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幸运的避免了冷热剧烈交替的破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跟进功不可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日趋完善。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已与十多年前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调控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且日趋繁荣， 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与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分不开的。从宏观层面方面来看，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行不悖的是宏观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原来，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拐点，在发挥市场经 在择定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时，同时择定以宏观调控为前提。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遵循以市场调节为主，辅助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对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论是事前的综合平衡或事后的大力调整，都显得那么有必要。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就是一帆风顺的，从上世纪90年代后，也有经济过热和偏冷的交替，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给以必要扭转。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1995年后的明显过热，二次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有所呆滞，还有一次是这几年的偏快。这三次的大体症状，一次是公认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扬超过20％；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采取从紧对策带来一度的通货紧缩；一次是延续到现在的物价渐升直逼和突破警戒线，从轻度通胀到中性通胀，距全面通胀仅一步之遥。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还是稳步前行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这首先就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增长偏快，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及别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9％之间是恰当和合理的，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取得相对宽松和渐进的活力；相反，如果低于或高于这个额度，往往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疲软或紧张，常见的是后者，带来供需失调等失常现象。正是这样，从原定各个年度规划看，主观上期望和预测在此适度空间；而执行结果却是一超再超，几年来达到两位数，并在渐次攀升，决非吉兆。 二是投资规模偏大这几年来投资增长率多在消费增长率的一倍左右，居高不下，习以为常。这固然可能加快了经济增长，然而也挤占了国民所得，压缩了消费份额，以致积累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认定合理的上限三七开逆转为倒开，在世界是特例，既不利于改善民生，又不利于经济运行的平稳和协调。这与过去整个分配有些重国计、轻民生和重资本、轻劳动有关。
三是物价指数偏高过高的物价水平，导致人民生活压力加大，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压力更是像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物价过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幸福感降低。 再者，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也增长过快、规模偏大。这似乎是好事，为经济发展添注活力，成为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但是，由此带来几个问题，如外向依存度高于某些外贸大国，以致风险也高；外汇储备过大，以致货币发行过多，并引起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同时，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大的外部因素。
宏观调控，通常是指四个方面，除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国际收支外，还有失业就业问题，相互联动，应当求得一个最佳平衡。这几年经济增长偏快，扩大了就业规模，但失业、待业形势未有根本好转。虽然，城镇失业登记率稍有下降，而对照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实际失业、待业人数和隐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有宏观条件原因，也不能认为没有主观的疏忽，如一度强调“减员增效”和大量拆迁、大量征地，或许在宏观调控中是一个盲点。从根本看，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涉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合理性呵护不够。此外，大家开始觉察除国际化可能过热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过热，造成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农田缩减过多，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过多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反映为宏观调控的不全和不力。
当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这些宏观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只能静观其变，
这有一定根据，但是完全靠静观其变，显得无能为力。停留于这点，将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卸责，甚至承认市场经济的万能，排斥宏观调控的必要。如果否定宏观调控，一味信赖单纯的市场经济，那是空想，既悖于理，又害于行。
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之所以一直发生较大或很大的不平衡，特别是常见的所谓过热，根子在于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过快速度的倾向，即通称的GDP情结或增长冲动。“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当年强调时，明确以效益为前提，最早择定翻两番目标，同样有此前提。速度与效益是辩证的统一，偏于一端，就生抵触。后来在理解上，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忽视或丢掉了这个前提。发展经济学告诉人们，从最早和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后来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从片面、过度地追求发展速度转换到适当的快速，其实质和重点不仅在数量增长，更在质效提高，才有其实际价值。大家懂得，GDP作为综合指标，无可替代，但是有其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成本和结构等多种内涵。追求过快的速度，不择手段，不计其他，必然会以损害和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是得不偿失和违反初衷并难以持久永续的。
其次，对片面追求过高速度，大家不是没有认识其危害，从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看，问题多多，决策多多，好像是的确已拨正，越来越明朗。但是在实践中，为什么依旧不知反省，一犯再犯，长期如幽灵般在游荡呢?有人先后揭示，关键在整个体制没有转变，有关机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责直接表现在政绩考核和人事考核上，有形无形地还是GDP为纲，导致相互攀比，个个争先，深恐落伍。从多个省市区看，不高于全国平均，似乎就失职了。出现过高增长，无不沾沾自喜，不以为险，只以为喜。与此相应，在财政体制上，财权与事权下放后缺乏制约，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兴财和项目兴财，导致上述几个“化”的过热。于是对待宏观调控，不少地方或明或暗地声称：“这是国家和中央的事，地方不用管也管不上”，“全国要下，别人在下，正是本地大干快上的好时机”，“即使我们冒了也无妨，否则老实人吃亏”。经过上下博弈，一个国家发改委面对多路诸侯，胜算是渺茫的。宏观调控之难，难在这种利益基础上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
再者，在上述经济运行态势下，“一俊遮百丑”，“万事快为首”，使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力量耗在追求速度上，对整体工作是很强的冲击，撞出了一串薄弱环节甚至断层。GDP是产出，不计投入，以致造成数量优先，质效让路，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和环境的恶化都不在话下，城市经营和负债经营列为绝招，可持续发展逸出了眼界。倾全力于经济增长，不免放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改善，只顾近期，不顾长远，使某些问题迟迟不能处理得当，直至积重难返。由此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步履蹒跚，以致如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和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崛起为新的三座大山，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顾此失彼和轻重倒置。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很多事情，不到问题成堆，矛盾锐化，不能获得警觉，被迫而仓促应付，而是GDP挂帅，抓了一点丢了九点。宏观调控，贵在事前预见，而大多变为事后救急，难度倍增，代价也倍增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宏观调控真的就是伤痕累累，并未益处，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由此了带来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或间接的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