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研究浅议
陈一榕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经济2008级）
摘要：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成果，是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独特文体。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民族志，研究对象，方法论
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地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和解释。民族志被视为人类学学科的产品。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民族志研究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人类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的参与性观察，即所谓的“田野调查”，以及民族志者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文本写作。马氏民族志被称之为“科学民族志”或“传统民族志”，成为了标准人类学实践和书写民族志的原型。
科学民族志既有对事实、事件、现象进行记录、描述的“志”，也有对事实、事件、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和理解的“论”，是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独特文体。民族志的人文性（艺术性）使得用建立在虚构艺术基础上的叙述理论来分析解释它成为了可能，这也是当前西方主流的“认知人类学”（congnitive anthropology）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之一。
一、民族志的研究对象
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
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於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
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型的以一本书长度呈现；就过程而言，它是在团体中长期的观察，经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或与团体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常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都是“社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微型社区”。这种方法传播到中国，就成了所谓的“微型社区研究法”。王铭铭认为：“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被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之后，又被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论成为中国社区论的实质过程”。[2] 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是不同的。前者研究的是现代工业化社会，后者则是研究前工业社会。而吴文藻和他的学生们认为，芝加哥学派主张的“社区研究法”不仅适合都市社区，也适合中国的乡村社会。虽然从本质上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但19世纪以来又面临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为了研究这样一个社会的现实状况，就要结合从传统社会研究中发展而来的社会人类学和从变迁的工业化社会研究中发展而来的社会学。要使社会学更细致地反映中国社会，社区研究的办法是值得采纳的。
然而，一般认为，中国的村落是相对封闭的聚落空间，因此传统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在田野工作范围上往往只局限于一个小村落，注重村落社会的“共时性”研究，忽略了村落以外的广大区域社会，而且普遍都是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自20世纪中叶以来，对村落社会的调查出现了两种新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关注“村落社会”之上的集镇（或者说乡镇），另一种是进行多村落的调查。相关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3]
二、民族志方法论
1、从功能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在方法论上的基础是整体论。“当我们谈到整体论的时候，固然会描述各个部分如何拼凑在一起（fit together）及其背后的机制。这机制是来自制度或人的行为，其基础必须是超越现象本身或‘常识’而在理论上是不可化约、有其独立自主性的社会事实。”[3]因此，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民族志时，不但能够看到对社会文化现象“面面俱到”的“深描”，而且也可以读出从社会事实中抽象而来的“一般性意义”。比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描述，勾画出一个由各项相关要素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并在解剖“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
2、符号互动论，研究重点在於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性质与过程，其基本概念乃是：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藉由象徵的符号(语言、文字、手势、表情)来表达其意念、价值、思想。而符号的意义随个人与情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解释。理论内涵如下：
(一)社会是由其成员在互动中建构的，社会结构是处於动态的过程中，其乃由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微观的社会现象，而非广大的社会结构。
(二)社会秩序是共识符号的产物，也是个体在具体的情境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认为知识形成是经由“磋商”的过程而来，是由主体的意识作用在日常生活世界，不断与他人所接触的事物中来建立可供沟通的知识。知识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协商而成，而达日常生活的共识与规则。
3、现象学
现象学由胡赛尔（E.Huer）所创立，乃二十世纪欧陆的显学之一。其主张“存而不论”，“回归事象本身”，将主观“放入括弧”，认为要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便需摒除臆测，清楚直接了当地观照我们经验中的基本事物，检视心中所思所想.而民族志研究强调研究时要将所有的“预设”去除，要“放空”自己，让事物呈现出自己最原本的样貌，如此才能客观地掌握现象背后的本质。
4、诠释学
诠释学乃海德格（M.Heidgger），高达美（H.Gadamer）的思想，是一门意义诠释的理论或哲学，主要概念在於“精神世界”和“理解”，认为诠释和理解是掌握“意义”不可或缺的方法，主张以同理心，即“拟情理解”去了解别人。而民族志研究强调研究者必须从当事人的立场出发，进入脉络情景去检视其信念、价值、观点、动机和意义建构，以理解、分析其生活世界，此与诠释学的理念相同。
5、日常语言分析学派
此学派受到维根斯坦（L.Wittgenstein）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字词的使用，需视使用的个别情况或脉络，才能了解它的功用，把握它的意义。换言之，相同的语言或字词，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之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解读。而语词行动的背后往往有行动主体背后的价值观与受社会情境的影响。这也就是维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的原因。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有如游戏，规则可随时随地自订，具有无数的种类及多重性。而民族志研究关注特定的情境脉络脉络，,意图理解当事人的意义建构，故此派可说是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
6、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主要以马库塞（H.Marcuse）与哈伯马斯（J.Habermas）的学说为代表，强调对於意识型态宰制的批判以及自身的反省，强调对於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社会，文化层面应了解其本质的意义并加以批判；而民族志研究者於研究进行时，也应时时批判反省自身的价值、信念、避免造成另一种意识型态霸权以及为特定利益团体服务而不自知。[4]
三，民族志的发展史
最早的民族志是自发的，随意性和业余性的。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民族志。中国史籍中的“蛮夷”传是偏重纪实的，而《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也可以归入此类。而在西方，希罗多德被推崇为最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早期对异族的描写多有想象的内容。在中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代表。而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出现的民族志主要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由于探险家们不懂当地语言，与当地土著接触又短暂，描写大都很肤浅。库克船长在1768-1779年对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受到后世人类学家的关注。而在土著地区居住（被俘或传教士留居）的西方人所写的则相对较详尽，比较有参考价值。
直到二十世纪初，里维斯才开始强调由有训练的观察者直接进行密集田野工作(intensive field)。他主张研究者要与他所研究的对象住在一起,说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文化,他也提倡利用恰当的资料报导者(informants)搜集当地文物,家谱及生活史,并做系统性的纪录。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撰写民族志的时代，被称为“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的科学性的时代。”马林诺夫斯基可说为民族志的创始者,其主张研究者要确知自己的研究目的.而民族志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当事人眼中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从当事人的视野及角度看他们自己的生活及文化并主张应与研究对象生活在一起.藉由如此,才能真正掌握当地人的生活过程(刘仲冬,民85,页174).现今的人类学家已经变得较有自我知觉,明确,并且更能反映自身及他人的工作和生活马林诺夫斯基在美拉尼西亚东部的特洛不里安岛上生活了四年，不依靠翻译直接和当地人交流，居住在当地人中间，写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种田野调查的研究原则和“图书馆式”研究方法有根本上的区别。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的主流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
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全部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和真相？研究者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这种专业素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备的，而且研究者如何去除偏见和预设，摒除前概念、事先了解，以客观来解释主观的经验和感受，都有待继续研究。
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以后又可以作什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体系？民族志重在观察自然的情境，浸润其中，忙于描述和分类，捕捉情境的立即性和瞬间性，容易忽视过去和未来的因素，而且偏于“小宇宙世界”的分析，昧于研究结果的脉络，陷于非历史和非结构的弊端。民族志研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工作，研究者集观察者、访谈者、记录者、分析者的角色于一身，个人就是全部的研究工具，缺少团体的共同评价，研究结果多属地方化的个案研究，使用自己的参照架构，偶尔研究共同的研究主题，也大部分是内省的，这些特质都阻碍了理论的建立。
近来，民族志扩展为学派或民族志的次典型，包含不同的理论取向，并在发展上受结构功能论、符号互动论、文化和认知人类学、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影响。而在70年代，受到后现代的冲击，民族志强调以超现实主义撰写并以“对话”式或多重声音的叙述方式取代人类学家的独白,强调与报导对象之间的对话。
近年来，民族志研究已被承认，并广受欢迎,其乃以一种“另类”的研究策略来探索教育实务现状。
参考文献： [1][美]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3页，1997 [3] 刘朝晖：《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J] 民族研究 2005年第3期 [4] 王文科：《.质的教育研究法》[M]，台北：师大书苑民族志阅读:当代议题，1994 [5] 黄应贵：《人类学的评论》[M]，（台北）永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312页，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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