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的新探讨
——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述评
黄中习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来是翻译界关心的主要话题，也是于2007年4月20-22日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重要议题。来自全国54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社的100多名代表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刚刚在北京落幕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是一次官方组织的专业论坛，本届研讨会则是一次中国典籍英译的专题研讨，也可以视为前者的一个“分会场”。与会代表正是带着强烈的“译经意识”①，为传译和弘扬蕴藏在我国历代典籍中的中华文化精髓的目的参与研讨，为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献技献策。
一、承前启后，出谋划策
典籍英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本届研讨会的重要主题。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汪榕培教授在大会开幕辞中简要回顾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了典籍英译存在的问题，并就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他认为，目前的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佳时期。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置，翻译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增多，都说明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翻译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已经实现了对接，同时也为翻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从事典籍英译的资深人士已渐入高龄，而中年人才又严重匮乏，因而典籍英译研究出现了断层，这是制约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他建议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重视翻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部门要遴选和培养有一定翻译经验、对汉译英感兴趣、热心于典籍英译的学生，强化汉译英翻译实践，有计划培养一批汉译英的专门翻译人才。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文国教授在会上畅谈了目前我国典籍英译的良好机遇和发展典籍英译事业一系列对策中的“一个认识、两个理论和四个工程”。“一个认识”指的是中译外究竟应该由中国人做还是由外国人做的问题，即译入还是译出的问题；“两个理论”是指由于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性，“中西互译”与“西西互译”需要两种不同的翻译理论作为指导；“四个工程”是指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具体翻译工程、翻译研究工程、工具书和资料的编撰工程和翻译人才培养工程。基于中西语言有较大差异，外国人学习汉语有较大困难，“中译外”与“外译中”之间有着很大的专业差别。他呼
1 吁译界专家学者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典籍译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多研究中西互译方面的理论，建构西方翻译理论所没有的、也不能提出的、而我们又急需发展的中译英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发展我们的翻译理论，并在典籍翻译的“四个工程”中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他还一贯认为，“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在加强中英语言与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的外译工作，为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潘文国，2004：40）
我国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老中青学者普遍认为，应大力加强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进一步改进翻译教学，根据不同的培养对象、不同的培养阶段以及不同的培养目标，在理论教学与翻译实践上各有侧重。
二、百花齐放，理论创新
翻译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理论创新”是当代翻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翻译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新作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翻译研究：新范式还是转变观点？》）对近30年来国际翻译研究的种种转向和发展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回顾和概述，对非英语国家（尤其德国）的翻译传统进行挖掘和总结，多次提到或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现状之后，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最近（2006：23-25）坦然承认：“在中国，翻译正在复兴„„翻译研究的三个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很快„„中国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翻译史”。而我国有的学者一概否定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盲目吹捧西方翻译理论，对我们的翻译成就视而不见，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说中国不存在翻译理论，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说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其他学科比起来尚不十分发达，这却是客观的评价。”（辜正坤，2000：24）不久前，《中国翻译》杂志杨平副主编在一次关于中国翻译理论建构的规范化问题的学术报告中也指出，翻译学是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其发展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和跨学科性。各国翻译学者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以不同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历时和共时的动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译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互补共存以及各国译论的接轨与融合是未来翻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国内外译界人士还在继续努力，发展翻译学及其分支学科。
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指出，翻译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在译学方法论系统中加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四个子系统方法论的研究与建设，应该重视“理论、方法、方法论”和“策略、方法、技巧”两组术语的界定与区分，重视翻译的本质属性和学科研究对象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他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翻译学必 2 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博士生导师、四川外语学院王寅教授从哲学高度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意义观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意义观，进一步提出了“主客主互动模式”的理解模式，并以“枫桥夜泊”的四十个译本为语料，深入解释翻译的主观性。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宝童教授结合自己英译《千字文》的实践，探讨了效法前贤、引经据典等诗歌翻译策略，认为《千字文》具备诗的特点，应该以诗的形式翻译《千字文》。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以乐府诗翻译为例，论述了情感真、语言好、文化美三位一体的诗歌翻译原则。大连海事大学夏廷德教授深入探讨了典籍翻译的损失与补偿，指出翻译补偿的必要性、分类和原则。
针对我国翻译界有人对西方翻译理论盲从跟风以及我国图书翻译质量下降的现象，著名翻译家江枫先生指出，目前我国翻译界确实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不良倾向，呼吁人们关注这一现实问题，处理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张多进行一些能够直接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探讨。霍跃红博士谈到了当今国际译学的热门新话题——翻译伦理学（translation ethics），认为翻译研究现在应该回归伦理问题，译者应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从而提高翻译的水平和质量。在她看来，正确的荣辱观应包括：以热爱、弘扬祖国的语言、文化为荣，以损害祖国利益为耻；以忠实再现原文、原作为荣，以胡译、乱译为耻；以对读者负责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精益求精为荣，以粗制滥造为耻。
三、视野开阔，领域拓宽
霍恩比在其新著中还呼吁，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人们应该“进行对话，而非战争：走向‘翻译转向’。（2006：164）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及发言上看，我国典籍英译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正朝着以上学术方向健康发展，有“视野开阔、领域拓宽”的特点。
发掘我国传统译论，并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转化，这也本届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回顾了中国翻译教学的技能训练和观念局限，从方法体系上寻求进入文学翻译手法的超越机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傅惠生教授指出，典籍英译应该注意有意味形式的研究，因为有意味的形式与意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汕头大学卓振英教授以《楚辞》英译为例，论述了典籍英译中的总体审度，分析了翻译理论的指导功能和检验功能。苏州大学王宏教授的发言探讨了典籍英译研究当前面临的三个问题——译什么、怎么译和为什么这样译的问题，认为典籍英译的对象应是中华典籍，即中华民族古代科技文化的精品，既包括汉语典籍，也应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典籍作品。
许多代表的典籍英译研究视野开阔，典籍英译批评的理论气氛相当浓厚。很他们运用现当代翻译理论或语言学理论分析和解释种种典籍翻译现象，这样的翻译批评令人耳目一新。例如，燕山大学的刘泽权教授等学者运用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红楼梦》中
3 的诗歌翻译；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新云副教授以译介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国典籍英译中的变异现象；苏州大学的刘迎春博士以互文性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法律英译问题；广西民族大学的周彦副教授对典籍英译中的女性译者进行了多维度探讨。有的代表还探讨了拓展典籍英译研究领域的可行性，认为应该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挖掘和对外翻译。
我国历代典籍就是我们的“文化资本”，我们要利用好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理论探索与翻译实践，说不定在这过程中我们就能生发出具有独创性的翻译理论。国外不少翻译理论的源头不就是《圣经》的翻译吗？
四、以老带新，形成团队
在本届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带着他们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一起参加学术交流。来自苏州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20多名研究生参与了学术研讨。典籍英译队伍形成了“以老带新，老中青结合，形成团队”的崭新局面，这为典籍英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并重，师生组成团队，参加翻译实践，这是近年来典籍英译领域的新特点之一。在前辈的指导下，中青年学者在典籍英译研究与实践过程中逐渐茁壮成长。例如，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汪榕培教授带领博士生与硕士生进行吴歌、评弹、昆曲和苏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英译；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指导他的博士生进行新疆和内蒙古史诗的英译；燕山大学刘泽权教授带领硕士生进行典籍翻译课题研究，等等。广东金融学院黄中习副教授认为，在当今多极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典籍英译事业大有作为，青年外语学人应该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刻苦用功，博古通今，中西兼通，克服外语研究与汉语研究、国外译论研究与本土译论研究、理论探索与翻译实践等方面的“两张皮”现象，为发展中国的翻译事业，为中国文化走为向世界多做贡献。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两张皮, 而是一条龙——一条兴云作雨, 灌溉整个学术王国的龙。”（王宗炎，2001：163）
五、初见成效，再创佳绩
中国典籍种类繁多，汗牛充栋，典籍英译任重而道远，需要一代又一代翻译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清末之前，中国典籍翻译主要是国外传教士进行。晚清民初，辜鸿铭先生英译了《论语》(1898)和《中庸》(1906)，开创了国人独立翻译中国典籍的先河。如今,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 中国典籍翻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经过几代翻译家的辛勤劳作，我国已经出版发行了有数十种典籍翻译丛书。
4 为展示近年来我国典籍英译的丰硕成果，本届研讨会举办了“典籍英译新作展”，共展出200多种334部新作。展品中有汉英对照的翻译丛书，如“大中华文库”、“儒家经典译丛”、“古诗苑汉英译丛”、“一百丛书”等；有介绍中国文化与习俗的英文版系列丛书，如“熊猫丛书”、“中国圣人文化丛书”“大师经典文库”等；有汉英对照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系列丛书，如《昆曲精华》、《吴歌精华》、《评弹精华》等；有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著作，如《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古诗词的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汉诗英译论要》等；有介绍典籍翻译历史的图书，如《汉籍外译史》、《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等；有汉英译翻译参考词典，如《中国翻译词典》、《汉英中国文学词典》、《中国历代文化典籍概要》（汉英对照）等。这些新作种类很多，或是英文版，或是汉英对照版，或是全译版，或是选译版，或是精华版，或是绘图版，或是大陆版，或是海外版，或是港台版。从这次新作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典籍英译成就特别突出的当代翻译家有杨宪益夫妇、许渊冲、汪榕培等等。我国典籍英译的理论探索与翻译实践已经初见成效，理论研究著作日趋成熟，英译作品覆盖面逐渐扩大，英译作品质量越来越高；典籍英译作品的多元化和系列化格局已经形成。考虑到我国历代典籍浩瀚渊博，举世罕见，考虑到国内典籍英译的丰硕成果和良好水平，“中国人的典籍英译，即使不说胜过，至少也可和英美人的译文比美。”（许渊冲，2006：72）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这次新作展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典籍翻译事业取得的新成果。2008年将在上海举办的第18 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然而，“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英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可言”。（潘文国，2004：42）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本国文化。进一步发展我国典籍英译事业是国家文化输出战略的需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中外英语读者的需要。展望未来，在国家战略、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和多方协作等方面一系列积极措施的引导下，中国典籍英译事业一定能够再创佳绩，谱写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注释：
① 王友贵先生（2005：46）认为：“所谓‘译经意识’，既指一种翻译态度，文化态度，亦指翻译方法„„它指译家主观上对原作百分之百的尊重，由此而产生的亦步亦趋的翻译方法，以及在此前提下所做的最大限度的翻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