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寻路中国》有感
我的老家在浙江绍兴，虽然不在浙江南部，不过温州丽水我还是有些了解的，我的很多高中同学都是温州或丽水人，甚至距离嵊州只有十多公里。所以《寻路中国》的第三部分所描述的情况相对于前两者对于我来说更为熟悉。
近年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浙江，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几乎全部由外来务工人员抢占。去年年底我的舅舅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去那边看了看就回来了：“人山人海，还多是外地人。”随着住房需求的猛增，当地人凭着出租房屋每年就有不菲的收入，房价更是疯长。我外婆家就有平均会有七八家房客，来自江西、贵州、安徽等地，多是一家子还有亲戚都住一起。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往往年纪比我小得多，初中没毕业，在各个地方做临时工，不停地换着工作。去年年前，大部分住户都回老家过年了，还剩下一家人。白天一家子人都出去工作了，留下两个孩子。大的女孩五六岁，带着自己两岁左右的妹妹。姐姐每天洗衣打扫甚至喂饱自己和妹妹。我不知道小小年纪的她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思议的任务的。我外婆去顶楼洗衣服，她们就搬个凳子坐在远处看，不敢搭话，问她她就回一两句。除了看看电视，就和妹妹待在屋子里。这样的孩子在附近何其多，幼儿园的学费对于当地孩子来说都太高，何况是她们。离家在外，甚至方便了她们的父母逃避计划生育。我所知道的一家江西人在生了六个女儿后托我外婆将刚出生的小女儿送人，准备再接再厉。
外来人员充裕了当地的劳动力，却为当地人歧视。由于外来人口
实在太多，有部分人口也会失业游荡。远在他乡甚至也是无后顾之忧的一个理由，于是给当地治安找点麻烦。本地人就更为敌视和疏离外地人。但他们还是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你远远观望我，我暗暗察看你，融入到同一个城市的夜色里。
浙江人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早期收益者，有很多像温州人那样精明的浙商活跃在中国商场上。在上个世纪末还是小学没毕业的乡下人，在上海浙江打地铺闯荡几年，经过几度破产和东山再起，到现在基本上也已经稳固了自己的小江山。很多中国人在急速转型中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展现给让人，然后内地人被这种现象所吸引，纷纷出外淘金，“学不成名誓不还”。
外界的变化速度太快，而人们急切的渴望摆脱贫困和落后。于是不只是现在的外出淘金者，包括已经在市场经济中获益的小有所成的人们，都不可避免的陷入到一种狼狈尴尬的境地中。书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随着急速转型的社会快速地适应的人物——张宝龙，他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分毫不差，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干可见一斑，他们能够在疯狂的环境中努力适应，在新旧社会体制转变的夹缝中坚韧生存。有一部分人从这种焦虑中脱颖而出，成为胜利逃亡者，但是绝大部分人犹如现在迷雾里，更多的是无力和茫然。
作者在书中描写到很多中国社会在与现代文明融合碰撞的过程
中出现的无数不伦不类的现象。转弯不知道打转向灯，用火烘烤冻住的输油管，盲目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引进一些西方已经淘汰的事物再发展。一方面这些现象引人嗤笑，另一方面我们也为看到了人们的蹒跚进步而喝彩。毕竟，他们是不易的。
在这里再提一点由书中作者对中国政体和媒体传播导向的看法想到的。前几天看了陈力丹的一本关于新闻学的一本书。曾经我们国家的报纸被要求“每句话、每个字都要代表党，都得体现党性原则。”这种说法在1956年党中央124号文件中就批评了，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类绝对的说法直到80年代中期才不知不觉消失。但是中国的媒体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报道方式和引导倾向，即使没有上面的指示，还会自觉自发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除了缺少破旧的勤力，更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一位老太太摔掉了牙齿，补个牙都要归功于共 产 党的领导，在镜头前倍儿识大体地感谢党感谢政府。我想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需要依靠这种虚伪的空话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历史上任何国家或政党都不可能依靠虚假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用谎言来展示它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既然如此，早早走出这种乖圈吧，让大实话变成生活的主旋律！
何伟的故事写得很平缓，没有大的波折和起伏，但还是打动了我。作家之所以能用他笔下的故事打动读者，考的并不是他的妙笔生花，更准确来说，应该是他对生活的敏锐触觉。凭着这种触觉，作者通过笔将它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于是读者也仿佛能触到那奇妙独特的一处，这就是作者的胜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