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0814053 殷李飞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著作，《君主论》有着崇高而特殊的历史地位，它的光辉在今天依然闪烁，学习政治学，它应该是一本必读读物，读了之后，个人有点体会，在此作以小结。
今天，人们习惯于使用“现在时”说话——事务的价值就其衡量标准而言体现在对“现今”的价值。乌托邦被当作幻灭的代名词，人们相信“真实”胜过“理想”；憧憬“民主”胜过“自由”——更多的人喜欢用有命运的“遥控器”而非一叠厚重的“人生报刊”。
《君主论》初读起来，似乎充满了带有“中国人气息”的奴性——一个盛世期盼明智之君，让人联想起身穿朝服，白须垂胸的官吏们。然而马基雅维利却并非如此“单纯”，细品《君主论》其中的思想，除了深蕴外，更多的是基于作者意识形态的矛盾。
如果把《君主论》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样板加以研究，便可以看出其中的双层含义：乌托邦与现实的融合——即非冷漠的乌托邦，也非说理，而是通过创作具体的幻想，影响四分五裂的人民，唤起和组织他们的集体意识。
《君主论》的乌托邦性质在于，那个君主其实并没有在历史现实中存在；他不是直接客观地出现在意大利人民的面前，而是一个纯理论的抽象，一个领袖的理想首领的象征。However，随着强烈戏剧效果的推进，贯穿着本书的激情和神化的因素在结尾部分，通过祈求“一位现实存在”的君主，被集中起来，获得了生命。
纵观全书，马基雅维利讨论了君主带领人民奠定国家的必由之路，它在展开论证的时候逻辑严密，具有科学的公正性；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自己成了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但这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民，他成了他们的自觉的喉舌，并且他也感觉到这一点，他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认同。这么看来，整个“逻辑”过程不过是人民的自我反思，是在人民意识中做出的内在推理，到结尾发出情不自禁的呼号。激情，从对自身的推论，发展到“激动”、狂热和对行动的迷恋。正因为如此，《君主论》的尾声就不是僵硬的东西；必须把它理解为作品的必要成分，甚至必须把这一成分理解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
回到前面的“集体意识”，我们便可以理解作者的“„„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应该是统治者，而深深地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应该属于人民。”——统治者在这里已非单纯的征服着，它超越了“利益驱动的统治者”，超越了“利益集团”，甚至超越了“民主的选举制度”——它的植根于人民的“集体意识”；然而“君主”这时也回归了人民，因为他的“英明才智”是他成功的条件，而他的“集体意识”确实他能够成功的根本——“统治者”在这里确切地讲是一个代表：人民的代表。马基雅维利用“将来时”构造了一个完美的君主，确实用真实的笔描绘了一群“集体意识强烈”的人民。
对于马基雅维利与其《君主论》与我来讲更多的并不是对于“统治者”的思考，或许更多的是对“反统治”的“民主”的思索——当人们赶走君主以后，如果像吴思所言中，这个国家便失去了最后一个“忠心的追随者”，人们守着一个可以从中牟利的城邦，力量强大者谋利于国家，此之者谋利于社会，再次者谋利于广袤土地„„倒也算是各得其所么？
马基雅维利把国家分为共和国和君主国，君主国又分为世袭的和新缔造的。可以依赖他人武力或凭自己的力量获得（第一章）。一个君主世袭统治的政权，要比一个新生政权容易维持得多，但也易将人们变革的记忆和变革的原因消弭殆尽（第二章）。一个新成立的君主国（混合式君主国）会面临种种困难。但马基雅维利提供了很多治理的方法。他认为，“只要统治者抓住叛乱所提供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巩固自己的地位，惩罚罪犯，肃清嫌疑人，并在最薄弱的地方做好准备，这些再度出现叛乱的国家就很难再失去了。如果被占国与占领国处于同一地区，有同样的语言，尤其当被占国的人们并不习惯自由生活的时候，君主只要把他们旧君主的血统斩草除根，同时不变更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了；如果征服国在语言，风俗与规章制度等方面与被征服国存在差异，则征服者应该亲赴被征服国的领地，与那里的人民生活在一起或者向那个国家一两处命脉之地派遣移民”“君主应当成为那些较为弱小的邻邦的领袖和保护人，设法削弱属地中的强
大者，并提防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外来者通过意外事件涉足此地，属地中由于野心十足或分外恐惧而心怀不满的人把外来者引进来”（第三章）。根据被征服者状况的不同，君主应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由君主和众臣进行统治的国家（如土耳其，这类国家类似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我把他们看成中央集权的君权统治国家），夺取他们较困难而统治他们相对容易；还有一类是君主和贵族进行统治的国家（如法兰西王国，中世纪西欧基本上都是此类国家），占领他们较为容易而统治起来较难（第四章）。某些城邦或地区，习惯了在君主的统治下生活（如第四章中君主和众臣统治的国家），新的君主很容易统治他们。对于共和国，那些习惯在各自法律下自由生活的国家，有三种统治方法：毁灭他们，亲自驻扎或允许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从他们那里收取贡品并扶持一个亲善于你的寡头政府即殖民。而马基雅维利欣赏把自由城邦毁掉，他认为，前两种方法更为稳妥（第五章）。获得一个新君主国必须依靠机会和个人的才干。为了革新，革新者有两种方法：乞请别人或诉诸武力，而马基雅维利主张诉诸武力（第六章）。以他人的武力和运气获得的新君主国很难保存下去（第七章）。在第九章论公民君主国中马基雅维利论述了君主、人民和贵族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特点，“城邦里人民与权贵两种相反的欲求产生了三种权力欲求：君权，自由权和无政府状态”，但他肯定了人民的重要作用，认为君主更应该依靠人民，“英明的君主应该想方设法使公民时刻都对国家和他本人有所需求，这样他们才会永远效忠于他”。在第十一章论教会君主国中，马基雅维利展现了他对教会的态度：“这种国家依靠了人类心智无法企及的更高力量的支持，因为他们是由上帝所提升和维护的，对他横加议论，只能是自以为是的鲁莽行为”“当今教皇将会依靠慈悲之心和其他无 限美德，使他更加强大和令人尊荣”，可见，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摆脱当时的局限。
《君主论》千百年来备受争议，在书中，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绝对的君权拥护者和一个鼓吹暴力和权术的谋臣。有人把他称为历史上第一位无情的解剖师：他把欧洲历史上所有的阴谋诡计一一揭穿，毫不留情地告诉人们他周围这些道貌岸然的人内心的真实面目，并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做。因而，在反对者眼里，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教人如何学坏，是狡猾奸诈的代名词。莎士比亚说“凶残的马基雅维利”，利奥•斯特劳斯则将其视为“邪恶的导师”；但在支持者眼里，他是历史的伟人，被称为“现代政治学之父”。（《君主论》导读）他身后，毁誉尖锐对立。但是，我们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决不能不注意马基雅维利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这一点来讲，马基雅维利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以“人”的眼光研究政治问题，首要前提便是对人自身的肯定。他强调人的作用，反对宿命论的消极世界观。“许多人认为人类智慧是不能改变命运的，对此他们没有必要费心劳神地干事业，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但是人类的主观意志并非完全不顶用。其实命运主宰着我们一半的活动，而我们另一半的活动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 “命运就像一个女人，想要征服他就应该痛打她，将她击翻在地” （第二十五章）。可见，马基雅维利并不否认命运（规律）的作用，看到了客观规律与外在条件对社会和人生的制约作用，但他更强调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认为对待机遇也是如此，“机会使选择的形式有了内容。没有机会，他们的意志力就没有用武之地；而没有意志力，机会只有徒然溜走”“所以，机会成就了这些人的伟业，而卓越的才干使他们得以洞察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使祖国日益昌隆”（第六章）。马基雅维利十分清楚机遇与人自身能力的关系，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当时是绝对的人文主义思想，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