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赵洁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关键词：张爱玲；洋场；战争叙事；个人立场；都市人性
摘要：近年来相关学者对于张爱玲小说艺术特点分析以及艺术成就研究多，而很少探究她小说中那个光怪陆离的洋场社会。缺乏宏观视野，也就很难看清其小说艺术背后的伦理观念及道德选择等精神世界。笔者以小说集《传奇》为主要载体，回溯张爱玲眼中的沪港洋场，试图探求张爱玲研究的新思路。
On the Metropolitan Westernized social in Zhang Ailing’s legend
Zhao Ji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 Keyd wors: Zhang Ailing ;metropolis ; narrative of the war ; personal stance ; Urban human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ociated scholars have done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abou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Zhang Ailing’s novels , but scholars have little research on the bizarre metropolitan westernized social she worte .Due to the lack of macro perspective, it is difficult to see its ethics ideas and moral choice behind the art of fiction.I set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Legend\" as a main carrier and look back upo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Zhang Ailing ,trying to explore new ideas of the research on Zhang Ailing.
一， 动荡时局下的洋场浮世绘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是以四十年代旧中国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沪港洋场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独特横截面，承载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某种本质。旧中国的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城，前者是沦陷区命名为“孤岛”的租界，后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岛殖民城市。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诸种矛盾在这里发生最强烈的冲突，旧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商
业文明之间的碰撞在上海与香港最早又最为强烈，因而在这里造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洋场社会。
《倾城之恋》是《传奇》中对沪港尤其是香港洋场的直接描写最多的一篇。从流苏随徐先生夫妇赴港开始，一扇开向都市化香港的窗就徐徐打开了。“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躐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的七上八下起来。”
巨型广告牌，扎眼的色素，浅水湾饭店，香港舞场里荔枝红的灯光都是典型殖民文化下“香港情调”的一个个剪影。混迹于洋场上的那些是随处可见的阔绰而无聊的人们，和诸如“迎面遇见一群西洋绅士，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女人。”看似优雅又孟浪地交际，这里的人们所事不过是“上等的调情”。流苏与柳原的所谓“爱情”，也是在“他每天伴着她到处跑，什么都玩到了，电影，广东戏，赌场，格罗士大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九龙的四川菜”中混杂着浓浓的洋场气味。 传奇》中浮华如梦的十里洋场实际上是封建大家庭走向颓败没落的过程中, “被抛弃的”旧中国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们靡烂腐朽的生活。被赶下历史舞台后的落寞而又不甘寂寞的清朝遗老，被迫抛下优裕的浮华生活 ，躲进声色犬马的十里洋场 ，中西文化的朦烂毒汁侵蚀着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在他们身上最古旧最腐朽的封建性与西方文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最大体现。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基本矛盾，渗透在《传奇》的整个艺术世界，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乃至服饰，到精神生活，到婚姻关系。[1]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2] 《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香港富孀梁太太的府邸和香港中学的制服都是中西文化媾和形成的不伦不类，半洋半土的产物。殖民地所特有的那种生活色彩渲染了这里的全部生活。
“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灯笼里却又歪歪斜斜插了几把海滩上用的遮阳伞，洋气十足，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甚至是《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上海女佣阿小，也“宁可在门边绿粉墙上粘贴着的一只缺了角的小粉镜（本来是个皮包的附属品）里”照一照，“仿着个西洋悍妇的口吻”接主人家电话来获取一点点所谓都市女性的时髦感受。
沪港洋场里的这一群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商业文明孀合畸变下的怪胎。他们的生活习俗与物质追求上不断向西方靠近，而骨子里却仍然是“顽固的中国人”。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齿 ，新的在滋长中„„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人们“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中做
着新的梦 ”。 正如梁太太之辈，“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清朝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生活在社会与时代的夹缝里，任现实与历史捏造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丑娃娃。而当人性的深层心理足够成为一种普遍，它就能外化为整个社会的心理，成为一种社会样态，这就是沪港洋场的最基本真实。
二，个人立场的战争叙事
张爱玲笔下的沪港洋场是一个大时代正在崩溃，新时代还未形成时期的产物，而战争是这个时代“大变革”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历史变迁中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加速了封建旧中国大厦的倾塌，也更无情地剥落洋场社会耀眼浮夸的外皮，揭示着人性的愚妄。
战争是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常态，生长于这段时空的张爱玲亲身经历了战火下的离乱岁月：当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时，却因为战争的关系阴差阳错进入香港大学; 作为成绩优异的港大学生，她本来可以被保送到牛津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连大学都没有毕业，她也与战争有了零距离接触。惟其战争的影响如此巨大，操纵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和命运，才成为张爱玲创作无法脱离的宏观背景。
然而张爱玲的着眼点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对个体生命进行价值追问，也是在历史长河中对人类命运的追问。
“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3]在她眼中，所谓历史的真正负荷者不是英雄而是凡人，不是纷飞战火而是饮食男女。他们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战争更多的是一种整体的时代氛围，内化在俗世生活的骨血里，构建出诸种人生样态。
张爱玲收录在《传奇》中的《再版的话》写道：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创作要表现的不是战争表面的硝烟，而是把战争作为“惘惘的威胁”，一种动荡不安和死亡意识，在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新旧碰撞中，给予人性深度的心理影响。
《倾城之恋》里香港之战炸开了浅水湾海滩上的铁丝网，“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炸跑了文明人的绅士礼节，钱财，地产，又因此向原始的人性回归了几步，换回一点情感的 “真”。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常态下的人生是平庸而无聊的，《封锁》中“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但非常时期里一次简单的封锁，封锁了平庸封锁了生活常态下的思想惰性。让人性得以纾解，人的自然欲望猖狂地释放着，并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产生越轨的萌想。
在张爱玲独特的历史观中，她没有将战争作为一种罪恶，而是抛开道德评判，完全从个人立场做出历史判断。战争是一种残暴的非理性力量，于国家民族是一场实体的灾难，而于个人的生命价值而言是一个血腥的试炼和机遇，能勾引出人性中光怪陆离的方方面面。
从日常生活书写到人物精神内核塑造再到颓废美学风格的形成，张爱玲的笔锋时时处处浸润在战争的氛围之中，实际上战争只是一个透视人性变迁的“装置”。张爱玲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视域里，立足都市民间视角对人生和生命进行审视，她将战争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困境的一种表现，并得以窥见洋场社会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挣扎与无奈，荒凉和虚无，悲哀与恐惧。[4]
三， 新旧思想交媾生出的都市人性
伴随着上海的沦陷和香港的陷落，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来势汹汹，无情击碎“旧中国儿女”的旧梦。新旧思想交媾生出就去的都市人性。《传奇》就像是张爱玲手中的一个放大镜，将藏在战火底下的近代中国最古旧最腐败的封建生活方式与“病丑狂孽”[5]的众生相，在这两座城市一一展露。
张爱玲落在《传奇》扉页的题辞写道：
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书里的“传奇”故事都发生在作者辗转流离的两座城；书里的“普通人”也无非是她自己生活的世界中的那一群人，带着不同程度的自身命运的投射。张爱玲将他们放在历史的时空中，从他们的家庭关系，伦理道德观念，金钱观念和两性关系的变迁中来审视和考察作为一个“人”在具体历史存在中的渺小和可怜。
小说集《传奇》收录了多少个故事就勾勒了多少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或多或少投射着张爱玲自身的家庭生活体验。张爱玲出身于一个典型的破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个贵族遗少，受旧社会风气及传统的影响极深，而其母却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染的反叛女子，最终离异。父母婚姻的不幸福，亲子关系的扭曲，和家庭秩序的失衡，都让张爱玲对家庭丧失信心，并将这种对家庭关系，人伦道德，亲情关怀的悲观心理投射在作品中，冷眼地看着她塑造的人物在畸形化家庭中的挣扎与家庭关系的纠葛。
《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府邸，《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家。在这些家庭结构中，无一不显露着封建性但又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大家庭。旧时代的沉落,封建文化的衰竭,张爱玲小说中的旧式封建大家族已日渐式微。在这种家族中，家长看似能展示其权威，但已经是虚张声势。这里的“父”几乎全是猥琐、软弱无力、虚张声势而又残暴无比、荒淫可笑，依靠祖上产业过生活的男子，如《花凋》中的郑先生，《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倾城之恋》中的三爷四爷，《茉莉香片》中的传庆之父等。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焦虑：父权去势危机。他们被这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带着末世的悲哀和狂热挣扎在日渐衰落的大家庭中。
父权不可逆转地衰落，母亲成为禁闭在角色中的“疯女人”，成了失去母亲面目的“父权”的代言人。与此同时，生活在阴影下的儿女们也失去了他们的儿女性。张爱玲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就如她的家庭一样都是不健全的,父母、子女、夫妻各种家庭关系中凸显出各种性格的卑劣和人际关系的迷失,家庭成员的心态不健全、价值观歪曲,贪婪、自私、冷漠、刻薄等人的劣根性一一暴露出来。这个被封建主义的腐朽和现代文明的冲击颠覆了家族，在张爱玲笔下，处在极度颠倒混乱之中。
家庭结构失序，而家庭内部亲人之间所谓的真情、真心、真爱更显不堪，伦理道德观念早已无法支撑家庭关系的延续。《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被姑母收留的原因并非姑侄的血亲关系，而是姑姑意图用侄女的容貌姿色作为招徕男人的资本；《琉璃瓦》中姚先生的每一个女儿的婚姻都是他精心算计的一场买卖；《花凋》中郑先生和郑太太在金钱上互相算计，以至于在小女儿病入膏肓之际双方仍舍不得拿出私房钱给女儿治病；聂传庆仇视憎恨父亲却又不得不在其绝对权威下生存的变态心理，这样的细节在《传奇》中俯拾皆是。畸形化的亲情是伦理道德观念失序的重要表现，是张爱玲对传统母爱神话的解构、对传统父权的无情颠覆，对以家族亲人之间“血亲”关系的否定，是张爱玲在童年时期非健全的家庭中情感需求的不满、父母之爱缺失性体验的映射。
上海和香港本身就是旧中国与世界接轨最近的地方，很快跟上全世界都市化的步伐。
而在都市化的早期，物质文明的渗透力往往比精神文明要来得快。在中西方和中国内部进行政治变动，革命和战争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不断涌入，人们的消费方式已渐趋都市化，都市人性就在这种资本主义利益观念下建立起来，金钱势力不断渗透到社会心理的方方面面，构造出一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面人性纯真善良的一面被蚕食得面目全非。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对于金钱都表现出异化后的迷恋和不可自拔。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的哥嫂为了钱把她嫁到姜家，从此开始了曹七巧悲剧的人生。在这里，金钱扮演了一个刽子手的角色，它抹杀了曹七巧自由和人性。曹七巧嫁到姜家后，与姜家兄弟争夺财产，以至于她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爱情，虽然这种爱情不为社会伦理所容，在这里，金钱把曹七巧对生活仅有的一点希望打碎，促进了曹七巧悲剧人生的发展。曹七巧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亲手把一双儿女的一生幸福埋葬，金钱成了曹七巧生活的主体，成了支配她的主人，自此，曹七巧彻底被金钱异化了，成了金钱的奴隶。 《沉香屑 第一炉香》纯洁的女学生薇龙明知梁宅是怎样一个龌龊不堪的处所, 却仍对自己充满自信。她深信她能出污泥而不染。出身于正统家族, 有着良好的学识修养, 对人生有着完整的价值标准, 对自己的前途也有清晰的构思, 薇龙似乎具备了在香港这个鱼目混珠的杂居地生存的一切心理素质, 她所缺的只是钱。然而恰恰是这种短缺成了她不由自主下滑的动力, 也正是这种需求成了梁太太控制她的手闸, 使她一步步驶向梁太太为她设置的目的地。在这些女性人物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纯洁的爱情理想是如何被金钱销蚀干净，也能合理推断那样一个洋场社会是怎样的不堪而卑劣。
在张爱玲看来，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观察都市人性变迁最好的切入口，因为人最基本的欲望无非情欲和物欲。[6]乱世中人的本能格外旺盛, 因为除此之外更没什么靠得住, 对欲望的追逐导致情感的虚假, 孤独又加深世人欲壑难填的绝望, 人性困在这僵局中无法突围, 日渐陷于无爱无望的黑暗。这一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在《传奇》中极大地体现在了两性关系上。
曹七巧“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 嘴头上琐碎些” , 给姜家天生骨痨的二爷做姨奶奶扶了正, 越发“嘴敞脾气躁”没个分寸地讨人嫌,姜家上下连丫头都瞧她不起。她长年守着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 不由对三爷姜季泽动了情却被拒绝, 按捺情欲“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 熬到分家后三爷假意倾诉旧情来哄她卖田, 她翻脸大怒彻底了断对爱的痛苦留恋, 死守着“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 失魂落魄几乎与世隔绝的独居中, 她不觉已蜕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疯子, “恋子妒女”之心使她不动声色毁掉儿女的正常生活, 最终“长白不敢再娶了, 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七巧原本活生生的人性, 在贪婪欲望的腐蚀下被无情命运吞噬着, 直至行尸走肉却还扼紧身边人的咽喉, 不动声色地掐灭点点生命的火苗, 拖着一家人“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身处新旧交错的战乱时期, 人们受困于欲望本能却找不到出路, 孤独无力已成为人性的普遍处境, 而孤独绝望又将人性推入更深的欲望深渊。在国破家残的背景中, 人们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中挣扎着, 人性最基本的生理与安全的需求受到威胁，普通人为求得乱世中的安稳, 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美和爱。这就是张爱玲笔下都市人性变迁的内在原因。
小结：张爱玲以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为背景，以小说的方式展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港两大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情感方式和价值理念等，以及作者在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 对上海和香港的回忆，想象，认识和期待。同时借助沪港在中国现代化都市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来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复杂的都市人性变迁过程。在我看来，这才是《传奇》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普遍”。
参考文献：
[1]赵园.《张爱玲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03期.[2]张爱玲.《传奇》[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12/01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7/01 [4]张景华.《沪港洋场的“病丑狂孽”----张爱玲中人物的劣根性》[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年05期
[5]史玉丰.《张爱玲的战争叙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2期
[6]罗慧萍.《论张爱玲小说的都市人性》[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1):62-65
[收稿日期]:2016-6-30 [作者简介]:赵洁，湖南湘潭人，现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13级中文基地班学生。
[导师简介]：周仁政，湖南津市人。1983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3--1994年先后在湘西自治州党校、湖南石门县二中任教。1994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199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与思潮、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比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