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读后感
一本好的书应该是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更重要的是是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给人以无限的使命感。《江村经济》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江村经济》将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通过研究一个小村庄折射出来，将作者自身经历融入书中，不仅增加了文章的可信度，更是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而我，在认真阅读后，也收获了一些东西，产生一些看法。
前言
《江村经济》是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它描写了长江流域一个名叫开弦弓村的村庄的经济等问题和该村庄的历史发展变化。在书中，费孝通先生针对这个村的发展作了深刻分析，使我对中国农村的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并且，从中我更是深深体会到了作者的赤诚的爱国心和他对于社会学的热衷。
地理环境
费思博士等认为：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现阶段，把一个村子作为单位最为合适。而费孝通先生也正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将自己的调查范围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村庄内进行。费先生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它坐落于长江三角洲上的太湖东南岸。该地区受夏季季风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干爽，“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的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生产季节约持续300天”。而且，“该地区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水路干线的交叉点上，这两条水路把这个地区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大疆土联结起来”。自然环境的优越和交通的便利是这个地区在当时中国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村庄中，土地是维系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物质条件。人们可以根据当地人所占土地的自然条件大致推论出村里人的职业。而恰好，该村中的外来户全部从事着特殊职业，当然，他们没有土地。
另外，有着交通优势的开弦弓村并不仅仅发展农业，它的工业尤其是蚕丝业，在当地乡村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近些年先进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该地区的传统蚕丝业逐渐衰落。
从这个篇章中，我了解到，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条件，但更不能脱离整个社会或者世界。开弦弓村由于受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在整个村庄的规划中，并没有一个可以将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公共活动的专用场所。不过，在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该村庄的内部联系紧密起来，一些公共机构的建立正是社区生活变化的体现。
社会背景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家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它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扮演着保证亲族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的角色。“家族”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家”的亲属关系的扩展。而“家”的规模大小是有两股对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决的。一股要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导致的亲属关系的扩展恰恰是通过姻亲关系来实现的。在这个村庄里，婚姻是一个非常正式而又严格的问题。这里的人们的婚姻之事严格按照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而这里不存在求婚的说法。子女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母定下了婚事，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而且这里的人们习惯上讲究“亲上加亲”，因而表亲间联姻现象很是普遍。因为婚姻在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绵续家世及促进家族的发展。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婚姻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人们对于妇女的要求有很多，而且过分重视“香火”问题。这更是造成了“小媳妇”现象的存在。
当然在家族、婚姻问题中，财产继承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在一个村庄中，财产不仅仅局限于家产，还有村产、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和“无专属的财产”。这些财产的继承主要以集体占有和私人占有的形式存在。在拥有财产的群体中，家是一个基本群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一个农村家庭中，传递的主要财产是土地，主要对象是该家庭中的直系男子。若没有直系男子，则由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来立继。当然继承者还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因为本人的专业是法律，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对书中与法律有些许牵连的内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书的第四章（财产与继承），费老描述了这个典型的中国村落中人们对财产的分类（当然，这种分类决非是法律学者们按照逻辑严密的物权法体系进行的分类），以及财产的传递和这种传递过程中对继承和赡养义务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当时已经生效的（中华民国）新民法中有关继承的规定（新法规定了女子的继承权，改变了单系继承的原则，体现了男女平等的观点），费老认为虽然新法律已颁布7年，但就江村而言尚未发现“有向这一方向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的迹象”，即民间所遵循的继承原则仍然是传统的“父系传嗣单系继承”。这实际上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即：法律自上而下的构建出了一套体制，但该体制所适用的领域却实际遵循着另一套“规范”，即表现出了一种“二元化”的态势，而这种“二元化”（有时是一种“多元化”）往往又表现为民间自发的“规范”得到实际贯彻，国家公权力制订的规范成为华而不实的装饰品。
由此我们可看出，传统的中国从承担责任和发展家族考虑，给予了男子很高的地位和权利，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妇女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这些问题已得到了显著的解决。
另外除了亲属关系的联结，还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纽带就是地域性的纽带。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些人在一起组成了户，他们共同居住、吃饭和劳动。而其它形式的联合群体也多如此存在。
经济生活
开弦弓村的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文化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得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的要求。文化对于村民的消费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村里的房屋都设计有堂屋。堂屋是住房中占地最大的，一般用来做劳作的场所，例如养蚕，缫丝、打谷等等。它也是人们接待客人或存放农具、农产品以及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
这里要注意的是 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费孝通先生在书中的第一章第七节是即提到：在结婚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新的儿媳妇必须经过这样的一种考试。新娘的母亲送给她一张特殊挑选出来的好蚕种。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养好这批蚕。如果她养得好，显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赢得她婆婆的好感。这被认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据此可以确定她在丈夫家的地位。蚕丝在这里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工具，更多的是一种技能，代表着一名女孩子的最高的能力水平。也就是这种对蚕丝的高度重视，使得这个在古代属于家庭手工业一种的蚕丝业渐渐往工业化生产转变。
费孝通先生对农村的农耕和副业各环节作了详细的介绍，让我惊叹于这些农业行为的技术性和精确性。这个系统的每套程序，都需要一个惊人的协调。以农耕灌溉为例，由于水域在田地的外围，必须修建渠道，外层的田地灌溉一定量之后，必须自觉地关闭出水口，以满足下一块田地的灌溉，为了满足均匀灌溉，同一田埂内的田地必须高度相同，如果有一家的田地为私自储水而降低地块高度，便会遭到谴责。即使干旱时节，这个规矩个人也不敢轻易去破。这个规矩不是任何行政部门强制执行的，而是自律的结果，自律是这个地区自治的条件之一。 在村庄中，除了生产，人们的主要活动是聚会、出会和一些宗教、祭祀活动。
这些细节体现了这个村庄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也有一些副业等的发展。而在一代代传承与发展中，村民们保留了许多习俗文化。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该地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
在地理环境中，作者曾提到，由于人们所占土地不同，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也有许多种。主要可以归为四类：农业、专门职业、渔业和无业。但不管如何划分，这些职业的类别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它们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从这些职业所从事的人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大部分的人使用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不仅仅只从事农业生产，还有其他的如蚕丝业的乡村工业生产。还有部分因成年男子死亡，只有寡妇和儿童等的家庭，不靠自身劳动过日子，而是依靠出租土地生活。
在从事农业生产中，天气条件很是重要。人们根据传统的节气表和一些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安排农业生产。而土地的占有促使了雇农和小土地出租的产生与发展。这种生产方式也有效地利用了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除去农业生产，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这也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前面说过，蚕丝业在后来有所衰退，也正是如此，当地人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中，促使变革的主要力量是世界经济的衰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当地一些技术人才的积极参与。另外政府的重视和帮助也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改革中也有许多问题，比如技术革新进退维谷。费孝通先生也提出了他对于乡村经济发展的建议：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
在整部书的最后，费孝通先生着重讲述了中国的土地问题。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而农民的主要开支又在土地的使用上。我们应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关键应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不是紧缩农民的开支。因而费孝通先生再三重申，恢复农村企业才是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根本的措施。
《江村经济》作为一本探讨社会问题的书籍，它深刻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是一部很值得阅读的社会学类型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