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创新治理模式 努力推进社会和谐
开创农村依法治理工作新局面
2006年到2010年，按照国家“五五”普法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国家政策法律，加强对特定区域、特殊行业和特殊群体的依法治理，解决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主要在镇区、矿区、库区的依法治理方面做了如下工作：
一、大力推进城镇建设法制化，积极构建现代乡村质治理新型模式。
2007年，我亲自策划和主抓城镇建设工作，仅用三年时间，实现镇区面积扩大两倍，而且三年没有发生群众集体上访、挡工堵路及其他群体性事件，主要做法：
（一）抓城镇定位，使城镇品牌成为共同愿景。 结合地松镇河溪密布、环境优美、区位优越、交通便利的实际，在征求群众的意见基础上，提出“休闲垂钓”之乡的城镇定位，相应提出城镇发展的“12345”工程（即一个品牌工程，打造“休闲垂钓之乡”的城镇品牌；两个载体工程，一是通过小城镇开发实现地松城镇化；二是通过土地流转为城镇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培育发展城镇新产业。三个规划工程，一是做好城镇总规和详规编制，二是做好产业发展规划，三是做好新农村村庄整治规划。四个结合工程，把城镇建设与移民搬迁相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与国家项目建设相结合、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五个一体化，实现镇村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规划、产业发展的一体化推进）并依法定，通过人代会形式审议通过，成为地松发展的共同愿景，作为群众的共同意志，确保城镇化的有序推进。
（二）抓规划引领，强化规划的法制功能。
2007年，我带领政府班子先后到什邡市和我省黔东南州考察城镇规划，在汲取什邡市马祖镇规划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镇实际，委托黔南州建筑设计院和都匀市规划局共同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成为福泉市唯一一个既有总规又有详规的乡镇。规划编制完成后，先后五次召开群众代表大会，对规划进行讲解，征求意见，并通过镇人代会审议表决通过。全镇人民对规划行成共识，提高执行规划的自觉性。规划由市政府批准实施，成为我镇城镇建设的法定文本。后来，又编制镇区浪波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和镇区周边四个村寨的新农村村庄整治建设规划，形成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规划体系，构建涵盖5000余人的乡村间规划、管理、建设一体化的新型治理模式。
（三）抓秩序治理，构建和谐镇区
一是抓规划执行。在建设初期，部分群众和个别单位不按规划建房，甚至有些单位建房的设计图纸由省或州统一设计，与我镇规划冲突较大。为此，我积极协调市建设局执法大队，强制拆除新区三户违反规划的民用建筑，并积极与州建设局、市政府有关领导沟通，通过他们协调有关部门，在我镇新区实施项目建设时，按我镇规划设计施工。通过争取，黔南州建设局和我市建设局给予大力支持，任何单位凡在我镇新区实施项目，图纸设计上由他们源头把关，严格按我镇规划执行。在新区实施的大型项目中，卫生院大楼、邮政服务中心、文广中心、中学教学大楼严格按照规划施工，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通过严格执行规划，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法定性，地松镇成为福泉市执行规划最好的乡镇，被明确为福泉市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的重点镇之一。
二是严历打击非法占地建房，先后组织国土执法数十次，杜绝非法占地建房行为。取缔规划区土法炼焦厂一个，拆除乱搭乱建占道经营摊点20余处。加强环境整治，完善乡村环卫设施。建立工商约时定点服务中心，强化市场监督。
三是通过利益导向，引导老街和周边村寨房屋改造按新规划实施，每户给予2000元-5000元不等的奖励。两年来，老街2／3旧房按照规划实施改造。
四是抓村庄建设，对镇区周边五个村寨，按照一事一议的办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力。按照“绿化、亮化、硬化、汽化、美化”五化的要求进行治理，现已完成7090的治理工程，初步形成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农村社会治理形态。 这些治理措施，从客观上普及了《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应当说，农村的依法治理所依之法，不一定是现成之法，村规民约、乡村规划、共同愿景也可成为治理之法。农村社会广泛，情况复杂，我们应创新治理模式，在治理中普法，在普法中治理。
二、依法治理矿区地质灾害，积极构建特殊的法治结构 2006年至今，我先后三次组织实施涉及全市及我镇的矿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在和谐矿区建设中，形成独特的法治结构，也提供有益的法治经验。
（一）组织实施福泉磷矿采区格山榔地质灾害防治，为市政府依法收取地质灾害防治保证金提供充分的依据,为构建磷矿山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奠定基础。
2005年-2006年间，受市政府指派，牵头组织实施福泉磷矿采区格山榔地质灾害治理，涉及120余户480多人。我亲自编制治理方案，针对矿山特殊地质条件，提出进行城镇化安臵、将村民搬迁至牛场镇区的建议。由于采矿权人更换频繁，关于业主法律责任分摊问题由现有业主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公平的，于是向市政府提出依法开征地灾治理保证金，磷矿山的磷矿按每吨10元收取政府统筹治理经费，并以政协提案的形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得到州市肯定。2006年正式开征，至今已有数千万元。解决矿山地灾治理长效机制问题。
（二）组织实施地松跃龙煤矿地灾治理，为和谐矿区建设树立典范
2008年5月，我镇跃龙煤矿采矿区垮岩自然村寨发生地质灾害，涉及27户20余人。当时正值雨季，需要进行紧急避险，市政府责成我镇采取一切措施进行防治。这次治理具有几个典型特征：
1、法律责任的确认程序最为严谨。2008年5月，先后委托104地质队、贵州天展地矿公司进行应急调查，风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成因技术鉴定，确认跃龙煤矿采矿是造成地灾的主要原因。2008年，镇政府委托贵州大学为该地质灾害编制治理方案，然后对矿区所辖的村民出资搬迁。2008年，市政府批复拆迁安臵方案，2009年元月，以地松镇名义启动搬迁，到2010年，已经全部拆迁完毕。
2、民主化程度最高。我们编制的四个治理方案，即就近搬迁、货币安臵、后靠安臵、城镇化安臵，能充分说明各个方案的利弊，在镇里公开征求群众意见，所以群众能百分之百的接受城镇化安臵。对各种拆迁实物指标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群众百分之百的签字认可后作为补偿依据。同时，宅基地划分坚持群众自愿申请、自主选择原则，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3.法律文书最齐全。资质部门的应急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技术鉴定报告、治理方案、行政批文、群众申请书、实物指标确认表、拆迁范围图、宅基地总地图、拆迁合同等一应俱全。共收集各种法律文书资料8卷。
4.速度最快效益最好。将地质灾害治理与城镇建设相结合，与移民搬迁相结合，既解决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又为群众找到后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既消除企业的发展隐患，又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达到镇区扩展，企业满意，群众高兴的目的，较好地兼顾了企业、群众、地方三者利益，成为和谐矿区建设典范。
（三）组织对杨柳井煤矿、干塘边煤矿采矿活动与巴香坪水井水量减少的成因关系进行司法技术鉴定，这是我市至今为止首次对地灾成因进行司法技术鉴定。
2007年，巴香坪村300余人封堵杨柳井煤矿、干塘边煤矿运输通道，声称两个煤矿采矿导致他们的饮用水源巴香坪水井水位下、水量减小，要求赔偿损失。我及时邀请并以政府名义委托贵州地质工程勘察院对此进行司法技术鉴定，在确认煤矿和水量度小没有关系后，又组织听证会，由环保、水利、信访、法制办级群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会上由专家对采矿活动与水量减少的关系向群众讲解，并对群众提出的疑问一一进行解答，有效化解矿群矛盾，促进矿区和谐稳定。
应该说，矿山地质灾害是引发矿群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规定较为单一，治理中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如业主的法律责任怎么认定，诱发者由谁确定，资质部门在鉴定文书一般用“主要原因”“重要原因”等模糊词语，如何量化责任,地灾损害赔偿没有专门的标准等。可以说，地质灾害治理没有成熟的法治模式。因地质灾害而提起诉讼的难度大，诉讼中的举证极为复杂，而且责任很难量化，加上诉讼主体多元化，一处灾害可能涉及多个业主和大量群众，在程度上不好控制。实践中，往往由政府主导统筹治理，或由政府指定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技术鉴定（不管业主是否认可）——确认责任业主（不能复议，也不可诉讼）——政府牵头、业主出资——统筹治理——参照当地征地拆迁标准补偿——兼顾企业、群众、政府利益——尽量进行城镇化安臵。这种治理从性质上讲，仍属于行政法范畴，同时兼具民法、侵权法的一些特征，形成独特的法治结构。
三、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库区发展相结合，构建和谐库区探索有效的法治途径。
下翁溪水库是福泉较大的小型水库，设计库容量600万立方米，解决1.5万亩农用灌溉和8000余人饮水问题，库区涉及四个自然村寨共1200余人口。早在1992年，国家投资1500万元建成下翁溪水库并初次蓄水，由于库区岩溶地貌发育，溶洞较多，当时的勘察技术没有发现，导致水库建成以后不能蓄水。20年来，遗留大量的历史问题，如征地遗留问题、房屋拆迁问题、农转非问题、后续发展问题等。
客观的说，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关于小型水库建设的政策是不完善的。对这类小型水库建设国家只有建设资金，没有征地拆迁资金，也没有后续的扶持政策，加上地方补偿标准偏低，如征地标准为800元/亩，土400元/亩，拆迁标准：砖混结构住房96元/㎡。远远低于当时的城镇拆迁标准，也低于工矿业的征地拆迁标准。配套政策跟不上，当时农转非96人，没有1人进行安臵，20年来，这个特殊群体虽在城市落户，但只有1户有住房，其他人均租房打工为生。群众长期不能摆脱贫困，累计欠缴电费高达100万余元。群众合理要求得不到法律救济，长期游离在体制之外，成为政策法律覆盖不了的盲区。
2008年，市政府争取病险库治理，库区治理重新提上日程。2009年5月，施工单位进场施工，500余群众立即阻止施工，历史遗留的各种矛盾集中显现。针对特殊复杂的历史情况，市政府指派我为协调组组长，具体负责处理库区各种问题。我带领政府班子，针对群众提出要求按现有标准重新征地，重新拆迁补偿，并要求进行就业安臵等问题，采取积极的措施，一是加强法律宣传，坚守法制底线。先后召开群众会50余次，宣传法律知识，强调历史征地拆迁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能否定，并以镇政府名义印发致群众公开信600余份，宣传到户到人，并告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的法律责任。二是最大限度保护和满足群众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引导群众把眼光放在库区发展利益上，同时在新农村建设、拆迁整治、项目扶持、农村低保、廉租房屋等方面给予政府倾斜，先后解决400户征地农户长期粮食补助，360人农村低保，80多人的城镇低保，9户居民的廉租房以及4个村寨的饮水工程，及时启动村庄治理工程。 2010年4月30日，水库建设动工，2010年11月，水库建设竣工。2010年11月，历史20年拖欠电费问题也得到解决。三是民主协商，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解决方案。围绕历史和发展问题，形成协商机制，出台解决方案家家户户签字，对政府和群众都有约束力。四是做好四个结合，确保库区长治久安。把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相结合，水库长远效益与群众近期利益相结合，病险库治理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水库建设与村庄治理相结合。较好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经过8个月的努力，最后，政府与群众达成共识，98%的群众在解决方案上签字。使这一历经20年的库区矛盾得到解决。
由于病险库区的矛盾复杂，在库区治理的问题上，仅靠法制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更多运用政策功能，以解决民生为重点，为群众找到根本发展出路，从民主与法治的途径解决问题，淡化行政权力，强化民主合作，构建政策法律综合治理框架，促进库区和谐发展。
四、几点思考
（一）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重点和难点在“治理”，必须强力推进治理，以治理促普法，才能实现真正法治化。没有强有力的法制手段，农村的和谐稳定是无法保证的，农村的普法也就成为空谈。
（二）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尊重群众在法律上的平等主体地位，是农村法治的基本保障。政府应尽量弱化权力色彩，在行政行为方面，更多的运用引导、合作、扶持、奖励等措施，充分尊重民意，尊重群众法律平等主体地位，把法治与民主相结合，在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中普及法律。
（三）只有发展经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法制化水平。法制作为上层建筑，受到经济基础的客观制约，在贫困基础上是没有法治的，只有不断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的经济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群众法治化水平。
（四）农村社会治理，仅仅依靠法制手段是不够的，必须综合运用行政、财政、经济、政策手段，才能推进农村民主化和法制化。
(五)群众性事件的处理中体现了农村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是一个由乱到治、由无序到有序的复杂渐进过程，主要表现：
1.群体性事件中，群众诉求多元化。各种利益主体交织，群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相互交织。加上农村群众法律素养低，对于哪些是合理合法诉求并不十分清楚，提出的诉求往往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群众诉求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成为依法治理首先解决的难题。只有诉求合法，才能用法律手段解决。
2.群体性事件中，表达诉求方式极端化。由于本身提出的诉求并不合法，为达到目的，又采取极端手段，如阻断公路、封堵企业、冲击政府、殴打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打砸抢烧。用非法手段达到非法目的。
3.农村中普遍存在信访不信法的问题，无形中破坏了法律秩序，损害法律威信，部分群众达不到个人目的，就到省政府上访，用非正式手段给政府施加压力。而在维稳压力下，地方政府往往做出超越政策法律的行为，以安抚上访者。这实际上是以“违法”对“非法”，以政治取代法治。 4.群体性事件中“众怒难犯”“法不责众”的传统法治观念，使农村法治受到极大破坏。在法不责众的政法背景下，个别人专法律空子，打着群众的旗号，煽动闹事，达到个人目的。一旦闹事成功，就实现个人目的；一旦失败，政府也拿他没办法，最终不了了之。形成群体性违法这一法律治理盲点的现象。尽管对一些过激行为，司法部门也介入调查，试图抓典型，杀鸡儆猴，但又存在许多疑难问题。
5.群众与政府的软对抗目前没有硬手段。如:罢运、罢工、罢市、集体静坐、有些软对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但由于群众性的，一般没办法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