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就春秋战国时兴起的郑卫之音这一课题进行探讨。主要对其音乐本体进行研究。从郑卫之音的涵义、音乐特色、以及兴盛与衰亡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着重展现了郑卫之音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及它作为民间音乐的代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郑卫之音；女乐；雅乐；礼乐制度；民间音乐
序言
“郑卫之音”是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音乐名词。它产生于“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是见于记载最早提出“郑声”这一概念的人。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春秋战国时期，它的出现立即就引起了各阶层的普遍争议。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为维护礼乐制度，提出了“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放郑声”“郑声淫”的观点；而以魏文候、齐宣王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这样激烈的争论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发展，而孔子的“郑声淫”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来争论的话题。
那么，作为中国古代音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郑卫之音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音乐?笔者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这个课题。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对郑卫之音的研究，不仅是在音乐学界，在文学界、史学界都是如此。特别要指出的是，冯洁轩先生于1984年发表在《音乐研究》上的《论郑卫之音》是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论文，文中对“郑卫之音”这一课题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见解。本文正是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上，来考察郑卫之音的音乐本体特点。
一、郑卫之音的涵义
研究郑卫之音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涵义。一般认为“郑卫之音即指郑、卫地区的民间音乐，后世儒家将其内涵扩大，泛指不同于雅乐的、源于民间音乐的俗乐”。(《中国音乐辞典》)这种解释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袁征在《郑卫之音及其在古代的反映》一文中指出这一内涵界定的疏失，笔者也认为这样的解释略显笼统，不够准确。在此参阅袁文归纳如下：
《左传》中关于郑卫之音的最早记载是这样的：“吴公子札来聘„„请观周乐„„为之歌《邶》《廊》《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魏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之甚，民勿甚也，是其先亡乎!’”。朱熹的《朱子大全》载；“‘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邶》《鄘》《卫风》若干是篇也”。
这里的“风”即民歌，《郑风》《邶风》《鄘风》《卫风》，就是郑、邶、鄘、卫等地的民歌。所以由上面两则记载不难看出，早期的郑卫之音是民间音乐的一种民间歌曲，而其流传的地域也不可笼统的说是郑卫之地，而是应该包括邶、鄘(今河南省汲县及汤阴县东南一带)等地区，这是其一。
郑卫之音在历史的演变中其内涵不断扩大，将民间音乐及源于民间音乐的俗乐都称为郑卫之音，这样的说法不仅仅限于儒家。唐代白居易、明末王夫之等对此也进行过论述，而他们都不是儒家，这是其二。
“郑声”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阳货》“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今人“蔡仲德、冯洁轩、陶波、吉联抗、李方元、袁征、修海林等在各自相关的文章里都将其等同于‘郑卫之音’”；“新声”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晋语八》“平公说新声”，“蔡仲德、修海林、刘再生均认为其等同于‘郑卫之音’”。从历史文献考察，这两种提法是符合史实的。郑声、新声与郑卫之音的关系应得以明确，这是其三。
由此，郑卫之音按其内涵扩大的过程及不断发展，实际可以概括为：郑卫之音又称郑声、新声，最初指郑、卫、邶、鄘等地的民间歌曲，慢慢发展为各地包含的爱情内容的民间音乐(主要是民间歌曲)，到了后来涵义更加广泛，指所有的民间音乐和由民间音乐而来的俗乐。也有的学者。将它的发展总结为三个时期。由于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所以在各个时期，甚至是同一时期，郑卫之音的涵义都不尽相同，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民间音乐。
二、郑卫之音的音乐特色一与商音乐的传承关系
谈到郑卫之音的音乐特色，就不得不提到郑卫之音与商音的传承关系。上文中对郑卫之音的流传地域作了简单的介绍，这里还要说明的是郑卫两国都建立在故商疆域内，卫在故商的王畿，郑与卫南北相邻，地处故商的南疆。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把邶、廊、卫分别封给商纣王之子武庚及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正如《汉书·地理志》所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廊、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西周统治者本想以此控制殷商遗民，防止作乱，但是武王死后，管叔、蔡叔勾结武庚叛乱，周公率军镇压。到成王时开始大规模分封诸侯，卫国和郑国就是在此时建立的。由此也证实郑卫原本就是商遗民的聚居之地。郑卫地区的人民主要也就是商遗民。
由于地域的关系，商族很多的民间活动和风俗也就传至郑卫。历史上长期盛行的祓禊之风就渊源于商朝。它是一种民间的风俗活动，即在每年的三月上已日，男女临水洗手洗澡，洗去不洁，拔除不祥。这样的活动最初是氏族间每年春后固定的一种男女社交活动的形式，后来又渗入一些迷信思想，渐渐演化为一种纯粹的风俗活动，直至郑国时仍然很兴盛。《毛诗传笺通释》载：“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拂除不祥。”这正是对郑国青年男女祓禊活动场面的生动描绘。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在《史记》和《左传》中都有相关记载。
在《诗经》国风一百六十篇民歌中，郑风、卫风合占三分之一之多。这些民歌中也不乏有男女逗唱的情歌。如描写男女相会的《山有扶苏》《风雨》《溱洧》；也有描写相思之苦的《狡童》《子衿》等。它们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在郑风、卫风中还有一些大段的分节歌，如《卫风·氓》和《邶风·谷风》。《氓》每段十句，
《谷风》每段八句，各分六段。“像这样的大段分节歌在《国风》中是非常罕见的。可见郑卫的民歌与其它各地民歌相比是较为突出的，水平也比别国高出一截”。
冯洁轩先生从考古文物研究中印证了郑卫之音与商音乐的传承关系。他将近代出土的郑编钟的音列与商和西周的音列进行了比较。新郑城出土残存的六枚春秋时代的甬钟恻隐结果为：“不管从新音阶或从旧音阶角度来看，它的隧音和鼓音结合起来，已经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可按d1为角、f1为商、f1为羽分别构成三个不同宫系，可以转调。这种音阶形式，与西周钟固定为‘宫－角－徵－羽’的形式大相径庭，说明它是郑卫的地方音乐影响到宫廷的结果。如果把这种音阶形式与安阳商钟和温县商钟的测音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亲近。”
所以，郑钟应是商钟音阶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形态，这种继承和发展正是郑卫之音对商音乐的继承和发展。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郑卫之音根植于它所生存的这片土地，“继承了较高水平的商代音乐传统，较多保留了商代音乐优美抒情、色彩华丽的特点，比较富于浪漫气息”。
三、郑卫之音的兴盛与衰亡
(一)郑卫之音兴起的原因
郑卫之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蓬勃兴起，是时代造成的。其兴起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及其自身因素等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在政治上，周朝因其极少的人口统治广袤的中原，所以他们施行一种以血缘为联系的分封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礼乐制度则规定了依据身份等级的不同所用音乐规格的差异。西周前期是周王室统治的鼎盛时期，周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而到了西周后期，随着各诸侯国的不断强大，周王室的地位开始动摇，至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特别是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当时历史情景的真实写照。而他们所祟尚的礼乐制度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王室衰微的同时，卿大夫纷纷崛起。鲁有三桓，郑有七穆，齐有高、崔、庆等异姓掌权，到后来晋、齐、鲁、宋、郑、卫等国的国政几乎也都为几家世卿所把持。王室实力与诸侯实力发生变化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下移”现象的出现。首先表现在异姓统治者并不看重雅乐。雅乐“一唱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淮南鸿烈》)的风格再也不能吸引他们，而适宜表达个人情感的民间新声更让他们倾心。《礼记·乐记·魏文侯》载“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另一位君主齐宣王也老实的说他“非能好先王之乐”。其次，是新兴统治阶级对礼乐制度的僭越。鲁国的大夫季桓子在自己的庭院里演出天子方能享用的“八佾之舞”(佾列也《左传·鲁隐公五年》载“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违背了礼的规定，引起了孔子的不满。《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这样的事件在当时已经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形成。再次，诸侯国宫廷乐队已形成规模，甚至有超过王室之势。这从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葬乐器群的出土发现中不难看出。而曾国在当时只是位于楚地的一个南方小国，拥有如此宏伟的宫廷乐队，当时各诸侯国的情形可见一斑。这一切都说明“王国文化”已转变成了“侯国文化”。
除此之外，民间音乐活动兴盛起来。各地民间优秀的歌手、声乐教学能手和乐器演奏高手相继涌现。《列子汤问》所载“余音绕粱，三日不绝”及“薛谭学讴于秦青”的故事，《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载伯牙鼓琴遇知音的美谈都反映出这种现象。
一方面，王室的衰微、礼乐制度的崩溃已经无力阻止民间音乐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郑卫之音为首的民间音乐满足了新统治者的享乐需求，以郑卫之音为首的民间音乐就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经济的繁荣也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商代开始，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就实行了分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也取得了显著发展。“商人”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采取不抑商的政策，尤其是不食官禄的独立商人的出现，促进了诸侯国之间的商业活动。魏源《诗古微·桧郑问答》指出“三河为三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即告诉我们郑、卫地区是商业贸易的中心，商业繁盛，交通发达。而商业的兴盛与交通的便利，更能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经商业必然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春秋就出现了一批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如齐之临淄、楚之郢都、陈之宛丘、赵之邯郸、魏之大梁、郑之阳翟等都是著名的商业都会。《战国策·齐策》载“苏秦为赵合丛，说齐宣王：‘„„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描绘了当时临淄地区经济发展，人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郑卫之音取代西周雅乐而登上历史舞台，从音乐本身发展规律讲，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冯洁轩先生在《论郑卫之音》中精辟的论述了这一观点：音乐本身就有两种社会功能，一是反映一定阶级的愿望、意志、进行宣传、教育；一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娱乐。西周雅乐从巩固政权角度出发，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音乐理论体系一礼乐思想，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思想是建立在水平并不高的音乐实践基础之上的，而且它只有单一的政治目的，只承认音乐的政治功能，窒息了音乐的发展，雅乐最终僵死的局面也成为一种必然。与其相反，郑卫之音所代表的新乐，其内容就来自民间，带有世俗的气息，活泼、清新，更加注重艺术性，在实践基础上重新提出另一种职能，即其美的、娱乐性的一面，郑卫之音取代雅乐不可不谓是历史的进步。(二)郑卫之音繁盛的表现
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乐在各地兴盛的情形，文献中多有记载。《韩非子·内储说下》载“晋献公伐虞、虢、及遗之屈产之乘，重棘之璧，女乐二八，以荣其意而乱其政”。此处的女乐即奴隶社会以来供统治阶级享乐的女性乐工，也是新乐的一种形式。公元前522年，郑国也曾以“歌钟两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左传·襄公十年》)贿赂晋侯。《史记·孔子世家》载有前494年鲁哀公接受齐国馈赠的女乐之事。《吕氏春秋·不荀论》载“缪公以女乐二八人与良宰遗之，戎王喜，迷惑大乱，饮酒昼夜不休”。缪公即秦穆公，可见在地处西陲的秦国，新乐兴起也较早。
(三)郑卫之音的衰亡
郑卫之音发展到战国时期已达到其鼎盛阶段。至于它如何走向衰亡，有两点原因在学术界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一方面，统治阶级较为强调以音乐的娱乐性，这样极端的做法使他们把音乐的娱乐性变成了享乐性，从内部使郑卫之音腐化，萎靡下去。另一方面，新兴统治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反过来从理论上否定它，给其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它进入秦汉之后由衰而亡了。
笔者认为，郑卫之音并没有由此而衰亡。正如前文中讲到的它发展到后来成为民间音乐的代名词，它不是从此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而是以新的名称、新的形式继续生存下去。如在秦代“秦声”与“楚歌”就是有着鲜明地方色彩的民间音乐乐种，而秦始皇与秦二世也都爱好“世俗之乐”。汉代更是如此，武帝扩建乐府，采集各地民歌加工配乐、填写歌词、改变曲调，对民间音乐起到了保护作用。作为汉代各种民间音乐总称的相和歌其兴起与发展也绝非偶然。作为后世歌舞伎乐的前身郑卫之音还是延绵不断的发展下去，只是其名称和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
然而郑卫之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儒家思想也对它产生了极大影响。孔子一开始就站在维护礼乐制度的立场上提出“放政声”。孔子之后它还是如火如茶的发展起来，以至于孟子不得不承认新乐的地位。后期儒家的代表荀子也是反对郑卫之音的。但他并非从维护传统雅乐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建立新的雅乐体制、巩固新兴统治阶级，维护其长远利益而反对郑卫之音的，所以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结语
“郑卫之音”是笔者一直都很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它产生的特殊年代，它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引起的争议，它对后世音乐发展的影响，都是笔者想涉足这个课题的原因。
当笔者醉心于郑卫之音的研究时，才发现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历史事件，而是贯穿于我国整个文化史的。长期以来，它虽然遭到排斥、压制和否定，但从没有因外部的压抑而停止不断的吸收、创造和发展，还是以不同的民间音乐形式生生不息的发展下来。正如黄翔鹏先生所言，“民间音乐才是我国音乐文化的主流”。
与民间音乐相对立的雅乐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是不容替代的。在探讨雅俗之争时也引起了笔者更广泛的思考。这样的对立不仅仅在音乐领域，也在艺术领域甚至整个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着。清代中叶的花雅之争、当代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并存都是如此。这些也迫使我们去更多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社会里，我们应当怎样去对待传统音乐?将它送入博物馆，还是输入新鲜血液进行再加工再创造?如此种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