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以赛亚·伯林是我喜欢的一个思想家，他是20世纪伟大的为自由辩护终生的哲人。他的《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时代》等都是延续着相同的主题——如何维护得来不易的自由。
虽然是哲学书籍，但却没有古奥不可解、拖泥带水般的拖沓弊病。阅读伯林的书，让你感受到的是他语言风格的清新流畅，以及他的思维的缜密及凌厉。
《自由论》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一篇，“论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传记性附录”三篇，《伯林及其批评者》一篇，以及一个资料翔实的“索引”。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本书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
在本书开始的部分里，伯林思考了信仰问题，反思了革命的逻辑。当人们迷醉于狂热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其他目标与价值都被遗忘了，尽管人们承认其他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高尚的革命理想下，人们感应到的是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准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赢得这种安全感，让广大的生活领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无意但系统地挤压活动疆界的人，这些人操纵人类，把人类训练成整体模式中的一个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换，几乎可以预制的部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强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它需要的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办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间。”这就是著名的柏林的价值多元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是针对长期统治西方思想传统的价值一元论提出来的。 1
柏林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多元的，诸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既不能按照一种绝对的等级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转换成一种具有共同特性的单元。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对于人类来说，追求一种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结果，无异于是追逐海市蜃楼。有许许多多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容易得出理想是多元化的结论。人是自己的人，是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活着，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坚持与钟爱的任何理想，这是人的基本的权利。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把其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扛在自己的肩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作出选择。对于伯林来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宗教迫害、纳粹政治以及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极权主义正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在伯林看来，不同价值的不可比性和矛盾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时刻面临着选择，并且必须去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供人们来依据，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意志活动，意愿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视为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看作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种选择活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才产生了不确定因素，人类也因此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这就决定了人在本质上是自我改变的和永未完成的。
而本书的主题——自由，则是伯林最为人所知的思想贡献，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者用大篇幅阐述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与联系。之所以要区别出这两种自由，是因为它们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尽管它们是对不同问题所做出的不同解答，但人们却常常把它们二者相混淆，而其中任何一种自由被滥用都会引起恶劣的后果。
按照伯林的分析，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对应于两个逻辑上相互区别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是谁欺骗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说明“积极自由”的内容。一些人可能会回答：“我欺骗我自己”，这就是积极的自由。如果有人问：“其他人干涉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将说明“消极自由”的内容。有人会回答：“很少”，这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涉及的是机会，而积极自由涉及的是能力
和资源。伯林还认为，手段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因为手段是与自由的运用有关，而不是与自由的拥有有关。如一个人太穷或太无知而不能利用他得到的自由，那么并不能说他没有自由。门仍然对他开着，虽然他不能走出去。
不可否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任何有尊严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一个社会为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答案便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私有的还是共有的等等。这两个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均被歪曲过，并向其反面发展。”在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的、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把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表现作为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
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当代英国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伯林的《自由论》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是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
纵然柏林的自由价值超越了一元论，却仍然受限于多元论的天空下。因此我想，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是完全没有束缚,然而恰恰是这个限度才是其价值的真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