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雷雨》的创作过程
《雷雨》是曹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饱受赞誉，影响广泛，它同其它的文学作品一样，符合文学创造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经历了发生阶段，构思阶段和物化阶段，创作过程复杂而细微。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创作《雷雨》时他的人生经历已经十分丰富，积累了大量可用于从事文学创造的材料。
曹禺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参加过许多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话剧的主角。1929年，曹禺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了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等的优秀剧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队长，结识了许多不同阶级的爱国人士和思想开放的进步人士。因此，曹禺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或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许多似乎无用的刺激和信息，通过唤醒机制和联想机制的作用，这些刺激和信息直接参与了艺术构思，并通过无意识的“改头换面”之后，悄无声息地进入了《雷雨》中。
文学材料的大量积累引发了曹禺的艺术发现，他无意识地依据自己认识生活和评价生活的思想原则和审美趋向，对外在事物进行观察和审视，从而得到了一种独特的领悟。
曹禺从见习的事务中独具慧眼地看出新成分和新特征，从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上察觉出潜藏于其中的非凡意蕴，从极平凡、极平淡的旧形式之间寻找到了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比如，曹禺从自然现象雷雨中发现具有“雷雨”性格的蘩漪，创造出陷入“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的人物形象；曹禺从夏天闷热、潮湿、几乎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见出人罪的意识和救赎意识，以及不可避免的人物命运悲剧；曹禺在两个家庭间安排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８个人物中竟有５组巧合的三角恋关系，即鲁贵—周朴园—侍萍，周朴园—侍萍—蘩漪，周朴园—周萍—蘩漪，周萍—蘩漪—四凤，周萍—四凤—周冲，这些都是曹禺独一无二的艺术发现。可以说，艺术发现是文学创造发生的契机和灯塔，没有艺术发现，曹禺心灵中的一切材料都将处于沉睡状态，没有艺术发现提供的思想火花，具有独特风貌和内在灵性的《雷雨》就不会诞生。
“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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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曹禺在《雷雨》的序中如是说。这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既文学创作的无意识动机，驱使着曹禺投入文学创作中，决定了《雷雨》选材和艺术沉思上的走向。
曹禺写《雷雨》缘于情感上的一种迫切需要，他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憧憬，这种憧憬吸引着他去思考人类的命运，结果他发现了人的可怜，从而进入了一种无名的恐惧之中，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就这样，曹禺创作的主导动机形成了，内心开始了激烈的子动机冲突。曹禺的另一个创作动机即子动机是塑造一个让他心仪的女人——周蘩漪。他知道像蘩漪这类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明慧，她的哀静，更有原始的一点野。蘩漪不是所谓的温柔可爱的女性，她是辛辣的、尖锐的、强悍的，她有她的魔，她的魅惑，曹禺将她写成了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的热潮，这个外在机缘使曹禺的内在蕴藉和奔突的热情找到了倾斜的渠道，原先焦躁不安的盲目驱力变为明确而坚定的意图，于是乎，一部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悲剧《雷雨》应运而生。 随后，曹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创造阶段，即从观念上基本实现创作动机所提出的目标，为物化阶段准备好可以倾泻并保留在纸上的东西，文学创造过程中最实际、最紧张，也是最重要的构思阶段。
作为一个创作者，曹禺是理智的，虽然在感情上他同情侍萍的悲惨遭遇，怜悯四凤和周萍绝望的爱情，很想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在理智的约束下他没有违背故事悲惨的事实，依然将戏剧矛盾推向高潮，让一连串的惨剧爆发。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没有深远意义，仅供娱乐的《雷雨》。
曹禺生于20世纪初，当时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激烈动荡的年代，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整个家庭的气氛压抑而沉闷，曹禺亲眼目睹了旧家庭家长统治的罪恶、妇女受压迫的痛苦和劳动者悲惨的遭遇。创作《雷雨》时，曹禺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在理性思维的参与下对自己的回忆进行了筛选和提取，经过整合、加工、改造和情感的浸润，一个描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具有浓郁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大家庭中的罪恶统治、精神危机和最后崩溃的故事形成了。
《雷雨》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双线发展的结构
方式提炼生活典型，组织矛盾冲突，推动剧情发展。为了创作《雷雨》，曹禺几经揣摩构思，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而《雷雨》经过作者的濡染和驯化，多余的部分被不断剔除，不足的部分则被填充、改造、丰满、升华，所以《雷雨》充满了可玩味的盎然诗意，给人带来了审美享受。
五年间，无数灵感的火花支持着《雷雨》的创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曹禺组织同学们到保定去做抗日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十分钦佩那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再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清晰起来。后来，曹禺与工厂的工人座谈，工人们吃苦耐劳，勇于反抗，纯朴善良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经综合、突出之后，《雷雨》中的鲁大海便诞生了。曹禺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一个人，一段话，一件事都会成为他的创作素材，这和他长期积累，艰难思索有着密切联系。
曹禺在《雷雨》的艺术构思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联想和想象。曹禺通过雷雨的意象，联想到审视、惩罚人世间一切丑恶和罪行，高高在上、超然物外的仲裁者，同时联想到表面屈从，内心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爱的爆发和恨的宣泄交织，拥有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人物蘩漪，进而联想到了非人类之力可反抗，像宿命一样紧紧纠缠，无从逃避的雷雨式惨剧。为了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转化为可被读者感知的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曹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想象，有时候他是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周朴园，有时候他是精神上饱受摧残近乎疯狂的蘩漪，有时候他又是受尽侮辱和迫害却十分坚韧的侍萍，四凤、周萍、周冲、鲁大海、鲁贵，每一个性格鲜明，生动形象的人物都经过了作者的创造性想象，才成为让人过目不忘，反复咀嚼的经典形象。
曹禺通过6个月的时间把精神性的艺术构思转化成了物质性的文本。物化过程中，人物“活”了起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性格轨道行进，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曹禺适时地遵从了人物性格逻辑的自由发展，于是才有虽然虚伪，残酷，专制，但是良知尚存，父爱依旧的周朴园，尽管歇斯底里，最终母爱觉醒的蘩漪。 创作之初，曹禺并没有显明地意识到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然而，在文学创造“形之于手”的过程中，曹禺产生了新的动机，“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
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这种情感支配了《雷雨》创作，使雷雨成为鞭笞封建社会的剧作。
《雷雨》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读者能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这都是“形之于手”的过程中反复推敲、语词提炼出来的。
曹禺的《雷雨》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