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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李中清（右）与其父李政道合影于李政道90岁生日当天。图/受访者提供
李中清：
破译中国精英教育的生源密码
本刊记者/霍思伊
本文首发于总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史学家之一，无论从履历还是研究成果上看，李中清都已经凭自己的努力占有一席之地，无须靠父亲扬名。
从小他就想要摆脱父亲的影响，因此选择与物理截然不同的历史作为发展方向。他研读繁体典籍，苦练中文。他咬字清晰，表达流畅，虽然带着“美国腔”。“中国正在从考试国家变成考试社会。”他说。
这是2017年12月的北京。李中清获邀作一场题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与女性的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演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民国时期的各高校单独考试，多校联考，到1952年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李中清认为，高考改变了中国。
父亲的熏陶
从小，李中清就常听父亲说，是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此前由于战乱，他数次辍学，辗转多地，始终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小学、中学文凭。
当时，中国高校普遍采取灵活多元的招生方式，单独招生与联合考试并存，只要年龄和成绩达标，不需初高中文凭，也可以直接录取。
考入化工系后不久，在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引导下，李政道的兴趣逐渐转向物理，并在大二转入国立西南联大就读。后在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下，他大学未毕业便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由于表现优异，芝加哥大学教务长亲自给校长写信说明情况，李政道被学校破例录取，成为世界级物理大师恩里科·费米（Enrica Fermi）的研究生。
讲到这里，李中清停顿了一下，他睁大眼睛，自己笑开了。“所以，我爸爸高中文凭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博士是他唯一的文凭。”
博士毕业七年后，31岁的李政道因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中清常听父亲说，他的事业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高考制度，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政道。
李中清15岁读高中时，对父亲说，自己以后不要学理科，不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要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1970年，他以SAT满分的成绩进入耶鲁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考古学家张光直，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史。1974年至1983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继续攻读硕博，导师是史学泰斗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的研究领域是明、清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问题，致力于探索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
何在《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一书中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于前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之家，中国教育与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阶层流动性较强。
但1865年以后，清朝进士获得者一直为官宦子弟垄断，科举制之下的社会流动性降到了最低。
有学者指出，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只有约三百个大家族，且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
何炳棣对科举制与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给了李中清很大的启发。他从科举想到了高考。
在帮助父亲处理大量的学生申请材料时，李中清对高考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
从1979年开始，李政道牵头创立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通过与美国高校合作、自主命题的方式，用CUSPEA考试取代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开展的TOEFL、GRE等成绩认证考试。
每年，李中清都要整理一百多份申请材料。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优秀学生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老牌名校，也有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偏远地区的大学。这与美国的精英学生集中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联盟的情况非常不同。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源逐渐集中化，从原来的“遍地开花”，变成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少数几所大学。
李中清很快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对变化背后的逻辑愈发好奇。
1973年，李中清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劣势，由于语言不通，反驳往往是无效的。“他们态度很硬，很硬地压我，我有一点反感。”
另外两位华裔后代回国后均写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但李中清没有。或许是从小受父亲影响，在思考问题时，他明显有一种理科式的严谨和注重证据的习惯，因此情绪上的感受并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这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了李中清研究的一个发端。而他对高考的关注，在1998年迎来了一个契机。
学籍卡中的秘密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了和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北大提议将现存档案数字化。当时正在北大做客座教授的李中清，对建立数据库很熟悉，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他很快发现，这些需要电子化的档案包括大量的学籍卡信息，而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他多年来一直渴望揭开的秘密：高考。
于是他跟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分管档案的副校长何芳川商议，能否把这些学籍卡信息单独整理出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但对于能得出什么结果，李中清不敢保证。
从1983年起，他就开始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并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北大的一个顾虑是，学籍卡信息涉及到大量学生隐私，如何在合法范畴内进行学术研究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研究结果是否会对学校的形象造成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末，舆论对北大多有批评，“寒门再难出贵子说”广泛流传。根据当时影响甚广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完全满足后，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后来的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一假说。据她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学籍卡为判断一个学生的社会来源和教育上升途径提供了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学籍卡的信息包括学生的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出身、家庭地址和主要求学经历（入学前毕业学校）等，少部分学籍卡还提供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状况等内容。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北大校方最终同意，李中清团队在不直接接触数据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进行研究。
北大先将1952至1999年间64500多位北大学生的学籍卡数据，手动录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一律隐藏了学生的姓名和照片。李中清团队将统计软件在储有数据库的电脑上运行，不能提取原始档案。
李中清说，他们一共被允许进馆三次。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梁晨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接触数据困难，每次进馆前，他们都要开很长时间的会，论证各种可能性。
以职业为例，他们一开始认为可以把村主任算作农民，但运算后发现，北大学生父母是干部的比例有点低，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于是最终将村主任划入干部一档。
与北大相比，苏州大学的态度要开放一些。自2007年开始，李中清团队开始将苏州大学1933~2003年间的86393份学籍信息录入数据库，与北大的分析同时进行。
北大和苏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和江苏省高校的代表，其生源构成，分别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和省级高校的生源状态。
2008年，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当年1月，李中清团队对北大公布了研究成果。
会议由现任北大校长、时任常务副校长林建华主持，教务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及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均列席在侧。
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林建华后来告诉李中清，北大确实有些担忧，不知道会揭示出什么样的结果。
令李中清意外的是，结果与他预想的非常不同。他的团队此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较突出。
而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依然相当稳定，能够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因此，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新中国通过高考所取得的成绩，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科举）是成功的，也优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一现象，被李中清的团队称为“无声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