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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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助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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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贫困问题特别是
贫富差距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成为影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突出因
素。波士顿咨询公司(BGG)在2005年底发布的《中国理财市场》报告中预计，中国富有人士的资产在未来几年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中国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可见，中国的贫富悬殊差距已经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数据统计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3上升到2005年的0．46，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和多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有952万户家庭、2 200．8万城镇居民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仅为每月159元。在农村，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贫困人口有2600万，人均年收入只有600元。中国4 500万高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而总人口约7亿的低收入阶层恩格尔系数仍在50％左右。
为了改善贫富差距的问题，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桥梁。然而，社会慈善事业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正阻碍着慈善事业的发展，使社会慈善捐助的捐助人必须面临社会的信任问题，捐款使用者也面临着捐助人的信任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我国慈善制度不健全，真正愿意捐助的慈善家不能放心捐款的使用，从而退出了我国的慈善业，留下的就是媒体常报道的假捐的造势者，他们正因为知道制度的不健全，所以谎报捐款的数额，并借此炫耀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假捐现象也最终将真正的慈善家排挤出了市场，从而出现了慈善捐助的逆向选择。
另一方面，捐款人将资金交给地方民政局等部门使用后，捐款人不能完全观察到资金的具体运作过程，从而形成了地方民政局的使用资金的道德风险。在签订捐款协议时，捐款人若无有效地约束措施规范捐款的使用，则使用资金的地方民政局将以自身最大化目标使用资金。例如中央电视台对83岁高龄的著名慈善家余彭年进行访谈时，老人慨叹“好事难做，善门难开”。他捐赠给内地某医院用于救死扶伤的10部进口救护车，却被改成了当地官员的座驾。某省民政厅竟然用社会捐赠的2 000多万元善款修建豪华办公楼及住宅。
针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慈善事业不能正常发展的情况，现在，许多捐款人采用基金的方式以达到慈善的目标。基金作为一种行善方式使慈善成为借款人的一门事业，对于慈善事业的处理改变了以往的单一博弈方式。在过去，捐款行为是一次性的，双方在一次性的合作中，信任问题就无法避免囚徒困境。然而，基金的行善方式就将行善由单次转变为多次。在多次的博弈中，作为捐款使用者将没有动力为了一次的利益而损失长期的合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信任机制就自然建立起来。
此外，基金形式的慈善事业也为捐款人带来了利益，富豪以打理基金会作为退休后的出路，可让数十年来惯于勤奋工作的商人，退休后仍有所作为，不至于无所寄托，这也使基金会更有效运作，更有机会永续发展，比一次性的捐献好。对于捐款人的现有企业来说，也有助于企业领导层更新和下一代接棒。
例如，2006年8月24日，香港富豪李嘉诚表示，将会捐出最少
1／3身家给李嘉诚基金会作慈善用途。当他未来考虑到需要“退休”时，将会全时间打理基金会的业务。
美国两位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不久前也宣布将大部分身家捐出，非常慷慨，但这样大手笔的富豪毕竟只是凤毛麟角。如果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相比，李嘉诚捐赠1／3家财的承诺，并无惊人之处；但如果以现代中国富豪的普遍行事准则来比较，李嘉诚的举措便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将善款作为一项投资来管理，将善款的运作专业化，基金的长期运作就是避免慈善信任危机的有效方式。 综合分析题：
1． 慈善捐助除了捐助人对捐款使用的信息不对称以外，还存在哪些信息不对称现象?它们将会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哪些方面? 2．富人在行善的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了他的财富，由此而引发了富人对“露富”的担忧，请问该如何设计一个激励机制解除富人行善的烦恼? 分析如下：
1．1从上述案例信息中可以得出中国慈善捐助事业的现状如下： 捐赠人——需求，动机，内心感受未受到充分关注。常常被忽略，知情权和监督权被剥夺； 受捐人——往往未得到“充分”的捐助；
善款——善款流向不透明，善款使用情况不被捐款人知晓； 慈善机构——运行机制不透明，总给人“暗箱操作”的感觉，且监管乏力。
1.2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中的各人拥有的信息不同。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交易关系因为信息不对称变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代理人，不具信息优势的一方则是委托人。
在中国的慈善事业中，慈善机构明显处于拥有信息较多方而成为代理人，而捐款人和受捐人则处于信息资源不充足的一方而成为委托人。正是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才会使得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受到严重约束，其中运作机制不透明，监管乏力导致了信息不对称使得公众对慈善事业失去了信心，其积极性便会滞后，对各种捐款活动，因为没有信息的公布，人们便会怀疑自己的资金会不会使用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这就对慈善捐款的公益性提出了质疑，而这种质疑的蔓延又制约了慈善事业本身的发展。
1.3 通过上述信息不对称概念，结合中国慈善捐助事业的现状及案例中的信息，我认为在慈善捐助中除了捐助人对捐款使用的信息不对称以外，还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捐款人和受捐人对慈善组织内部管理运营机制的信息不对称、捐款人和受捐人对慈善监督机制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论述如下：
1.3.1捐款人对捐款使用的信息不对称：运营机制和程序的不透明使得中国的慈善事业总是给公众一种“暗箱操作”的感觉，其主要原因是捐赠渠道高度集中，大部分捐赠由官方与半官方机构接收。个人或企业的慈善捐赠主要方式是间接捐赠，即企业或个人通过第三方机构操作慈善捐赠项目受赠主体包括各级红十字会、慈善会、各类基金会以及其他慈善组织。捐款人将资金交给这些组织后，捐款人不能完全观察到资金的实际运作过程，也无法获悉受捐人的收益，这样捐助人无法对自己“购买”的服务质量做出确切的评价，自然影响慈善积极性。
1.3.2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首先，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品质与数量难以衡量。许多慈善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它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代理’，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其次，公益性慈善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有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就如在微观经济学中，若受托人负有代理纳税义务，税收负担最终由收入归属人承担。这种间接性特征在公益事业部门同样存在，在公益性慈善组织尤为突出。因为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的。最后，各公益性慈善组织之间存在的外部性影响。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就造成了整个慈善组织范围的影响甚至危机。假如捐款者与公益性慈善组织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将是公益性慈善组织，且可以想见，有公益性慈善组织有条件损害捐款人的利益来谋求利益。
1.3.3捐款人和受捐人对慈善组织内部管理运营机制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大部分的慈善组织都有政府背景（这也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特点——政府垄断慈善资源），它们对自身的信息公开具有选择性，所以很多捐助人和受捐人对慈善组织内部的人事机构、组织管理机制以及对善款的运营过程不甚了解，使得“委托人”无法判定和选择合适的“代理人”。
1.3.4捐款人和受捐人对慈善监督机制的信息不对称：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保证慈善事业健康良性地发展。外部监管上，媒体对慈善业正面宣传成绩的多，负面宣传的少,暴露实质问题的少,更多的是掩盖问题的本质，结果使得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真实的运营情况知之甚少，对一些深层的问题更是缺乏了解，甚至一无所知,从而失去了“话语权”。内部监管上，慈善业行业自律机制尚未形成，对慈善组织的运行缺乏内部管理。 导致的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一方有利而另一方不利，使得交易控制在拥有信息较多的一方手中，使得违背交易者愿望的市场优质品淘汰，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由于我国慈善制度不健全，很多真正愿意捐助的慈善家不能放心捐款的使用，从而退出了我国的慈善业，留下的就是媒体常报道的假捐的造势者，他们正因为知道制度的不健全，所以谎报捐款的数额，并借此炫耀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假捐现象也最终将真正的慈善家排挤出了市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从而出现了慈善捐助的逆向选择，使得慈善市场全部或部分失灵。 导致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经济活动中，在交易和合约形成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一方的行为难以被另一方所察知，从而一方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效用而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
捐款人将资金交给地方民政局等部门使用后，捐款人不能完全观察到资金的具体运作过程，从而形成了地方民政局的使用资金的道德风险。在签订捐款协议时，捐款人若无有效地约束措施规范捐款的使用，则使用资金的地方民政局将以自身最大化目标使用资金。 一个慈善组织或者一项慈善活动它的行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环节：慈善项目的开发、善款善物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志愿者的参与、组织活动的内部管理。在几乎每个环节中作为相对于捐款人和“代理人”都可能出现基于道德风险的违规操作，主要表现在第一，挪用、滥用捐款。由于慈善组织自身约束动机不足以及监管不力的原因国内外均存在慈善机构或组织成员挪用、滥用捐款用于非公益事业支出项目等慈善丑闻的发生。
第二，内部管理成本高、无效率。慈善组织的日常管理经费来源一般包括：政府资助、会员会费、善款及利息、自创自收。 第三违规商业操作。我国有关于对慈善组织减免税收的相关规定，这一条款在鼓励公众捐献促进慈善团体发展的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也给一些组织或其成员利用免除商业或贸易利润的税收条款获取非法所得的途径。
除了以上三方面外还有慈善机构联合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借慈善之名行避税之实以及通过慈善活动洗钱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2.如何激励富人行善？
2.1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富人这些担忧与现今社会的慈善机制不完善和我国的具体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常理推测,亿万富豪们缺的不是钱,而是财产的安全、人们的尊重和社会的声望。用多余的交换最稀缺的东西是非常理性的行为,这些生意场上的精英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往往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结果可能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富豪不想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不想让自己的财富成为议论的话题,更不愿财富与慈善捐献产生无法自主控制的联系。
2.2 我国对慈善事业的鼓励措施力度不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鼓励富人加入到行善行列中来：加强和完善慈善事业的监督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普及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完善对壹基金的管理等，具体如下：
2.2.1加强和完善慈善事业的监督管理机制，透明化慈善组织的信息，提高慈善组织的运行效率，促使信息对称化，使捐款人能够放心行善，使慈善市场健康良性的发展是提高所有捐款人积极性的一个基础措施。
2.2.2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气氛，慈善家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敬佩，理应得到相应的荣誉和社会地位，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富人行善的问题，要知道只有社会以他们为荣，富豪们才会以自己为荣。
2.2.3目前我国只有20多家有着浓烈官方色彩的慈善公益机构获得了税前捐赠全额扣除的优惠政策，而捐向其它机构的善款,至多也只能享受年度利润总额12%或10%以内的扣除优惠，而且要想办理捐款退税,至少需要通过50多道手续。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富豪们行善的积极性。所以，普及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提高捐赠的税收减免比例、简化免税程序有助于提高富人行善的积极性。
2.2.4现在很多富人喜欢用自己的名义设立壹基金，所以降低私人建立壹基金的门槛，完善对壹基金的管理也会提高富人的行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