，既是大众启迪智慧、陶冶情操、欣赏艺术的文化休闲的理想方式，也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公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平台。中德双方通过博物馆界的合作，在艺术上相互认识，通过合作彼此了解，然后将交流的成果推向整个社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分享，这本身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更是一个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交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坚持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大力推进文化开放与交流是最为强烈的时代精神。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所以延绵不绝、生生不息，并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同缔造、共同繁荣发展的结果。历史上，中国独有的儒家、道家以及中土化的佛家的思想哲学传至东亚邻国，同时又大量地吸收和改造印度的佛教文化和近代欧洲的文化精髓。开放与交流一直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外交动力，他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和友谊。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启蒙的艺术”展览和“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也正是要把这种已有悠久传统的交流和对话持续下去，并且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衷心祝愿，《启蒙的艺术》展览和“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启蒙之对话”论坛第一场的现场（上半场） 主持人：
谢谢蔡部长精彩的演讲，下面请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先生致辞。
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摄影：董清）
施明贤：
尊敬的韦斯特维勒部长先生，尊敬的蔡武部长先生，亲爱的吕馆长，亲爱的伯恩哈德·劳伦茨，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1783 年将启蒙的实质定义为个体运用理智获得的解放。他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口号，吹响了一场思想和社会运动的进军号角，而这场运动对于现代欧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他任何运动无法比拟的。
启蒙运动往往被看成是欧洲内部的发展。然而如果当时没有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接触，那么启蒙运动也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等学者来说，中国思想家诸如孔子和孟子代表着一种包罗万象的人性和社会图像，可以作为基督教——犹太教思想之外的另一种理性选择。有些人甚至把中国看成是相对于欧洲的另一个世界，他们对中国推崇备至并在与中国的对照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质疑和对未来的构想。 因此启蒙运动也是早期文化碰撞的结果，因为启蒙运动的杰出先驱们满怀自信和虔诚，创造性地向奇异的未知世界敞开了胸怀。
我们举办这个大型展览和“启蒙之对话”活动就是为了秉承这一启蒙精神。
我们愿与中国朋友一起以启蒙精神为导向，以开放的态度并怀着相互了解的愿望，放眼未来。
在世界新格局的形成进程中，相互信任和相互了解的愿望对于避免误解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能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成为合作伙伴，我们必须要更好地相互了解和理解。在存在不同出发点和不同观点的问题上，如实现个体人权的问题，同样并且尤其需要这样。
这种理解只能通过会谈、对话、讨论来实现，特别是两国公民社会之间的会谈、对话和讨论。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朋友在举办艺术展览的同时举办“启蒙之对话”系列活动的初衷。我们期望通过对话和讨论获得开放性的、增进彼此了解的接触，这些接触正如过去的启蒙者所理解的那样，是世界各国相互交织的先声。
在此，我感谢国家博物馆，特别是您，尊敬的吕馆长，感谢您从一开始就秉着名副其实的启蒙精神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个对话。
感谢墨卡托基金会， 这个独特项目的举办离不开该基金会、特别是伯恩哈德·劳伦茨先生的投入和奉献。
我还要特别感谢您，（韦斯特维勒）部长先生，以及您的前任所给予的支持。您本人对这个议题的高度重视令我们很受鼓舞。您出席今天的开幕式本身就强调了您和联邦政府对于与中国发展密切伙伴关系以及进行坦诚对话的高度重视。
我深信，未来12 个月的展览和对话，定将使我们的伙伴关系得到新的提升。 （韦斯特维勒）部长先生，现在请您给我们讲话。 主持人：
下面请允许我荣幸地邀请古多·韦斯特维勒先生发表演讲。
古多·韦斯特维勒（摄影：董清）
古多·韦斯特维勒：
尊敬的蔡武部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昨天我们在这里为《启蒙的艺术》这个大型展览举行了开幕式，而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进行进一步对话，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对话的主题是启蒙、启蒙时代、启蒙的价值、启蒙的思想以及对于今天来讲
启蒙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首先感谢蔡武部长，感谢中国文化部，同时，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我也感谢墨卡托基金会，没有你们共同的努力，我想这个论坛是不太可能如期举行的。
我们希望能够同中国社会进行一个坦诚、积极的交流，这种交流不应该仅仅是针对某一类专家，而是面向有兴趣的整体中国公众。我感到高兴的是，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参加这个活动。通过今天这样一种“对话”形式的论坛，希望得以推动一个讨论进程，而它的影响应该远远超出展览本身。
30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通过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的禁锢，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焕发了活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很短的时间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都得到极大的提高。有上亿的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活力的中国中坚阶层。这个中坚阶层的人数在不久之后将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实际上，随着中坚阶层的增强，社会也会越来越公正，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坚阶层是凝聚社会的主导。实际上无人不为中国的复兴所折服，大家非常钦佩中国人勤奋、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人民完全能够为自己的伟大成就而自豪。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去除城乡差异、缩小贫富差距等。同时，温总理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的意愿，将中国的改革继续下去。我想，这样的路径要想成功，政策关注的核心不再是意识形态，而人应成为专注的重心，这样才能为所有的人带来意义，作为公民才有可能来决定自己生活的目标。
今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旅行、接受教育、进行贸易，从而释放人们巨大的活力和创新力。所以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中国这种欣欣向荣的推动力。中国几十年开放的道路，使我想起我们自己的历史，但是，中国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在欧洲需要我们几百年才能走完。如果我们今天来回顾启蒙的话，我们自身认为，启蒙并没有被圈定在历史的某一个进程或者阶段中，这是个认识的进程，并不能一帆风顺，而是时常反复甚至失败。走向法制、富裕社会的道路并不是现成的。而启蒙预示了思想史上新的阶段，启蒙思想就是要促进人本身的思维，而且要促使每一个人对已有的思维惯性进行批判。在这样的进程中，理性被大家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断主体，实际上，理性奠定了个人自由的基础。它使人们的主体权利得到保护，而且使现代国家服务于全体公民，这一点在我们的展览上也能够体现出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教育，新的科学领域不断发展，诸如康德、莱布尼茨、洪堡等，实际上都是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对理性的信赖，实际上对欧洲
18、19 世纪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个时代为今天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启蒙的价值并不是欧洲的专利，世界上很多其他大洲的思想家也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当然启蒙同样受到各大洲有益思想的影响，中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哲学家也熟悉孔子的著述，通过孔子的思想，我们认识到理性以及一种负责任的治国方法，这是良好的治国思想。我们认为，启蒙的价值具有普世性，自由、民主以及法治国家，是我们理政非常重要的导引。我们也深知，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单一性，今天很多国家都在寻求现代化道路，对这些国家而言，向往的正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虽然走的路不太一样，某一些国家可能走得顺畅一点，一些国家走得艰难一些，每个国家因为各有其历史而有所不同。每个国家都应该对其他国家表示应有的敬重。德国崇尚自由、崇尚民主、崇尚法治国家。如果回顾启蒙，我们就会深知启蒙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成果。当我还是30 岁左右的青年人时，见证了中、东欧发生的剧变。作为德国人，我们感到非常幸运，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和平剧变，类似的剧变还席卷了整个欧洲。其实柏林墙并不是自然倒下的，是被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们推翻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人们的尊严能够得到尊重，稳定与此并不相矛盾。我们觉得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一个自由、多样的社会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稳定。一个社会如果不自由或者它的统一是被强迫的，这个社会就可能出现不稳定，而且会带来压迫、带来停滞。许多欧洲之外的国家，包括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殖民统治，殖民统治实际上是欧洲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在欧洲，人们在为自己的独立进行斗争，但是在欧洲之外，他们却将很多人置于奴役和剥削之下。所以，如果回忆殖民时期的话，很多人对西方人致力于人权持怀疑态度，他们比较担心这些人会利用人权，把它作为控制他人的工具。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是我们的最高价值，也是我们德国在黑暗和痛苦的历史中摸索出的经验。这一原则，实际上约束着整个德国的政治和政治家，约束着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也约束着我们为人权所进行的抗争。人权的保护并不是针对某些人或某些国家，相反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稳定、发展。人权也被写入中国的宪法之中，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的一大成就。
胡锦涛主席在今年1 月份访美时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在人民社会权利的发展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德国对此表示欢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和中国进行对话，包括政治自由权利的对话。因为我们的制度、看待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太一致，我们会在很多问题上持不同观点。比如，德国有一些人对死刑、对处理政见不同者的方式等问题，持批判态度。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多对话，我们所进行的对话是相互尊重的对话。在这次访华过程中，中国政府所给我的一个很好印象是：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法治的意义，包括要整治腐败。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在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过程中，对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给予一定的建议。我们今天的世界会有新的问题，要求我们寻找新的答案。人权包括人的基本权益的保护，是一个永续的任务。
在德国，人们也经常讨论，在网络世界里如何使个人隐私受到保护，英特网不可能成为没有法律监督的空间。英特网的开放性也是一个问题，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里带给我们非常大的挑战，今天的世界，大家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信息量也越来越大，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单独迎接挑战。我们自己觉得，英特网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风险，而是机遇。没有英特网，过去这些经济快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运用英特网在学校进行教育，也使得经济和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快捷，英特网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公共空间。我们能够借助英特网进行交流，这也在加强我们的公民社会，我们自身明白，发展良好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久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快速地使用英特网来发展自己。
现在世界上使用英特网的人达到了20 亿，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在全球化进程中，英特网是关键性的技术。英特网的开放性本身具有极高的价值，在我们今天进行现代启蒙的时候，英特网无疑是一个助推器。在欧洲启蒙时代，书、报是促成当时人们生活发生变化的媒介，借助这种媒介，欧洲社会产生了新型意义上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我们也知道，形成一个开放的具有批判性的社会并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无论中国还是德国都如此，但这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怀疑已经接受的东西、质疑被大家肯定的东西，这种态度会为社会带来进步。一种怀疑的文化，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助推器，会令我们好上加好、优中更优。我们如果不允许别人抱有怀疑态度，不仅不可能获得稳定，相反可能会带来阻滞。孔夫子的思想给欧洲的启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在社会中的升迁不应该是由家庭背景来决定，而应取决于他在教育和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每个人都应该有通过教育发展自己的可能性，实际上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人决定自我生活的关键，教育使我们更宽容，使整个社会更开放。事实上，个人受到良好教育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会受益。
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中，决定一个国家稳定及其成就的，并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一个一流的教育体制、一个公正的教育体制、一个具有贯通性的教育体制。现在，德国大学里已有2.5 万多名中国学生，是德国最大的国外留学生群体。我们已经有400 多座德国大学与中国的大学签署协议，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对于德国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文盲的数量极大地减少。中国人民热情好学，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又可以向中国人民学习。教育是一种态度，在启蒙的时代大家对于未来、对于进步持乐观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今天而言也应该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冷战时期，很多人觉得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而现在看来两极的终结实际上是启蒙的胜利，很多人都作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本身认为，通过暴力不能使启蒙的精神得到传播，而启蒙也不可能被暴力所抑制。每个国家走的道路不太一样，启蒙的路径也不尽相同。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启蒙的路径和欧洲、德国的是不太一样的，每个国家会找到自己通向启蒙和现代的路径。我们并不是处在历史终结的时代，而是处在未来开始的时期，我们需要好奇心，谁好奇谁才能赢得未来。这包括彼此间的好奇以及我们在今天“启蒙的对话”中展示出来的好奇，我们自身认为这种好奇是中德关系具有最美好未来的一种保障，我非常感谢大家。
我本人不但希望本次展览取得圆满成功，希望“启蒙之对话”系列活动也取得圆满的成功，更非常高兴能为这个活动做出贡献，为中德友谊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谢谢。
吕章申馆长向德外长韦斯特维勒赠送书法作品（摄影：董清）
主持人：
感谢韦斯特维勒博士刚才发表精彩的演讲。为了感谢韦斯特维勒副总理兼外长对于两国博物馆交流做出的贡献，应施明贤大使的再三要求，我有一件书法作品送给总理阁下——“中德友谊之树长青，祝启蒙的艺术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蔡武先生、古多·韦斯特维勒博士的精彩演讲，下面请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主席伯恩哈德·洛伦茨先生致辞。
伯恩哈德·洛伦茨（摄影：董清） 伯恩哈德·洛伦茨：
尊敬的蔡武部长，尊敬的外长，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非常高兴、非常荣幸，终于盼来了这酝酿了很长时间的展览，我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我要讲的是，我们共同做了“启蒙之对话”的论坛，今天在美妙无比的博物馆中迎来了开幕。非常感谢我的伙伴：三家德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墨卡托基金会的同仁们，他们在协调和组织当中做了非常多的贡献；感谢各位先生：施明贤先生、马丁·霍顿先生还有朗宓榭先生，虽然朗宓榭先生没能参加今天的活动，但是如果没有他作为中德专家筹备小组的组长，我们也很难做出这样的活动。
女士们、先生们，墨卡托基金会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三年前，深受一种思想的鼓舞，我们希望举办一个非常大型的展览并推动从属和延伸的项目。什么是启蒙？其实它象征着我们的能力和意愿，一种找到新的答案、新的路径的意志，我们互相交流理解、克服谬误的意志。吕馆长也说了，我们了解启蒙是一个进程和过程，因此我们把这个系列的活动叫做“启蒙之对话”。哈贝马斯说，启蒙是现代未竟的事业，需要我们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就此进行交流。
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对话的力量。在过去两年当中，每当我们拟定了项目，开展的这类对话都是非常扣人心弦的，墨卡托基金会希望支持人与人之间及思想之间的交流。我们认为，只有携手一道才能找到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的一些途径。过去两年中，我们的伙伴和朋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你们的开放和友好，使我们可以找到共同接受的方案，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我们来到这里。中国将给21 世纪的世界打上烙印，而德国作为欧洲的一部分，同样愿意并且也将为21 世纪打上自己的烙印。我想我们都需要以具有远大前景的教育和科学作为现代的持续的基础。大家非常清楚，中国有数千年悠久的文化，而且你们的发展之路是一条能给所有人非常重要影响的成功之路。在德国和欧洲，以及中国和欧洲，德国和中国之间，通过启蒙的对话，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认为启蒙是具有当下性意义的一个主题。启蒙是什么？康德曾经说过，启蒙就是人们脱离了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我们要进行自由的讨论，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们就是要来进行启蒙的对话，谢谢大家。 下半场
主持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
“启蒙之对话”论坛现场（摄影：董清）
主持人：
“启蒙之对话”论坛第一场下半场现在开始。首先我介绍主席台上的嘉宾：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先生，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先生，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总馆长米歇尔·艾森豪威尔先生，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馆长马丁·罗特先生，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馆长克劳斯·施恩克先生。
昨天在开幕式上，罗特馆长代表德方的三位馆长在致辞中曾经引用了一句中国的成语： “一山不能容二虎”，后来他作了解释，以“一山容了四虎”来形容本次展览的四馆合作，但今天我们的论坛“一山容了六虎”，中德双方各三位馆长的对话将为我们“启蒙之论坛”第一场以及持续一年内的每一场带来一个很好的开头。给予这次论坛以重要贡献的朗宓榭教授，作为德方专家组成员，他为本次论坛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本来要代表专家组在这里介绍本次论坛的源起，但遗憾的是他身体不适，他为不能来到北京而感到非常痛心。这里我代表我们专家组成员，遥祝他早日安康。
下面请墨卡托基金会柏林艺术中心主任，代表朗宓榭教授宣读他的书面发言，介绍论坛的情况。
安德鲁·威肯斯（摄影：董清）
安德鲁·威肯斯：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 上午好！
我很荣幸能够在此对由墨卡托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启蒙之对话”的论坛系列活动的设想和思路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启蒙之对话”是昨天开幕的《启蒙的艺术》展览的延伸活动。艺术展把德国多家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展现给中国的观众，而对话系列活动则将以中欧对话的精神、以多维度的视角，来再现启蒙思想。我们的出发点不是为艺术展做诠释，而是希望激活展品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启蒙之对话”的基本观点是，启蒙运动虽然是欧洲
18、19 世纪的一个单元的历史事件，如展品所展示的那样，但同时又是一个无处不在、每个阶段都可能出现的普遍现象，可谓是一个人类学上的常量。康德言: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在此，我们不应该把这段话简单地看作是康德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启蒙的定义，而是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的一个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每一个文明、每一个传统都有可能获得启蒙的经验。而对话，有时也以讨论甚至争辩的形式出现，是启蒙的标志。遵循康德的教导，不依赖别人的引导来运用自己的理智，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我们理智运作的结果进行交流，加以讨论。欧洲启蒙运动是这样一个例证，中国的五四运动的一大特点也是对话和辩论。对启蒙运动的这种理解不仅不排斥各种各样的启蒙观念，而且恰恰促进各个看法的生成。
由于时间关系，仅举一个例子：德国当代哲学家Karthaus 认为“欧洲的启蒙不是一个具备同样思想和同样信仰的人的一个内在统一的运动”。比如卢梭就对启蒙运动中某些领袖的进步乐观主义持批评态度，而这也是启蒙的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的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对话原则：今天开始的论坛共有五组活动，平等是论坛的基石，没有一个论坛只是单向关注西方的启蒙，每一个论坛都以当今的中国和欧洲为主题。
在今天的论坛，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中德博物馆馆长之间就《启蒙的艺术》展览的合作，这可以说是“制作展览”的经验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双方持续的对话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在第二个论坛中，我们将对“艺术和启蒙”进行反思。我们不仅要对启蒙时代的艺术进行探讨，也要讨论在艺术创作中，启蒙的概念究竟有什么内涵。启蒙，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归根结底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为中国的启蒙专设一个论坛，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论坛，就显得尤为重要。显然，康德所特别注重的人的理智的力量，在中国悠久的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彰显。
没有启蒙，就没有现代，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但是我们所谈论的现代，真的是同一个概念吗？而我们是不是也在承受现代的某些后果？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是否也在抱怨精神传统的丧失？这些问题将构成第四个论坛的核心。
没有启蒙也就没有现代科学，这一点我们似乎置信无疑。但是人类知识的发展 可以回溯到比现代科学要古老得多的年代。不同文明中的知识文化将是我们最后一个论坛的题目。
此外，我还想提醒大家关注墨卡多基金会组织的一系列小型的聚会，这个构想受到了“沙龙”这个古老的形式的启发。沙龙曾经在欧洲对讨论这种社会形式有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样在中国，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南北朝，萧子良的“竟陵八友”，一起探讨书法、艺术、儒学、佛学。墨卡托基金会组织的各组沙龙活动，将持续到2012 年3 月，并将讨论教育、语言、妇女解放、历史和社会框架下的艺术、历史记忆、理性和政治哲学等话题。
最后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参加策划的同仁，尤其是我的中国同事，正是你们在设计对话系列活动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坦诚相待，才让我们之间的对话能够持续不断。谢谢！
主持人：
谢谢朗宓榭教授，以及威肯斯先生，朗宓榭先生作为著名的汉学家，把五场论坛的各方面都作了简要的介绍，希望在场的各位能够在一年的时间之内来继续光顾每一场论坛，下面有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先生作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
吕章申（摄影：董清）
吕章申：
尊敬的德国三位馆长，我亲爱的朋友，尊敬的台下两位德国老馆长，也是我亲爱的朋友，还有中国的两位馆长也是我的老朋友，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学者：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加“启蒙之对话”论坛。经过数年的策划和准备，《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已于昨天在我馆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联合向中国和世界观众奉献的一次艺术盛宴。这次展览展出展品近600 件，绝大多数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名家名作，也有部分20 世纪大师的作品。整个展览展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品级之高，以及展览所受到的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必将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国家博物馆历时近四年的改扩建工程竣工之后，重新开馆的第一个国际交流艺术大展是《启蒙的艺术》，这在国际博物馆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窗口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不仅主导我们的发展方向，而且也为我们未来在国际博物馆界的更大作为奠定了基础。
发轫于
17、18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将欧洲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人类思想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使像中国这样处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国家受益，所以，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看到了启蒙与中国的关系。在把启蒙理解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把中国思想史上特定时期出现的启蒙现象放在国际文化背景中考量的时候，20 世纪开始的中国启蒙运动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运动，也为近代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反映在文化上，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912 年，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筹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可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就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产物。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文物标本的意义。它把过去为帝王所拥有的艺术品变为国家所有，把过去文人在书斋、庭院中把玩的艺术品引进到了公众领域，启蒙的意义如同欧洲在启蒙运动中将艺术解放出来一样。如果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把教堂中的画匠从教堂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投身社会的画家，那么，在以启蒙为特征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世代恪守画谱的画家也走出了画室，投入到新时代的新生活之中，为20 世纪的中国画开创了时代新风。与之相关的是，当1926 年国立历史博物馆开馆时，在故宫午门之上，开幕当天就有4 万5 千名观众参观了展览，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盛事。启蒙所带来的个人思想上和社会生活上的变化，也影响到艺术的生态。无疑，博物馆在中国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百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如此的规模，已经令世界瞩目，也反映了启蒙的思想和精神给与我们的持之久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选择了“启蒙”这一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作为展览的主题，借助于此，将我们新的发展定位中的“历史”和“艺术”结合起来，并将我们的展览带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的成功举办，是日益广泛和深化的国际博物馆界交流与合作的一个缩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博物馆界的交流对于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又是一个可以对话和值得对话的特别的话题，是我们博物馆界的同仁都必须面对而又有经验并能够面对的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来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在国际交流中获益。因为有了交流，我们所反映的公众文化权益得到了保证。像中国这样社会发展比较特殊的国家，博物馆长时间来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缺少国外历史和艺术方面的收藏，因此，难以依靠自身的藏品来策划关于国外历史和艺术主题的展览。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公众要了解西方的艺术，只有亲自到国外才有可能大饱眼福。而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使得许多西方美术史专业的教授都没有机会到国外的著名博物馆中欣赏他们在课堂中讲解到的原作。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博物馆的事业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今天，我们的公众不需要走出国门，就可以看到来自德国三大馆的收藏，就能够通过这些艺术品而启发认知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而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昨晚在本馆的成功演出，以启蒙在音乐方面的影响，来诠释启蒙运动在社会中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也将国际博物馆界的交流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以“历史与艺术并重”为发展定位和以“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为目标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了能够在收藏、展览、研究、教育等方面以高水平服务于社会和公众，只有借助于国际交流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还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博物馆进行广泛的交流，我们还会挖掘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或有广泛影响的内容，组织像《启蒙的艺术》这样的高水平展览。当然，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在引进展览的同时，也会积极地向世界各国推出我们自主策划的展览，让世界各国人民通过我们的展览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
可以说，我们的交流不止于展览。在本馆与德国三大馆进行展览合作的同时，还以《启蒙的艺术》展览为平台，展开了其他领域的合作。双方在科技保护、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合作也日趋紧密。2010 年，一个旨在帮助博物馆青年学者拓宽视野、提高能力的交流项目也已经展开，首批国博的年轻学者完成了在德国的课程，今年则将会有来自德国三家博物馆的青年学者到国博来进修。
交流也绝不是你来我往，而是过程中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如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展的关于启蒙的对话一样。处于不同文明传统中的博物馆事业，可能在表现社会和文明的方式上不尽相同，或者在表现人文和自然的形式上大相径庭，但是，通过交流中的对话，就能够增进了解、促进融通，从而体现各自价值观之所在。
中国春秋时期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曾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新国博是我们脚下新的千里行程的开始，《启蒙的艺术》是我们未来进行广泛国际交往的新的起点。因此，我们不仅有着对美好前景的期待，而且还将为之不懈地努力。
最后，再次感谢远道而来的三位德国的馆长，以及在场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感谢本次论坛的合作伙伴德国墨卡托基金会。谢谢。主持人：
谢谢吕章申馆长。在吕章申馆长发言的时候，台上的五位馆长陷入沉思之中，因为吕章申馆长提出了关于启蒙与中国，启蒙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启蒙带来的文化交流等问题，特别是谈到国际博物馆界的交流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这将成为本次论坛的一个主题。
首先有请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总馆长艾森豪威尔先生，发表他在这一主题下的看法。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有一个亚洲馆，在致力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米歇尔·艾森豪威尔（摄影：董清）
米歇尔·艾森豪威尔：
在柏林国家博物馆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亚洲艺术品的陈列，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丰富的馆藏。我们一直都在探寻藏品的原产地，比如我们的馆藏若来自中国，我们就要和它进行非常密切的对话。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对话的深入对于加深相互理解作用重大，这都是建立在互惠或者是双向的基础之上。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们开展了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项目。在柏林，20 世纪初时发生过两次很大规模的探险。我们知道了中国西北的丝绸之路，便去吐鲁番进行了一次探险之旅。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上有一处令人称奇，我们在那挖掘出很多著名的绘画，带到了柏林。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历史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画作没有被认真科学地研究过，因此，我们担负起对重要绘画进行科学研究的使命，也和中国同事一道从事这样的研究，比如说，莫高窟的洞窟里有什么样的画藏，哪个洞窟里有哪些画作等等。可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达到了最高水平，另外还包括文物保护的问题，具体到这里是艺术品尤其是画作的保护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使相互之间的研究更为深入。在柏林，要进行文物保护，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来自中国的重要画作的保护。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们在未来会有更多的理解。
主持人：
谢谢艾森豪威尔教授。马丁馆长是我在中国美术馆任职期间的老朋友，他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展览的交流，下面有请马丁馆长。
马丁·罗特（摄影：董清）
马丁·罗特：
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我认为当前中国呈现出了一种活力，尤其最近十到十五年，更呈现出其他国家没有的发展活力。正是十年之前，我和同事们在上海与陈（燮君）先生曾经有过对话。当时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十年上海会有数百家博物馆建立起来。当时的中国美术馆在国内是比较重要的，但在国际上，中国美术馆还不是那么声名远播。1999 年，陈平先生把德国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带到了中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奏响了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序曲。从路德维希先生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画作之后，我们就无法停下来了。
十年前，我和陈（燮君）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是要发挥先锋和开拓者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呈现的这种活力，正体现在我们博物馆的工作领域中。这并非玩笑，中国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德国）也有很多的国际性项目，就像艾森豪威尔先生那样，可以说也举办了很多引起轰动的大型展览。 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活力并不一定能够使得大家对于文化和教育工作有更深的认知。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举办很多这种大型展览，其中一些还不乏亮点。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紧密的合作。最近几天中，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我就谈到合作所起的牵线搭桥的作用。对话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化的机构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系，要进行对话，要进行争辩，要进行争吵。这些年，我们非常友好地进行合作，包括能够做《启蒙的艺术》这样的大型展览。在现在的背景下，我们要开展共同的研究项目，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共同挑战。当然，有很多是语言方面的问题。我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来不及完成的，下一代人都可以做到。我认为，我们要从共同的切入点找到共同的议题。我要给大家提的建议包括批评就是这样，总之我认为启蒙的主题词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谢谢马丁·罗特馆长。我认为他提到的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这就是德国的路德维希的捐赠，使中国美术馆成为国际知名的美术馆。当然罗特馆长刚才说了，论坛要引起争论和对话，我想，中国美术馆在国际上知名，不仅仅止于路德维希的捐赠，这一点我想请教范迪安先生。因为范迪安馆长是中国美术博物馆界从事国际交流比较多的馆长之一，你能不能认同他所说的这样的捐赠给予国家美术博物馆的影响。
吕章申：
在范馆长没说之前我插一句话，路德维希教授捐赠作品，当时我是美术馆的副馆长，是我和杨力舟先生、陈平先生共同促成的这次捐赠。
范迪安（摄影：董清）
范迪安： 谢谢主持人，特别高兴今天能够和这么多的德国馆长坐在一起，不仅是见证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开馆之际形成这样的中德之间、中国和国际间的广泛交流，尤其是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回首过去十年来，经过21 世纪以来中德双方通过博物馆这样一个平台来建构起一个宽广的思想与文化交流的空间。
因为，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可以通过很多渠道的，如音乐艺术、表演艺术。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德两国之间，透过博物馆，透过艺术展览，透过博物馆人才相互培训等等这些方面，打开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广阔空间。我觉得这在中国博物馆自身历史上也包括在博物馆的国际交流上都可以说是杰出的典范，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特别多的一种感受，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在谈到两国博物馆交流的话题下，我也特别和大家一起回首中国美术馆和德国三个大的艺术类博物馆在过去几年里有过的深度交流。我们曾经在2009 年成功举办了德国浪漫主义的绘画展和里希特个人画展，这也是在艺术类的项目里面非常充分和深入的交流。当然再往前一点，就涉及到刚才罗特先生以及吕章申馆长提到的，彼得·路德维希夫妇对中国捐赠的一批现代作品。毫无疑问，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境内所拥有的西方艺术品是少之又少，相比起在西方国家那么多博物馆里面有东方馆、亚洲馆，甚至有中国馆，有那么多的藏品，显然是大相径庭。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面也包括了国家之间、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焦虑。但是，在今天一个新的形势下，彼此分享不同国家的文化和艺术成果，成为我们大家的共识。所以，路德维希夫妇对中国捐赠的艺术品，的的确确使中国拥有了一批国际现代重要艺术家的成果，这些艺术品在中国美术馆有过陈列，而且这些年我们在中国各地很多博物馆举办过巡回展出，让大家看到了不容易看到的西方现代艺术。
我自己在和朋友介绍中国美术馆的时候，我也特别说到，中国美术馆以为骄傲的是拥有包括四幅毕加索原作在内的一批现代作品。当然，我们也在不断补充西方现代和当代艺术的收藏。但是，一个博物馆，最重要的建设还是要更多从自己本土的文化艺术的遗产和当代艺术的创作成果中来找到主题，形成展览项目、教育项目、推广项目和文化交流的项目，这些年来我们非常注重和国际上许多博物馆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拥有藏品是立馆的资源，但是，更重要是如何把这些资源打造为有主题意义的展览，和以展览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高度评价《启蒙的艺术》的大型展览，它是由德国几个博物馆联合打造，也包括与中方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策划展览和实施展览的模式，也给今天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国际博物馆交流提供非常好的一种模式。因为以往的交流中，两馆之间是比较多的，跨馆就不容易做了。双方共同构想主题，来判断这个主题对于当下文化、当下社会的作用，这就更不容易了。在这样的意义上，《启蒙的艺术》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非常多的艺术作品和文献，更重要是这样的博物馆合作机制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也是更多的中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包括我个人，所需要寻求的方式和方法。 还要说到，这个展览的的确确在展览的策划构想上很好地反映了21 世纪以来博物馆展览的新趋势：一方面调动多种展品，另一方面形成展览自身非常有学术性和文化性的结构。这个展览不仅题目是有意思的，是有今天的当下性的，而且这个展览结构上有很多的板块，有展品的介绍，非常具有博物馆的专业性，而这个专业性是能够面向大众阅读的。甚至包括在展品的选择上也是非常精彩的，没有一个博物馆把自己看家的最好的作品都拿来，但是搭配好展品的关系，这就是智慧，这个展览有这样的智慧。
我特别欣赏这个展览在启蒙的主题下，把展品延续到现代和当代，这就是展览的最后一个板块：启蒙在当代，包括博伊斯等很重要的现当代的艺术家的作品，虽然量不是很大，但非常说明问题。说明一个主题延续到今天，既有对于历史的再认识，更有作用于当下的文化交流与对话。这个展览的含量显得特别大，相信这个展览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最后一个感想是，这个展览最后的作品是博伊斯的，他的作品很简单，是一个灯泡加柠檬放在一起，这很好地反映了观念性艺术的特征。作为这个展览的最后一件作品，似乎意味深长。因为灯泡是科技的成果，柠檬是自然的象征，两者放在一起，就成为了艺术。更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提示我们，当我们看到以科技发明为代表的理性之光的伟大作用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然会永远散发出引人入胜的光芒而使得我们不断尊重它，从而得到新的发现。谢谢。
主持人：
谢谢范迪安馆长。罗特教授在发言中还提到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提到和他交往的过去，下面有请陈燮君馆长。
陈燮君（摄影：董清）
陈燮君： 非常高兴，一天的时间，印象太深刻了，感受也太深了，启迪也太深了。我简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昨天到现在，我感到的是《启蒙的艺术》的展览意义，这非常简短，两句话：四馆联合，展期一年、活动一年；层次之高，大家响应热烈。如果说新的国博是新时期、新启蒙的一种标志性的建筑，《启蒙的艺术》展览和“启蒙之对话”系列研讨是这一时期的新的文化艺术的主题和良好的起始。
我们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的30 多个年头当中，我们读的书，我细细排列：从《激进的春天》到《科学革命的解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世界是平的》，到最近的一本书《中国的震撼》。我想，很可能通过这一年的活动，在吕馆长的领衔下，会出现同样一本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的书，可能就是《启蒙的艺术》或者是《启蒙之对话》。我想，这本书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吕章申：
我非常赞成陈馆长代表我们博物馆界的表态，我们也为此而努力。
陈燮君：
第二个观点是“启蒙之对话”的学术意义。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哲学、艺术乃至于社会整个的发展当中，科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根据我的爱好，展览当中绘画的作品显然光是认真地看还不够。我也关注到在昨天的展览当中，科技和科技精神对于启蒙时代的到来、对于今天中国的重要意义。在欧洲文明之外，昨天的展览告诉我们，发现了中国文明；今天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发展中的中国也认识到了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对于思想解放、对于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刚刚蔡武部长讲得非常好，公共博物馆本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今天的中国博物馆，应该说新一轮的博物馆建设这种文化现象是方兴未艾。今天，就我们的主题进行对话，在展览的背景下进行一种思考，显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个观点，启蒙对话的实践意义。从上海博物馆来说，刚才罗特馆长也讲了，近十年来，德国的博物馆和中国的博物馆之间，大家还是频繁往来。我这几年有一个感受：中德之间的博物馆交流，应该说作为交流来讲起步不迟，但是作为博物馆之间的实践性的探索，起步也不算早。但是，中德之间的博物馆文化交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实践性，要么不起步，起步之后起点很高，而且像这样大的研讨、展览，应该说在近年来中国和外方的文化博物馆事业的交流当中，都是在历史上留得下它们的足印的。 从上海博物馆和上海世博会的实践当中，我们也感受到和德国这几个博物馆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文化震撼，因为自己为上海世博会也投身了八九年的时间，作为世博会的总策划之一，这还是在表面上的。经过近四五年对两馆的打造（城市足迹馆和世博会博物馆），在得到国内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我们国内同行大力的助推以外，来自于德国的助推作用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比如说我们在巴比伦伊斯塔城门的展览当中，从德国柏林博物馆的保藏中，搬来了一座大狮子和一条龙，使我们再现两千多年前巴比伦的伊斯塔的城门。正是这些文物的历史见证，使得我们这些展项能够非常挺拔地站立在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的园区之中。正是来自于德国西方宫廷、民间的艺术品，使得中国2010 年上海世博会如此之精彩、成功和令人难忘。在今天的会上除了一并感谢以外，想引出今天的研讨的命题：中德之间的博物馆文化交流，支撑了中国2010 年上海世博会，放在时代的意义上，放在启蒙对话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上非常了不得。
最后讲几点思考，我们今天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启蒙阶段，特别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具有标志性、阶段性的意义。我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取得这样的共识：摆脱经济的贫困，一定要摆脱思想的贫困。中国的文明当然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在今天时代思考意义下，我们还应张开双臂，敞开胸怀，对包括西方对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一些思考，我们应该成功引进。另外，我们讲社会的复兴，需要文化艺术的复兴，需要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理性、创新、开放都是启蒙时代的重要元素，也是今天我们关注的。今天我们讲到的产业链的和价值链的认识，最近体现在很多的场合。我们的时代是思想者的时代，是经典的时代，是选择的时代，我们应该认识科学精神在城市发展当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需要新的一种思想解放、思想启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化艺术文明的一种新气象、新气派。我们从启蒙时代包括我们上溯到文艺复兴时代，城市发展强调一种生命，今天我们或缺的是感恩之心，一种敬畏之心。我想，在今天研讨当中论及的，我们都需要在未来一年当中直面，这就是这一个展览、这次一年跨度的研讨给我们带来的启迪，谢谢。
主持人：
谢谢陈馆长，他特别谈到了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交流方面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下面有请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总馆长施伦克先生。
施伦克（摄影：董清）
施伦克：
我觉得前面几位同事讲得非常好，他们的讲述向我们表明文化的交流对于我们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要给文化以相应的对接，要达到一定的水准。我认为，为什么启蒙对于这个论坛非常重要，为什么选择了启蒙作为我们对话的主题，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话题向世人表明，启蒙核心的问题在我们今天变化的社会中，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如果听一下前面几位先生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在18 世纪的时候艺术实际上是从专制的宫廷中走出来的，是在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后来的19 世纪和20 世纪的时候，艺术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在18 世纪，艺术还是一个工具，是教育的工具，是每一个人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同时，我们自身也知道，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是一个基础，它对于一个变化的社会而言是一种基础，它会改变美学的内容，带来一个社会美学行为的改变。我想，如果将目光投向现代，我们正面对比较大的挑战，今天我们的知识面临比较大的变化，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充分说明大家相互之间进行实质性的交流，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在18 世纪的时候，艺术还经常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外具有表征的意义，时至今日，艺术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意义。我们会问，今天的艺术是不是仅仅是向外展示？我们是否应该把眼光放到艺术品本身上去？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艺术本身并不单单是在反映着当代社会的变革，艺术家也在用自己的能力和智力来塑造新的内容。我觉得范馆长刚刚讲到博伊斯的灯泡和柠檬，是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如何阐释这个作品，我认为需要把艺术表述的方法进行重新审视，艺术不仅是现实的反映，更应该是每个人重新展现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在韦斯特维勒部长的讲话里面也表述过，我们认为教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尊重每一位作家、艺术家和充分的创作自由，我们才能在一个社会上营造一种气氛，使得人们进行平等的交流。
主持人：
谢谢施伦克馆长。 以上中德双方六位馆长就启蒙和国际间的合作对于文化的发展意义作了各自的阐述，我们把启蒙从
16、17 世纪一直延伸到当下，包括施伦克所说的追寻和拷问，这个新的意义有新的理解和不同的追求，当然启蒙的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启蒙本身也蕴含了交流的意义和交流的价值，六位馆长都阐述了他们的观点。由于时间关系，到此告一段落。下面是提问的时段，台下有哪位观众就今天的主题提出看法。
提问：
首先是一个评论。听陈燮君馆长讲到《启蒙的艺术》展览在新世纪非常重要，我觉得特别高兴。我们所有人为这个展览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做一本书，讲我们的“启蒙之对话”系列活动，我们非常愿意支持你们，并进行这样的合作。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提给中方，在策划展览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于未来的合作，以后是不是会更频繁地进行这样合作的项目，能讲得具体一点吗？你们是不是会秉承这次合作，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主持人：
谢谢这位先生的评论，也感谢你的建议，关于启蒙的艺术展览和论坛，一年结束之后，吕章申馆长和德国三个馆的馆长已经有规划，我们会有一个类似文集或纪念集的著作，使得后人能够了解我们今天这样的工作以及付出的努力。
吕章申：
下面我来回答这位先生的提问。我刚才讲了，启蒙艺术的意义三位评价都非常高，我刚才讲，这是国家博物馆一个新的起点。第二个展览，明年（会与）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博物馆（合作）。他们看到德国能办这样的展览，他们很着急，特别是意大利。意大利说我们文艺复兴时期比他们还早，应该我们先做，现在意大利希望10 月份把这个展览办起来。所以说，并不是《启蒙的艺术》之后就没有了，可以说意大利、英国都有这样的意愿。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副馆长也来过，他们想在2013 年做大的展览，我觉得《启蒙的艺术》在我们中德博物馆之间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像这样大规模的四家博物馆的合作，我曾经用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评价，但愿不是，谢谢。
陈燮君：
这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应该和国博资源共享，包括我们这个大展资源，我们上海博物馆愿意共享，接下来会进行具体地洽谈。
吕章申：
对于上海博物馆我们会全力地支持，包括对中国美术馆都会有全力的合作和大力支持。
范迪安： 两位馆长所管辖的博物馆，既有历史的作品还有艺术的作品。中国还有一些完全艺术类的博物馆，就是我们讲的美术博物馆，这里会特别注重时代的延伸，从古代到现代，特别是当代。我举一个例子，我特别希望和德国博物馆包括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朋友，一起来做中德之间在绘画上的现代性或者是当代性之间比较的展览。因为中德两国都有非常雄厚的绘画基础、绘画的传统，而且我注意到德国许多的艺术家到今天仍然不放弃绘画，他们在绘画里面坚守着，和今天泛滥的科技的图像挑战，和已有的那么多风格的历史进行挑战。在这方面，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绘画和德国当代的绘画，有非常充分的对话条件，现在需要博物馆馆长们携手推动交流，使它们能够向大家呈现。
主持人：
谢谢中方三位馆长。我作一个补充说明，刚才提问的是墨卡托基金会的主席，他表示一年之后的出版物由他们提供资金赞助，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提问：
各位馆长好，刚才马丁馆长提到博物馆的开拓性，他说博物馆的活力代表中国发展的活力。我这个问题是（请问）德方的各位馆长，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怎么样对话，你们需要完成更多的是政治任务还是思想的创新？你们觉得在欧洲如何优化美术馆（在）社会福利当中的作用？
马丁·罗特：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仅是要集中精力做博物馆，而且应该有公共服务、学术，应该进行密切地联系形成一个网络，德国有这样的经验。我想，我们新的开始可以树立新的标准。举几个例子，近几年歌德学院在中国做的事情，比如“德中同行”，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把它和博物馆的工作联系起来。陈先生刚才讲到世博的合作，可以从中延伸到博物馆的合作。通过这些项目可以达成相互了解，促进合作与互相学习。还有策展人和学者之间的交流，都可以纳入到博物馆日常工作中来。
不仅博物馆之间要进行交流，共同办展，我觉得还提供了一种机会，可以考虑建立新的组织形式来进一步促进这种交流。刚才讲到了，我觉得传统或者是经典的交流，应该有一些新的结构和新的内容，把它填充进来，这非常重要。
艾森豪威尔：
我作一个简短的补充。我们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作用是怎么样考虑的，我觉得应该秉承这个启蒙的传统，这是我们的遗产，应该秉承下去并延续到当代。我们认为启蒙不是直线性的进程，它应该促使社会不断进行新的思考。我们做《启蒙的艺术》展览，可以说是踏上新的处女地，类似的展览德国还没有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有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办成。恰恰因为如此，博物馆应该有一种触动，有一种强有力的推动，这是一个思想的进程，这样我们才能符合文化交流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二战前就有。我们现在彼此怀有好奇，互相学习，致力于一些共同的事业，在欧洲和德国，这都是我们当仁不让的工作和使命。我们发现了中方同仁给我们留下的一种雄心、一种干劲、一种意志，就是要实行革新。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愿望，要秉承博物馆的传统，把它纳入我们的国际交流当中，这样才能真正成就国际交流。在德国，三大博物馆的所在地有很多人会讲汉语，同时我们发现很多中国同行讲德语，我们非常愿意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尊敬，未来应该这样做。
施伦克：
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我们的共同工作或者说合作，它的基础是什么，无论怎么强调都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信任，这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经历过的。在德国，人们对中国有很多的偏见，对于理解中国很困难。我们博物馆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把德国人对中国的既定思维给调正。给德国人讲中国的活力，要把中方对我们的这种信任带回去，向他们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
罗特：
文化的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对话，我们数年以来都在不同的关联之中，和其他的国家及文化进行对话。我们和中国进行对话的时候，中国的发展速度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中国发展得太迅速了。我们有机会去领略或亲自感受中国的这种发展，把它传播，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展览。启蒙开启了欧洲对于文化的认识，而中国对于这段历史、文化和艺术了解得不够充分，更有必要举办这样的展览。而两国间这种展览的交流，是不是一定要一一对等，这是个问题。中国对于世界各地，对于全球抱有浓厚的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太有必要奋起直追了，我们和中国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希望进行交流，在2010 年的时候，也在艺术、音乐方面有非常好的交流，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搭建一个古代和现代之间的桥梁。希望德国音乐家对此能有所回应，希望能够把它启动起来，让这些长项深深植根到艺术领域当中去。
主持人：
谢谢三位德国馆长的回答，非常抱歉，按照原定的时间已经推迟了20 分钟，可是，我们的话题刚刚开启，我相信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进行对话。最后有请吕章申先生对本次论坛做一个小结。
吕章申：
不能叫小结，还是听了三位馆长发言之后，有感而发。这次中德四个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我有一个体会，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彼此之间的高度信任。我刚才讲了，这三位馆长是我的朋友，台下还有两位老馆长，加起来五位馆长，我到国博六年了，合作了六年，才结出中德这个了不起的文化艺术的成果。我想只要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合作成功，这是我深有感触的一点体会。
这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新世纪的新起点，光是建筑面积大不行，更重要是将来它的软件建设。今天我们的展陈、展览和学术对话，是把国博的设想从现在开始就实践好。同时，将来在国博要设一个常年的学术讲台，我们叫做“国博讲堂”，这个平台是世界性的。今天在这儿是剧场，对面还有一个学术报告厅，大概三百个座位，我们正在作这样的学术规划，历史、文化、艺术，包括考古、美术，包括我们的国学，都会常年在国博形成一个大的讲堂。我们想把世界的专家学者，我们还要把国内的，不仅限于博物馆的专家，只要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有指导意义的学术都引进来，确实建立21 世纪世界的合作。通过博物馆的平台，我们共同为我们的人类奉献我们博物馆人应该做的、应该奉献的一种力量，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