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村落，在城镇化浪潮中，正在加速消失。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中国的村庄2000年时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
3月26～30日，来自全国各地上百名乡村建设研究者、实践者和决策官员，齐聚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缙云县河阳村，参加以“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为主题的首届河阳论坛暨2015批判传播学年会。与会代表们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只有美丽的外表，记得住乡愁更多源自其美丽的“内心”，特别是乡村文化和历史的记忆、传承与发扬。遗憾的是，当下中国很多乡村文化已经在混凝土和钢筋的裹挟中被严重边缘化。
在复兴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何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建设好乡村文化就变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毕竟，那里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所在。
乡村文化“空虚”化
论坛首日正赶上河阳村朱氏宗祠举办三年一度的祭祖大典。各地宗亲代表数千人纷至沓来，包括三十六行队、十八狐狸队、推车队在内的踩街队伍，沿街串巷进行表演，当地村民大摆“状元宴”，大街小巷布满餐桌，盛情款待八方来客。
传统祭祖文化在河阳村完好地延续，并不代表在其他各地乡村也存留完好。常年从事乡土建筑调研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高级工程师李秋香告诉本刊记者，不少刻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祠堂，都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几乎无人在里面活动，有的祠堂甚至变成了牛、羊等家畜待的地方。
不仅如此，乡村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村落，在城镇化浪潮中，正在加速消失。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中国的村庄2000年时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
经过历史多次洗劫，还残留在乡间原野的传统文化余脉正在衰落。很多传统的风俗、礼仪、表演艺术正在面临失传危机。
不过，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文化生活方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广覆盖，农村人可选择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多，如看电视、听广播、看书读报、上网、打牌、跳广场舞等。
但是，本刊记者在农村调研发现，有些文化设施并不受农民“待见”，背离了文化惠民的政策初衷。缙云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局局长沈挺峰对本刊记者说：“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应该是让有需求的农民，均等享受文化服务，而不是设施全覆盖，平均化。农家书屋在一些大的自然村还是有效果，可是对一些小村，同时也是山村的地方，出外打工的人多，我们把桌子、凳子、书架、书都送过去了，结果没人看，所以它们就常年关着门，里面也落满灰尘。”
此类情况并不独见，本刊记者调研中还听到一个故事，在一个送电影下乡的放映现场，只有一个老人，放映员说：“大爷你也回家吧，很冷啊。”老大爷说：“我回家了就没人给你锁门了。”
浙江财经大学博士洪艳以浙江省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农村文化礼堂”为对象，研究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洪艳在调研中发现，文化礼堂虽然改善了村庄的文化生态，为村民的文娱活动提供了公共空间，但是村民的参与情况和活动室的开放情况却不容乐观。有些礼堂只在领导检查时才开放，村民也认为文化礼堂跟自己关系不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农村群众更愿意去宗教场所参加规律性、仪式性、平民性的活动。
清华大学博士沙垚告诉本刊记者，他在陕西农村调研时惊讶地发现，现在农民有钱买智能手机了，可是一些乡村的中老年男性居然用它看黄片，而且还毫不避讳地说：“可以定期去镇上的网吧更新，一个片子一块钱。”
农村文化建设应该是政府外部的文化供给与村庄内部承接相互作用的过程，两者缺一不可。可是在今天的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已经出现断层。而政府送给基层的有些公共文化服务正在遭受“水土不服”，农民“不买账”，乡村文化建设在实际意义上面临“空虚”化。
村庄“空心化”的连锁反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农业先是服务工业化，后是服务城镇化，乡村发展的动力耗尽，形成农村对城市的依附关系，以及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
春节期间，本刊记者在陕西眉县一农村看到，60岁的郭姓老农一个人守着新建不久的三层楼房，里面的家具已经蒙了一层灰，气派的房子里总感觉冷飕飕的。他告诉记者：“女儿出嫁了，儿子和儿媳都在市里上班，孩子他妈也跟过去照顾孙子了，要等到除夕夜才能一起回来。”
其实，春节一过，农村里很多两三层的楼房里，就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被冠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之名，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去城市务工了。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中心主任张孝德对本刊记者说，城镇化过程中，因撤点并校、拆村进城、公共投资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乡村“空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5.47%，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
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乡村文化建设陷入乏人组织、乏人创造、乏人保护、乏人传承、乏人享用的困境。
“很多风俗、仪式、手艺活、表演绝活，只有村里的中老年人懂，会弄，缺乏接班的，一旦他们离世，这些民间的文化也就跟着入土了。”河北永年小西堡村的李大爷无奈地对记者说。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很多乡村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重新受到重视，境况显著改善。可是，一些被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如何避免过度行政化与商业化的干扰，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雷霞，以她调研的甘肃西和乞巧节（传承了千余年历史，被誉为“七夕节”民间风俗的活化石）为例，告诉记者，2008年西和乞巧节申遗成功后，过度的行政参与和城市商业化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乞巧节自身的精神传承和文化认同出现了偏离和异化。本是以民众为主体，自发、自愿、自主庆祝的节日，被政府与媒体主导的“晚会”式庆典喧宾夺主。
拥有美好初衷的惠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为何在农村遭受“冷遇”？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告诉本刊记者，政府的文化下乡活动背后有个共同的“城市中心主义”问题，没有处理好城乡关系。比如每年浩浩荡荡的送书下乡活动，真的是每个乡村都需要吗？青年人都进城务工了，剩下的老人、妇女、小孩，有多少人去读农业科技的书？至于电影下乡，刚上院线的片子太贵，送下去的又大多是农民看过的老片子，是都市文化的“残羹剩饭”。这种居高临下的福利主义思想，只把农民当作城市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忽视了农民的主体参与性。
探寻多主体共建
沙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在田野调查中最大的发现是，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农民们一直在坚韧不拔地寻找乡村文化的出路，只是他们的声音被由知识精英、政府和市场精英所垄断的话语所掩盖，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农民的表达，误以为他们是“失去主体性”的沉默的大多数。
以陕西皮影戏为例，1980年代以来，皮影戏遭遇了衰落危机。但皮影艺人却在妥协中找到了一条适应时代的生存之道。一方面，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皮影戏表演者，以惊人的毅力坚守着，奔赴全球各地演出；同时，他们创造性地将雕刻与演出分离，让雕刻产品进入国内外收藏、礼品、家居市场，用皮影雕刻产业的可观收入补助皮影演出业，带动演出艺人。
赵月枝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全国各地流行的农民春晚，表明农民正在创造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仅借鉴了央视创造的春晚形式，而且在上面表达农民自己的生活内容。
“农民春晚大联欢已经成为目前最受村民欢迎、参与热情最高的文化活动。”缙云县文化馆副馆长楼焕亮介绍，“缙云县253个行政村目前有126个在举办乡村春晚。农民平时打工在外多，春节期间难得一聚，谁有才艺谁就可以上台表演，比较有草根文化特色。”
赵月枝认为，建设乡村文化首先要对当下的“城市中心主义”视角进行纠偏，真正从“三农”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性。
雷霞提醒，在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政府行政力量的参与功不可没，但是要谨防“保护性”破坏。
针对公共文化服务在农村的“难兼容”问题，沈挺峰对本刊记者说，基层干部要注重分类管理，通过每年的年终评估，对群众反馈良好的文化服务给予加倍奖励和补贴，而对群众反应冷淡的服务则可以暂时搁置。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林玮认为，针对乡村文化遗产的衰落问题，可以审慎启动商业资本力量，利用资本的自发流动性，盘活乡村文化资源，避免有开发利用可能性的文化遗产消逝或博物馆化，从而带动文化在城市和乡村的流通、竞合与互生。为了避免资本的逐利性可能对缺乏现实生活土壤的乡村文化以毁灭性冲击，必须确立文化引导资本，而非资本控制文化的路径。基本思路是：在乡村中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养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公益性文化事业支持经营性文化产业。
河北张家口市金融工作办公室王东宾提出，破除乡村文化的“空虚”化，首先必须打破现阶段的城乡依附关系，恢复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吸引人才回流。不过，政府十多年推动广播电视、电信、金融服务、公路、客车等“村村通”工程以来，所有“村村通”的协同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借助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今日农村已经涌现出大量的“淘宝村”、“淘宝镇”，生动再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勃勃生机，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才也开始回流，城乡之间的鸿沟有望弥合，乡村文化建设的美好未来也就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