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宗教
（一）
2015-09-25姜汪维
引子：全球约200万穆斯林9月22日聚集在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活动现场不幸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717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这是近10年来，麦加朝觐活动发生伤亡最严重的踩踏事故之一。为生者祈福，为死者默哀。宗教与人类的关系复杂，牵动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读书可以明理，望少一些天灾与人祸。
谣言是晚清官绅、士大夫乃至秘密社会组织、盗匪、流民反教的重要手段。通过制造“挖眼剖心”、“迷拐诱孩”、“诱奸妇女”等一系列具有煽动性的谣言，引爆民众的愤怒，“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鼓动他们对抗基督教、天主教等。对传教士则“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对教民则“下油锅，捞其筋骨，剥其四肢，抽筋碎脑”。在这些晚清读书人的鼓励下，因宗教而起惨案持续四十余载，遍及全国，如1868年的扬州惨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1年的芜湖教案、丹阳教案、无锡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和1895年的成都教案等等。
谣言具有舆论和整合功能。“谣言”本是流传在民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在专制社会，文化资源被统治者所垄断，普通大众的愿望和不满往往通过谣言传播弥散。而一些政治人物，往往利用谣言的舆论和整合功能，造成一种大众所趋的态势，以影响和统合群体的行为，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历代《史记》之皇帝本纪及朝代更迭纪事中极为多见。
谣言具有揭秘性。在社会信仰松动和危急时刻，荒谬不堪的谣言往往是民众认为的可信“事实”，能将不同的人群暂时凝成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群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比如晚清义和团在西医学堂看到蜡人像，便以为是“人脂”；在照相馆中发现了荔枝，以为是“人眼珠”，他们直观地认为照相肯定要用到人眼珠，于是把老板严加刑讯，务令其指出藏眼珠子的地方。这些血淋淋的谣言，以极大的煽动性激起民众的仇洋情绪，从而引发血案。（君不见，当代某些邪教诋毁党和国家政权，也妄图采取这种谣言方式以蛊惑民众。）
谣言往往将对立面类比为“禽兽”。这相当于将同一种属的“人”，硬生生分为“人”与“非人”（禽兽），即我是人，他人是禽兽。1861年有一篇著名的反洋教檄文《湖南合省公檄》煞有介事地将英国人界定为人与鱼的混体：“其种半人而半畜”。这为后边编造很多关于英国人的荒诞不经的谣言埋下了伏笔，也为反教的暴行提供了心理依据。现代极端宗教思想在对待异教徒和非教徒的态度上，也往往如此——习惯宰杀牛羊的手，伸向另一群“牛羊”时，怎么可能会心生怜悯？
人们为什么会听信谣言？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书叫做《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认为“乌合之众”（聚集成群的人）虽然由个体集合而成，但是却具有简单个人相加未曾有的特点：一是失去个性，人的本能开始显现。二是感性大于理性，群众易受相互间的感染与暗示。三是失去责任感，行为难以控制。四是从众性，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其他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加上谣言往往占据一个道德和正义的制高点，所以容易引起人群的共鸣，情绪便开始泛滥。比如1891年，发行达八十万册的《鬼叫（指基督教）该死》谣言用大白话说：“中国最丑到了王八婊子止了，我年长七十五岁，未曾听见王八奸淫其女，婊子和兄弟奸淫。你们看鬼叫连王八婊子不如，该死一万年不足。”中国传统文化，“万恶淫为首”，这一谣言就成功启迪了民众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谣言一旦变为舆论狂潮，就会成为一股难以阻挡的社会力量。（未完待续）
（参考：苏平《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版；„法‟古斯塔夫〃勒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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