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尔斯泰对安娜的复杂态度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塑造的一个极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女性形象。曾有人这样形容《安娜·卡列尼娜》——最伟大的小说，俄国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把一个最最美丽、可爱、动人的女性——安娜·卡列尼娜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感情强烈真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她极具悲剧性的命运感人致深。安娜身上体现了列夫·托尔斯泰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复杂态度，与此同时也反映出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所属的阶级文化的效忠。下面我就以三点来论述：
一、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身上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
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说过:“在婚姻中没有比宗旨不合更大的不幸了。”安娜的不幸恰恰在于她和卡列宁生活宗旨的不合。安娜崇尚精神生活，她视真诚的爱情为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爱情幸福为生活的目的。卡列宁热衷功名，在官司场上面凝聚着他毕生的追求，使他变成了缺乏人的正常感情的官僚机器。安娜逐渐认识到自己婚姻的不幸，她开始寻求新的依托。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西蒙·波伏娃所说“在社会中，男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视为生产者，他为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证明他生存的必要性。女人在男性为尊的家庭中，处于奴隶或仆人的地位，她始终是由父兄做主嫁给另外的男性。安娜虽然不是由父亲或者哥哥做主而嫁人的，但是她的婚姻也不是因爱而结合的。几乎还是少女的时候，安娜就由姑母作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卡列宁。但是卡列宁伪善自私，极端理性、冷酷，生命意识匮乏的人。他的主要兴趣在官场，是一架“官僚机器”。相反，安娜真诚、善良、富有激情、生命力强盛。她与这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是爱情，这种生活窒息了她的生命活力，如同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牢笼中。
在十九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俄国上流社会的社交界贵族们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安娜起初也很安于这样的生活，作为卡列宁的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她所属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但婚姻对安娜来说并不是出于自愿的，他们二人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晶，更谈不上爱情，这样的婚姻就潜伏着不稳定因素。安娜那貌似平静的心里像火山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激情，毕竟安娜是一个年轻鲜活的女人。安娜的首次与握伦斯基相遇， “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分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在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耀着。”在和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安娜那沉睡的爱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被唤醒了。安娜开始懂得什么是爱情，她身上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发出了强烈的心声“时候到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于是她就不管不顾的享受起爱情来。此后，她身上总流露出一种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真正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
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把安娜和卡列宁婚姻的真正不幸归结为两人精神志趣的巨大差异。卡列宁把安娜仅仅当做自己的妻子，而不是当做女人，更不是一个知心爱人，卡列宁从来也不知道安娜是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他们在婚姻当中应享受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卡列宁是一个伪善、僵化、缺少生命活力的贵族官僚的形象，小说通过这一形象严厉批判了那个腐朽的沙皇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刻板、虚伪的道德规范。卡列宁平常遵守法规，忠于职守，作风严谨，因而被上流社会称作“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然而，正是这个官僚队伍中的“优秀人物”，却是一个僵化的、生命意识匮乏的人。他与渴望自由、不肯循规蹈矩、富有生命活力的安娜正好相反，而与那个僵死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社会环境则恰恰一致。所以，卡列宁从内心深处难以接受安娜的生活准则，正如安娜难以接受卡列宁。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总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他每每以社会所允许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逼迫安娜就范，给她设置种种障碍;他自己没有感情需要，也就根本不考虑安娜的情感需要。在他这个人身上 ０
跳动着的是一颗既不敢同外界抗争，又企图占有一切的猥琐、卑怯的灵魂。而安娜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如一，她的精神与心灵充满了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善良，拥有炽热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卡列宁那儿安娜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虚无的婚姻。应该承认，建立在非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安娜正是生活在这不幸的婚姻当中，她追求新的爱情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错并不完全在安娜本人身上，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婚姻的不幸也是相当同情的。因而列夫·托尔斯泰让安娜发出“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呐喊，表明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
二、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女性意识觉醒的惩罚
1、家庭对她的惩罚
列夫·托尔斯泰让安娜在享受甜蜜爱情的同时却被深深的负罪感困扰着。安娜委身于握伦斯基之后，恐怖和羞愧像怒浪般从心里把她击倒了。她感到罪孽深重，失魂落魄般地呼喊着:“天呀，饶恕我吧!她绝望而凄楚地对渥伦斯基说:“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安娜所受的教育和她信仰的宗教，安娜对儿子的爱和对握伦斯基的爱，使她陷人了深深的自责中。在她不得不向丈夫说谎时，她痛苦过;在告知丈夫真相后，她更加痛苦，她要面临新的选择，要么就委曲求全，如卡列宁所要求她的那样，一心一意做他的妻子，要么就离开卡列宁和握伦斯基生活在一起，但这就意味着她将失去儿子，而没有儿子的生活对安娜来说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他(卡列宁)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安娜不愿意过两重的生活，她起初选择的是离婚，可卡列宁却用谢廖沙来要挟她，使她困惑迷茫。“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 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了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而离婚对安娜来说却又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
2、社会对她的惩罚
在当时的俄国，教会虽然准许离婚，实际上条件极其苛刻，必须一方下落不明，这就等于不准离婚，并且离婚妇女不得再结婚。腐朽透顶的俄国贵族社会容忍已婚的男子“毫不扭泥地耽溺于一切情欲”，也容许已婚的妇女苟且偷情，却决不给妇女她应享受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安娜不愿在贵族阶层的污泥浊水中随波逐流，她虽然置身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界中，和培脱西公爵夫人那个风流集团有着联系，但她和那些堕落到姐妓地位的贵妇人不同，她一旦对握伦斯基产生了爱情就公然将之公布于众，从而使得上流杜会为之震惊、恼怒。在这里，道德败坏的男人和妇女可以生活的自由自在，但对于一个生性诚实的已婚妇女来说，即使她由于正当理由爱上另一个男人，如果她希望公开自己的爱情，合理解决这个问题，获得幸福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摆在安娜面前的是两条路:或是向虚伪投降，与堕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或是蔑视一切阻挠，公开大胆地去爱，不惜为之作出任何牺牲。她对握伦斯基说“:爱，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正因为它对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这不仅表现出安娜对爱情认真严肃的态度，同时也是封建俄国社会中妇女处境在她心理上的某种折射。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诚实真挚，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上自己丈夫以外的一个男人是生死枚关的事。作者为安娜的爱情选择了的悲剧结局，做为对她的惩罚，拜伦曾经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安娜在无爱的环境中饱受生活的痛苦，所以一旦遇到所爱，就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但是安娜的可悲之处在于，她没有将爱情 １
视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爱情与生活等同起来。她一再声明“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认为追求爱情就是探索美好的生活。为了爱情，她离开了家庭，抛弃了丈夫，丢下了心爱的儿子，背叛了上流社会。渥伦斯基作为贵族的一员，他也追求爱情，但仅把爱情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当上流社会逼他在爱情与功名之间选取其一的时候，他被迫选取了功名，冷淡了安娜。正是这种日渐冷淇的态度使安娜心灰意冷，为她所不能容忍，因此，她说:“我的爱情愈来愈自私，而他的却愈来愈减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 “而这是无法补救的”，“我要求他愈来愈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他却愈来愈想疏远我。，
3、安娜自己对自己的惩罚
“我要爱情，可惜他没有。那么一切都完结了!一定要完结!”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安娜对爱情的迫求是全身心的、孤注一掷的，爱情追求的失败，就意味着生活已经失去意义，生命的价值已不复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卧轨自杀了。安娜死前的喃喃自语是控诉的宣言:“一切都是讨厌的。晚钟响了，那个商人那么虔诚的划着十字!好象惟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种钟声，这种假惺惺的做作，都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就像那些正在破口大骂的车夫样·····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列夫·托尔斯泰让安娜必须用生命作为代价来为自己赎罪。｛ (安娜是惟一经历了两种不同婚姻(爱情)形式的人物。在作者所赋予的安娜的性格中，我以为激情和活力是其基本的内涵，正是这种压抑不住的活力使美貌纯洁的吉提相形见绌；正是这种被唤醒的激情使她与卡列宁的婚姻、甚至彼得堡习以为常的社交生活、甚至包括孩子谢辽莎都黯然失色。与这种激情与活力相伴而来的是不顾一切的勇气。当小说中写到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了“奸情”之时，对丈夫说出下面这段话是需要一点疯狂勇气的，“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 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的。因此，作者对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的。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和“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谢辽莎遗弃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了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相信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宿命的阴影已经将两人笼罩于其中了。
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 ２
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的。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和“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谢辽莎遗弃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了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相信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宿命的阴影已经将两人笼罩于其中了。
三、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身上女性意识觉醒的矛盾态度
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最初构思中，安娜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改变了这种构思，赋予了安娜许多令人同情的和美的因素。悲剧主人公应该同时是有罪又无罪的。因为他如果完全有罪，他就成为一个罪人，引不起我们的同情心，而如果他完全无辜，那他就是一个偶然的牺牲者，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教育意义。安怕正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带给她无法逃脱的罪——精神世界的空虚。列夫·托尔斯泰一方面认为安娜的追求合乎自然人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道德观来看，安娜又是缺乏理性的，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所以，在小说中作者对安娜既同情又谴责。他没有让安娜完全服从“灵魂”准则的要求，去屈从卡列宁和那个上流社会，而是同情安娜的遭遇，不无肯定地描写她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但另一面又让安娜带着犯罪的痛苦走向死亡。安娜的追求尽管有合乎善与人道的一面，但离善与人道的最高形式— 爱他人，为他人而活着— 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就是作者对安娜态度矛盾的根本原因。
1907年，列夫·托尔斯泰说:“我选择这个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卷首语），就因为，如我解释过的，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即人们所做恶事将有痛苦的后果，不是来自人们，而是来自上帝，就象安娜的遭遇一样。安娜违背了上帝的信条，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因为我们就住在神的近处。”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法典里，安娜的那种女性的生命力对爱情、自由和幸福的强烈冲动，以及她背弃教会给她的男人而去自己选择男人，都是她犯罪的明证，因而无论列夫·托尔斯泰如何渲染安娜的可爱，并时时流露对她的同情和爱怜，他也依然不肯原谅她的罪过，让她死在了火车轮底下。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假如你是妻子，你就干你那份乏味的工作，假如你有子女，你就必须尽到你为母亲的责任。你没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求改变的是自私和罪过。”他认为安娜为了爱情抛夫弃子，离家出走，没有尽到为妻为母的责任，这种显然缺乏忍让的宗 ３
教感情的事情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资本主义在俄国一切生活中横冲直撞的七十年代，作者在此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国许多重要的社会生活面貌，特别是农奴制度改革后的社会现状。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安娜—渥沦斯基—卡列宁的情节线索，反映七十年代贵族社会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生活及其社会关系，一条是列文—吉提的情节线索，反映俄国庄园地主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小说开头“奥布朗斯基家一切都混乱了”这句话是理解全书的钥匙，一切都乱了的不仅是这一家，卡列宁家、列文家、薛杰巴斯基家无不混乱与紧张不安，这反映贵族社会面对资本主义侵入产生的危机，是动荡不安的时代的缩影，这惶乱不安既是小说的总的思想情绪，也决定了作家紧张的精神探索及对笔下人物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
主人公安娜是个年轻美貌的贵妇，在几乎是少女时代就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高官显贵卡列宁，过了八年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在贵族妇女中，她不只外貌上尤其在精神气质上远远超出她的同伴。安娜是热烈、真挚而丰富的，其性格是一团火，“有一股压抑的生气在她脸上流露”，但这是被死灰压着的火，又是那刻板冷酷的官僚丈夫扑灭不了的生命之火，渥论斯基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使之无比热烈地燃烧起来了，她渴望摆脱精神奴役、过独立平等的生活，然而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妇女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她勇敢地离开了卡列宁，却既被剥夺爱子又无法离婚。安娜蔑视世俗成见和贵族道德，贵族社会就冷酷地弃绝了她，扼杀了她这一点点微小的幸福和自由。与渥沦斯基结合的有限快乐给她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激情后的冷淡厌倦是她不幸命运的最后一击，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黑暗之中的大火终于永远地熄灭了。
《安娜·卡列尼娜》的浓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它感人的主题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也由于它在艺术上非常完美，技巧上颇多独创之处。在塑造安娜的形象上，作家溶入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始终注意显示安娜的美，写她的肖像美、动作美、服饰美、从容的风度、丰富的内心世界，既从正面刻划也从侧面描写，把她与另一少女吉提对比衬托，更让她与枯燥冷漠的卡列宁形成鲜明的对照；心理描写的生动贴切达到了“辩证法”的程度，安娜的常态心理、变态心理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作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结构上也独具匠心，两条线索形成对照，在对比中对两种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作了评价。)
安娜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幸福的新女性，安娜崇尚精神生活，她视真诚的爱情为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爱情幸福为生活的目的。安娜的婚姻就如一个巨大的牢笼，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婚姻的不幸也是相当同情的。因而列夫·托尔斯泰让安娜发出“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呐喊，表明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
列夫·托尔斯泰让安娜在享受甜蜜爱情的同时却被深深的负罪感困扰着。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安娜是一个应受到谴责的有罪的抛夫弃子的坏女人，让安娜必须用生命作为代价来为自己赎罪。
列夫·托尔斯泰对觉醒了的女性意识既有认同的一面亦有拒斥的一面，作者的创作心态是矛盾的、复杂的。从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的塑造中流露出他对自己所属阶级文化的效忠。
正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潜意识决定着一切，是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所属的贵族阶级的文化效忠，使他要安排安娜这个不守游戏规则的女子别无选择的走向死亡。当列夫·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表明了作者列夫·托尔斯泰对自己的阶级的文化效忠。因为所有的社会效忠，从属自己阶级的文化，不仅仅有同意谁的意义，还有反对谁的意义，这就是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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