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读书笔记
09243248张益波
①原文：“士大夫的入世与入仕，往往容易导致对于皇权的依附，从而失去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而缺失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则往往直接导致失去士大夫文化传统中最宝贵的优秀品质——以道抗势。实际上一直到范仲淹时代，士大夫普遍的人格，往往不仅体现出对于权力的依附与追逐，而且的首辅大臣，就是典型的代表。往往为此体现出对于权力的献媚，丁谓、吕夷简等并不缺乏能力与才华。”
（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61页） 中国近几年来经济飞速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重金钱与权势，并渐渐的忽视了很多精神上的有价值的东西。大多数人都用物质的功利性来衡量人或事物或事件的价值，但是要知道，很多东西是无法用物质的功利性来衡量的。爱、人格、理想、信仰„„这些东西，不管人们是否拥有，也不管它有用或是无用，都是不能用功利来量化的。可是如今的人们沉浸在生活的欲海当中追逐名利、追逐权势，使得人类的文化道德底线逐渐缺失，使得人生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的人格理想逐渐丧失。
看了这段话才发现这种现象在唐宋变革之际就已经发生过了，只不过当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社会的*，而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拥有人格上的的独立与自由就难能可贵了。
其实士大夫这种依附追逐权力的普遍人格的形成也是必然的。自隋朝开科举以来，虽然给很多穷人有了出头的机会，但是却形成了一种读书是为了所谓“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此等名利之物。“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像丁谓、吕夷简等并不缺乏能力与才华的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也丧失了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附皇权，难道依附皇权就是错的吗？古人所提倡之“忠君爱国”，在我们这个讲究伦理道德的国家根深蒂固，我们把“忠义孝悌”看成是法则，是人类情感的价值典范。《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士章》中讲：“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一个人若是不依附皇权，如何“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维系家庭伦理道德关系？君王又如何能巩固其中央集权统治，调节政治伦理秩序，使国家长治久安？只有一个答案——与皇权共治天下。
②原文：“只有建构起士大夫独立与自由的人格，才能保证以道抗势的人格精神、终极信仰与审美理想，而基于自由原则的隐士，恰恰能够提供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虽然积极入世的士大夫，并不准备成为真正的隐士，但是基于自由原则的隐士所具有的独立与自由的人格理想及其现实典范的确立，则为士大夫树立起审美人格榜样，才使他们不至于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失去独立与自由的人格，也才使士大夫进一步在宋代发展出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与独立人格。”
（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61页） 陈寅恪先生有名言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这段文字中反复提及了“独立与自由的人格”。那么怎样的人才算是具有独立与自由的人格的人呢？
在百度百科上是这样介绍的：“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人有宽广的胸怀，能海纳百川，不因生活中的细小锁事而与他人斤斤计较，不过多的计较个人得失，能宽容哪些反对自己，歧视自己的人。不与人记仇蓄恨，能把敌人当作朋友来看待。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事物的发展，以‘凡是现实的事物都有其必然性的因素’来看待问题，不拘泥生活的小结，无视周围他人所为，无视功、名、利、财、色、权等的诱惑，身处尘浊之中而能保持高洁的灵魂。同时也不必过于压抑自己的情欲，做到心随所欲，按自己的想法去行事。随时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态，冷静的看待一切问题，不被一切的社会集体过激行为传染。”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故而，拥有真正独立与自由人格的人可以称得上为“大丈夫”。“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列子·杨朱》中的这句话正是古人对独立人格精神最生动的描述。以自己的存在为存在，同时又能尊重他人的存在。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以个体的独立价值参与社会活动。
士大夫失去了独立与自由的人格，这个社会只能是依附，献媚，最终丧失人类道德底线。只有拥有这样的人格，士大夫们才能与皇权抗争，追求真理与道，发展出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与独立人格。
历朝历代往往如此。要做到以道抗势，就必须做到内不愧心，外不负俗。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普通的百姓有很高尚的道德操守，但是作为社会的精英，就应该负起与自己身份相符合的责任，应该有符合身份的道德与义务。我们不能指望社会上所有的人，但是倘若身为所谓之“社会精英”都没有这种独立与自由的人格，这个社会应该由谁去承载呢。所以只有真正的“士”才有这样的责任、义务与道德。
③原文：“美学的专门史研究路径，习惯于首先是将美学思想、内容从产生它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理论性的美学思想表述，从丰富的美学材料中抽离出来，以至于美学家及其思想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自始未曾进入美学史家的视野。而依据西方美学研究框架进行传统中国美学研究，在中国美学传统中大量丰富的材料，往往因为没有像西方美学那样形成有形式特征的理论知识体系，从而也就消失于透过西方美学理论研究框架来看中国美学传统研究对象的美学史家的视野。”
（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2页—第3页） 既然是“美学专门史研究”，就应该首先在“史”上下功夫研究。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历史并不是归类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而是其间的桥梁，合并了两大领域的研究方法。包括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所以我们不能将美学思想、内容从产生它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更不能脱离丰富的美学材料，去表述理论性的美学思想。而研究美学史就应该将美学家及其思想与其实际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李泽厚、刘纲纪就在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研究，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所谓狭义的研究，则以哲学家、文学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著作中已经多少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还认为，广义的研究虽然重要，但限于条件，目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思想家和批评家著作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言论观点入手。
我们中国的美学家往往依据西方美学研究框架进行传统中国美学研究，可毕竟东西方的文化背景是有很大差异的。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漫话中国美学》中就指出：“要了解西方美学的特点，也必须从西方艺术背景着眼，但大部分仍是哲学家的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东西方有着不同的价值意绪、文化特色和情感思维方式，以致于东西方审美文化、审美风尚、审美艺术实践的不同。
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虽然面对古人的思想材料和文献资料，却并非对古人理论和思想的简单还原，而是也包含着我们今天对古人思想的重组和发现。这就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如同柯林伍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④原文：“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
（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1页）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天水一朝），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不说南宋的偏安一隅，就是北宋，其边界线也没能到得了长城。而且，年年向其他番邦国家如辽国、金国进贡。这样一个弱小的王朝怎么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呢？
宋代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究其原因：首先，宋朝是靠兵变得来的天下，宋太祖为了防止叛乱，重用文臣，采用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而理学思想也在宋朝开始形成，“文以载道”的说法也盛行起来；印刷业和教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等等，这些都能够繁荣宋朝的文化。第二，当时社会动荡，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士大夫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其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了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第三，宋代把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有机的融合起来，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整合起来，使得文人有了新型的生活态度，也使审美情趣由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第四，宋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使得士大夫生活优裕并使宋词兴盛起来。所以，宋代文学有着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漆侠说：“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不仅远迈此前的汉唐，而且为后来的明清所不及。它所留下的文化遗产，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实为我国古代文化宝藏中之宝藏。”明人刘定之的《宋论》中也有这样的解释：“宋时诸帝不费讲学，盖汉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时悖德虐政不若汉唐叔季之尤甚。汉唐有纂弑之巨，而宋无之，有贼民崛起浅危社骏之张角黄巢者，而宋无之，皆由于上之未尝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讲学之效岂可污哉？”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远承汉唐，近启明清的重要转型及变革时期。其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学术思想、文化意识诸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品格，呈现出与宋前社会不同的时代特征。
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述：“天水一朝人之智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美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美学。
⑤原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研究得到重视和发展，“宋学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众多学者，从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以及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等方面，对于宋代美学和文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1页）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宋史·太祖本纪》写道：“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王国维、陈寅恪对此有极高的评价。王国维的《宋代之金石学》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所以宋代研究得到重视和发展是必然的。
国学大师陈寅恪又指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或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而已。”显然，宋学不局限于思想史范畴，它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及思想史等各个领域。虽然，当时的研究从现今的学术发展水平来看，尚还有诸多明显的缺陷，但不能不说“宋学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