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当威廉华莱士宁肯被弯刀剖腹也依然喊出那声振馈发聋的“freedom”让人久久不能放下思想。当一个人为积威之所劫时，选择的是奋起反抗而不是逆来顺受；当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被盟友所出卖时，选择的是继续战斗而不是从此妥协；当一个人在接受酷刑时喊出的是自己的追求而不是“开恩”时，他的心中必定存在着一种信念，一种渴望得到人类最基本生存要求的信念，一种追求自由信念„„ 自由
何为自由，就以其一般意义来说所谓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自由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他人责任义务。也就是说自由不止是一种权利，其中也包含了义务。自由不只是一些人认为的为所欲为，也应该包含了自我的约束以及道德和法律规则对我们的约束。
康德说：\"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乃是野蛮鲁莽，放纵情欲。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有伤害别人身体的自由，也不可能有掠夺别人财产的自由。因为一旦自己拥有了这种自由，也就宣告着在社会中的其他人也具有同样的自由。一旦他人拥有强过自己的力量之后，那我们自然也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了。这样连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难以保障有如何说能免于恐惧、奴役、伤害呢，更不要说要实现自我价值了。应该如康德所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
自由的内涵相当丰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指的是在财产、契约上的自由，它是其他自由的基础。只有经济自由了，才会有独立的尊严和人格，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思想主张，进而才能在精神上真正达到自由。政治自由是指选举、被选举、言论等表达政治意愿的自由，它是经济自由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其他自由的保障。思想自由表现为道德上、理性上的自立，其是整个自由的灵魂，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
只有对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使我们免遭权力被滥用的侵害。民主国家普遍采用了三权分立政治架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或者机构手中，这三种权力分开行使就能有效的避免权力的滥用。
孟德斯鸠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机构之手，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强行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自由同样也就不存在了。司法权同立法权和在一起，就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欲行证券和在一起，法官便掌握了压迫的力量。最糟糕的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行使以上所有的三种权力，这时自由将彻底的毁灭。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说法；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且他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对于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府，他们的结论是：分散与限制公权力。在他们之后，甚至有人将政府的公权力比做老虎，限制公权力就等于将老虎关在笼子里。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可以给人表演、为人观赏，却不会伤人。
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行政权力是受到多方限制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行使公权力要受到议会的限制，其个人行为要受到司法体系的制约，其一切活动都置于媒体的舆论监督之下，其私生活要受到多方的关注，几乎无个人隐私可
言，此外，其还要考虑民意调查的结果，顾忌民众的选票。由于存在这么多的约束与限制，保证了美国总统的行为基本上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甚至存在着谁当美国总统其国内外政策都相差不多的情况。
实际上，公权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社会产生政府，由一些人利用公权力为人民办事情，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要限制公权力。有时，对公权力不但不能限制，反而要经过特定的法律程序赋予政府更大的公权力才能保证公民的只有。我们须要限制的，是其危害人民的行为，是其对公权力的滥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限制公权力本身，而在于怎样限制公权力，如何使用公权力。这才是须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行使公权力保护公民的自由方面现代政府应做到：第一，承认并维护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具体体现为政府要正确运用公权力对公民的个人自由进行保护。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禁止滥用公权力对公民的自由造成损害，恰如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另一方面，防止他人或组织侵害公民的自由。政府作为公权力的执掌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公民的自由，允许公民有不受他人侵犯的巨大的活动范围。第二，政府决策应得到公民的同意、要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或必要的事宜直接由公民自己做决策。政府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它要维持国家内外生存而进行必要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必须充分体现公民的自由决策或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