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平台：思想政治工作三思三问
梅棋友
党要增强群众基础，增强凝聚力。这是十六大报告中反复提出的观点，也是近些年来党所一再倡导的，作为党的政治优势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一定要实现这“双增”，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但反观以往，我们却发现思想政治工作在相当一些时候，一些群众不仅不“买账”，反而有逆反心理。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呢？笔者思考至少有三个问题与上述所言紧紧相联。谁该是“重点对象”？ 在我们的一些教材中以及对下要求和实际工作中，常常是把群众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对象。而在日常思想教育中，也常常紧紧盯住群众。从内容的设置，到目的要求，乃至经验总结、效果评定，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司空见惯后慢慢变成职业习惯，变成思维定式，这显然是扭曲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对象。 应该承认，在有些问题上，普通群众确实是重点对象，但就目前比较普遍的情况看，从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起作用看，从眼下党风及干部队伍状况并不乐观的现实看，重点对象不是群众而是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 事实上，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对象的确定，从来就没有固定过，更不是一提思想政治工作就盯着群众，而从来就是依据当时情况而定。反倒在多数情况下，是把干部列为重点。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军创建之初，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队就首先在干部中执行。因而那个时候，不用对普通士兵说太多的道理，他们执行纪律就很自觉，因为他们在学着干部的样子做。而在延安，从领袖到一般干部，都投入到大生产中去，带头耕地，领着纺线，这就是那里的教育，这就是那里的吸引力！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这些，不仅是对干部的要求，更指出了当前教育的重点、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在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谁该是最终“评判员”？ 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好与坏、优与劣，最终该由谁来评判，该由谁说了算，这在我们过去的工作实践中，并非没有误区。有些把领导的表扬作为功绩，有些把上级的肯定作为标准，这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把这作为最终尺度，就陷入了某种误区之中。
思想政治工作归根到底是群众工作，归根到底也是群众事业。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得到了哪些帮助，有了哪些提高，解决了哪些问题，产生了哪些收获，群众最有发言权。即便是思想政治工作“进班子、到干部”做得如何、效果怎样，其评判“官”，也不在他人，而在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评判是公正的。比如前些年在县处以上领导干部中所进行的“三讲”教育，以及近年在农村干部中所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中，干部解决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提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评定的尺度是掌握在群众手中的。正是靠群众的评判，正是靠群众的把关，才使有些地方这些教育取得成效。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意识、市场观念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在哪里、市场在何方？都在群众中。群众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上帝”，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客户”。思想政治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就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好坏、“服务”的优劣，最终都要看“客户”的反应，看“客户”的态度。说到底，这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贯彻不贯彻唯物史观的问题。什么该是出发点？
思想政治工作出发点在那里，这可以得出若干答案，因为可以从不同内容、站在不同角度来思考它。但有一点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提出的，这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把群众的利益装在心中，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党的主张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战争年代，我们党并没有执掌政权，但却逐渐地凝聚起千百万群众同心干，就是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揣心上。试想，如果不关心、不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他能跟党走吗？党对他有吸引力吗？连群众的柴米油盐，革命年代的党，都为群众想到了，这样的党能没有威望吗？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能没有说服力吗？但通观以往，我们的某些思想工作，恰恰在这一重要的问题上，有着较大的误区。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常常是让我们的对象割舍、牺牲利益。久而久之，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便从害怕到厌烦又到反对。而且，更为严重的危害是，给我们的工作对象形成一种印象，似乎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管思想的、就是让奉献的，就是从思想到思想的，不仅不会给群众增加利益，反而只让群众牺牲、奉献利益。基层有些群众总是躲着政工人员，大概个中原因也就在这里。这样下去，思想政治工作的
威望、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何在，很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