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阅读心得
罗嘉健 写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作为个人，没有发言权有时候无伤大雅，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物，按毛主席的说法，没有调查按理是没有发言权的（不了解情况，没“资格”说出意见）。现实却是他们有职位所赋予的强制权力——决策权。一旦没有调查却必须决策就有很大的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而承担风险的不仅是决策者，即领导者，还有这位领导者所领导的人。在中国政府的决策中，错误决策的风险被很大程度上转嫁到群众身上。领导者领导不力在很多情况下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大的。承受失败决策的恶果的还是人民。用法律术语做一个比喻，就是犯罪成本低于效益。也许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就拿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广州亚运地铁公交免费被挤爆这件事来说吧。
下面是从大洋网上直接摘抄的新闻
09最后一天全城堵死 300万人挤爆广州地铁
昨日下午上班族们纷纷提前下班，以避开元旦假期前的客流高峰，不想却导致客流高峰提前到来，整个地铁网线全面挤爆，在许多地铁站往往等半个小时都无法靠近车门，地铁公司不得不采取高峰管制措施，这导致大量人流无法进站，堵在地铁站口。
据地铁方面初步统计，截至昨晚9时，广州地铁线网入闸乘客达到187万人次。预计昨天全天，线网总客流量会达到315万人次，创下广州地铁开通以来的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由于地铁一至五号线日均总客流正常值在250万人次左右，315万人次意味着：地铁一至三号线昨天各自增加了20多万人次的客流量。
注意了，其实地铁挤爆并不是什么新闻，亚运事件只是09年12月31日地铁挤爆事件的翻版而已。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广州地铁一到五号线的正常日客流量在250万人次左右。315万人次已经是挤得像春运了。在亚运前市政府决定地铁免费时，广州已经新开通3号线北延段，广佛线。按照一到五号线正常日客流量计算，平均一条线也就五十万人次，新开两条线最多也就使广州地铁载客量多一百万，达到350万。但是明显客流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平时最挤的就是那几条线。实际的承载力增加是没有一百万那么多的。广州人口保守估计有1300万，广州07年公交日均客流量就已经达到５３０万人次，加上亚运期间来广州旅游办事的人，就算是地铁只增加一百万人次的客流量，地铁也会重现09年最后一天挤爆的一幕。况且，只增加一百万人次是很小可能的。
这种通过找网上的新闻资料就可以得出正确决策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们还是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这就是没有调查、没有了解情况的结果，结果很失望。正如毛主席所说，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
还是那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综上所述，这件事完全就是政府的决策错误问题。但是没有人看到有那个领导为这次事件所导致的市民的损失负责，哪怕是道歉。反而有人把责任推给市民，称他们素质不高、有便宜就占，这完全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理性的经济学教会人们，在面对每个问题的时候要先进行得与失的权衡取舍。一个消费者在面对此项决策时所进行的思考显然与政府官员是完全不同的。他或她看到的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免费获取一项对自己有利的服务，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做出接受它的决策。这与品德素质无关。还是那个结论：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领导者领导不力在很多情况下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大的。承受失败决策的恶果的还是人民。
广州地铁事件反映了一个领导者权大责小的问题。官员所谓的“负责”往往只是暂时免职，然后悄悄调职，实现“曲线救国”，官阶一样，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下面在网上摘抄的新闻很好地说明问题。这种新闻在中国数不胜数。这种情况只能加深官民矛盾，使政府的公信力以更快的速度下降。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领导合理运用权力，而不是瞎指挥，同时确实做到权责的统一，不能权大责小。
2004年初，阜阳出现了一批“大头娃娃”，229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12名婴儿死亡。同年6月，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另有数名官员被开除、撤职或责令辞职。但被问责后相隔一年多时间，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已调任安徽省环保局担任局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副局长周毅生，已重返省工商局；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目前已调往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转调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调研员，去年下半年被任命为该局副局长......
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明领导在做重大决策前必须了解相关情况，领导的决策权必须建立在“有发言权”之上。领导的权责必须统一。而不是权大责小。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明知道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错的还是完全无异议地执行呢？难道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有意怠工？当然，下级对上级领导的指示毫无异议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深不可测不好开口，而是基于个人前途的考虑选择沉默。这是人之常情，不好全部否定。但是，在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做出时有异议却不发表出来明显是懦夫的行为，一种完全自私不顾他人的败类的行为。将来如果让这种人充斥官场，尸位素餐，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上级领导机关在研究下面意见上传的途径时考虑充分挖掘下属潜能，发挥下属的积极性，让下属畅所欲言而无后顾之忧固然是应该的，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能忽视研究民众意见的上传途径和方法。
我始终相信中国不仅仅有那些在网上喷喷口水发牢骚的人，中国定然还有关心社会发展身藏高见的能人。民间其实就是一大堆实践着的人的组合。他们有最先的实践经验，最懂得那些具体的东西。也许他们不能把他们的经验没有升华成理论，但是他们的经验是正确理论的基础，再说，把经验升华成理论本来就是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上层人士的责任。所以，问计于民是一个很好的听取新鲜信息观点的方法。这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内地展开了规模庞大的，上至总理下至区长，城市发展垃圾处理无所不包的问计风潮。中国网民也没有令人失望，频频提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其中抢尽风头的就是东莞了。2008年正值金融风暴肆掠，企业纷纷倒闭，珠三角前途一片茫然之时，东莞网民“我叫梁山伯” 发表了1.5万字的长文《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在网上指点东莞如何“过冬”，引发巨大轰动。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专门作出700多字的批示，要求各机关和镇街学习
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中国民间并不缺少真知灼见者，他们就像隐者一样隐藏在民间。也许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经验知识可以改善社会。民间智库的智慧迸发需要一个外部环境去激发。正因为东莞在金融风暴中受影响最大，才会有”梁山伯”的舞台。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其他城市没有产生类似于东莞的万言书的原因之一。民间智库是一个缺少引线的炸弹，一旦我们政府为他们创造出一条“引线”，他们所迸发的力量将会震动整个世界。很可惜，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到这点。所谓民间智库只是一个新生的概念，没有哪个制度专门规范和支持这种问计方式。所以，要避免领导者在重大决策上的失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创造下层信息上流的渠道。问计于民是好事，但要防止问计于民沦为形象工程的工具，沦为某种恶心的作秀形式。这样只会适得其反，抑制民间智慧。
毛主席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但是，要领导亲自去了解每个情况是不实际的，这是一个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的问题。管理幅度大了自然要增加管理层次，否则就一事无成。领导管理一个大组织就不可能凡事亲力亲为，调查一样不能。要摸清情况就只能倚仗别人提供的信息，只有信息尽量准确才能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在缺少正式制度的现实情况下，问计于民更多的是一种重大决策的选择，在日常决策中信息意见还是要靠下级提供，领导能做的也许只剩下选一批得力的助手了。怎么选助手又会关系到制度问题和道德信仰问题了。一关系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头大的问题了，谁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领导也不清楚。但是生活还会继续，所以很多情况只能见步走步了。这也许就是领导的无奈和中国老百姓的无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