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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节选)(作者:唐晓夜)

发布时间:2020-03-02 23:29:41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南 渡 (连载) ■唐晓夜

按中国传统的观念,南行并非算得上明智之举,南方历来是流放者与贬谪者的故乡,历史上虽出现过名噪百年的宁古塔与尚阳堡,但若单从地理这个概念而论,中国南方可不知比宁古塔、尚阳堡辽阔多少倍,其时间跨度也非清朝这几百年历史可比的,在这密密麻麻的流放、贬谪名单中,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与各种奇人异士是占主要地位的,他们为南方这片不毛之地的开垦,挥洒着自己毕生的光阴。

这一次的被贬之旅可不如预期的那样顺利,想必做一次名人达士自然也需要一番长途跋涉,使形与心皆为之劳役。

此时,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手持着蒲扇,羽扇冠巾的苏东坡;与东坡的首次相识,是在嘉佑,我名落孙山,他则金榜题名,苏轼两个鲜红的大字贴在皇城的公告栏上;第二次见他,已是元丰,时隔没几年,东坡的额前已多了几条细隙的皱纹,少了几许当年的意气风发,少了那份骑着红花高马的潇洒自得;东坡正在密州出猎,骑着高头大马,身后一大群的随从簇拥着,可马早已不是当年的马,而人也不是当年夹道的人;第三次,在绍圣,我在谵州最繁华的街道上寻找有关于东坡的足迹,突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从我身旁走过,我疑心那便是东坡先生,待我回过头,身后竟无一人,心许是我太感怀于东坡居士的身世沉浮,兴许是我太愤慨于东坡居士的南谪之旅,沾染着当世大文豪的文墨之气,我想着此次南渡,虽不是什么名智之举,却也算得上一次心灵之旅,因为我脚下的路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的足迹,还有千千万万的名人达士的足迹。

决定成行之前,征询了多方意见。出行的前几日,意外的收到了“分队”兄弟的电话,听着耳熟的乡音,说不出的亲切,然后我又在想,我与他,我与分队中人,是有多久没有通过电话了,具体的时间在脑海中已记不真切了,我问他,我们有多久没有通过电话了?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我知道他想起了那个时代的那些事情,我又何尝不是在试图穿梭至那个时代呢,可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了,譬如流水,落叶,那还有我们那遗失在地上金灿灿的光阴。

他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搞学术,不为研究,只希冀在记忆的长河里投射下几许美丽的倒影。我赞同的点了点头,邀他与我一同南渡,毕竟漫长的旅途上能够有一个人诉诸衷肠,是能节省许多时间的,哪怕是一只猫,也会令我的南行之路变得异常轻松。可是,他拒绝了,我知道他有自己的事要忙,总不能让的他的思想成为我想法的附属品,历史上的那些流放者,不都是孤寂的么!但我的南行之路注定是不会孤单的,即便没有人作陪,也没有猫猫相伴。

当然,已达成了成行的共识,准备工作必不可少。当年,张骞西行需要数千人员,丝绸等物品不计其数;鉴真东渡,僧侣及船只数千,可想而知,如此庞大的商旅,船队,其准备时间 一般是长达数年之久方能成行,其间行路途中死者数半,死者大抵是适应不了当地的环境。

——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这段史料是出自《明史郑和传》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为广大学者所推敲,众说纷纭,但不外乎其一,找寻“靖难之变”中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其二向外番炫耀明朝国力,使外番纷纷来贡。

古时的东征,西行,南渡,北上皆是奉帝王之命出行,或是为皇家征战,或是为找寻某个丢失的物件,或是与国结亲等,众因不一,如若撇开帝王的“赞助”或是帝王的“恩泽”都是难以成行的,没有始皇帝的恩准,徐市又怎么能在岛上另僻蹊径;没有玄宗的格外开恩,令力士脱靴的李白又怎会出走心中的帝京?

即便是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愿意迁徙与离乡的人还是相当少的,基本上是迫于无奈。八十年代的内地,因正逢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广东等沿海地区设经济特区,同时以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吸引内陆与海外投资。我想邓小平他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清楚的明白内地人有一种情结,一种对土地的情节,如果不加大投资力度,就不会改变中国的现状与格局,更不会动摇中国人对土地的那份情结。

至九十年代以来,沿海地区经济起步发展,内陆人仍不太愿意往沿海地区迁移,自古以来,中国便是农业大国,民又以食为天,只要有一块田地,不至于饿死,便是无尚的幸福了,特别是土改之后,农村每户按人口的多寡分得了土地,只要饿不死,农民农民思想意识深处便不会真正的求变,这也造成了内陆经济无法革新的原因之一。而与之相反的沿海地区,那里的人没有田地,即便有也只是少而贫的土地,大部分人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以打渔维持生计,因为饥饿,也因为政策的偏向,更因为人们脑海中的求变意识,当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也无法一概述。到现今,当广东的大街小巷布满内陆人的脚印,我也要随着这股大流漂自南下,或许某一天,科考队来丈量这座城市血脉尺度的时候,还能发现那个寻常的脚印,以及背后那段与所有印记一样原形的故事。

即便是做好了出行的准备,也仍然是一波三折,起先因为车票的问题,被迫打道回府,直到带上了“优惠券”,又被告知不能购买到达目的地的优惠票,既然决定成行,优惠与优惠已与我无关。

售票大厅充斥着各种味道,夹杂着各色人等,又躁热难安,不时有乞讨者问我讨要,因那次的上当经历,令我给也不是,不给也不太好,顿时陷入了难堪的境地。售票阿姨张着大嘴,责问着下一个将要买票的人,或因没有零钱找,而大声呵责,要么就以无票搪塞,而被责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小声应和着,也有想要大声争论的人,但往往被售票阿姨那尖利的声音给强压了下来,毕竟“一票难求”,即便你火气正盛,也不敢把火洒向那握有“重票”的售票阿姨身上。中国有时候就是这样,本末倒置,角色也容易发生对调,虽口称顾客是上帝,但多数顾客终究没能成为上帝。离开车站之时,天色已晚,薄薄的雾气中雨水渐落,于是,我加快了回程的脚步,待回到了住处,下起暴雨。

真正到了出行的那天,天空依旧下着小雨,雨照例是那种断魂的小雨,兴许是我的离开,让这片天空失去了光泽,也或许是我已被这片土地所接纳,我成了这片土地的儿子,自古便有“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典故,其实对于这片土地我是倾注了许多的情感,要我离去,我自然也是十分不舍,默想之际,我俯下身去,捧起一丕黄土藏进口袋。我会很快回来的,这股声音在脑海中激荡了许久,因为不仅仅是这乡情,不仅仅是这细雨,还有陈天华、曾国藩、蔡和森等人对我深深的眷恋,以及那些在此埋下友谊,结下缘分的人们,我在心中默念着:我会很快回来的!

当我将行李放入检测机上时,我知道我已经踏上了旅程,心情恐怕比当年被贬谪的文人达士也好不了多少,我向来是不喜欢乘车的,有可能是没有“享受”的命;再可能就是某位先贤遗民转世附体在我身上,让我反感于这现代化的产物。候车室照例人很多,即便是凌晨,空气中夹杂着浑浊的气体,我找了个空位坐了下去,但却疑心那是被人坐过的热屁股,赶忙站起来身来,又用手擦了擦,才敢放心的坐下去。

父亲是坚持要来送我的,与母亲一同,可能在他们的眼中,我永远都是他们的孩子,的确,这点毋庸质疑,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们才勉强答应没有来送,挂上电话的那一刻,我感觉到父亲的声音变了,故乡的风声也变了,唯一没变的是他的嘱咐依旧没有少,和儿时的回忆是那么的相似。

怀揣着父亲的嘱托,通过了天桥过道,进入了南渡桥梁的内部。因逢假期,车内人上海,又望望自己手中的车票——无座,没有座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想着古代先贤要是遭了流放,不远万里,长途迁徙,少则数天,多则数年,这样想着,有了对比,心境便开阔了些许,站在充斥着浑浊气体的车厢内,倚着车座,双眼呆滞的直视前方,恍如一位闺怨的女子,想着自己无友人相送,确也多了几分凄凉,古时,文人挚友要遭了大难,举家流放,友人便会送君千里,有甚者会送至目的地才会往返,更有甚者送至目的地仍不罢休,住个两年再回去,这也未尝不可,古时交通本来就不便,一旦分离,再会难期,连通信都属不易,江淹的《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而现代交通的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也无此必要了。

南渡的第一站是韶关,我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我们的足迹已经踏上了“粤律”大地的人,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对着窗外惊奇的叫出声,突兀的惊醒了许多熟睡的人们,这剧情与当时鲁迅笔下当时打破铁屋子的第一人无异,原来她惊奇的是窗外的植被,茂盛如织,厚厚叶片,芭蕉树与椰子整齐的树立在铁道周边,也正因为她的提醒,我才发现原来“粤律”大地是这么的热情,这样想来,当初这铁路绿化的规划者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如何让游客知道自己已身处“粤律”大地之上呢?其一是芭蕉,其二是椰子树,虽然这两位迎宾使者并非粤律所独有,但它们与北上的城市中所出现的两类植物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就好象城里的姑娘与乡村的姑娘一样,一个是水灵灵的,另一个则土里土气,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大运会上的礼仪志愿者,她们以真挚、热情的笑脸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外来宾客。

我虽然是学文学的,但我喜欢研究历史,有可能受着“文历不分家”的影响,每至一处,便翻阅查看与之相关的历史书籍,一是因为对其本就知之甚少,如不查阅,我来过这里与未来过这里又有何区别呢;二是,一座城市从出现至如今的存在,其间必定会历经苦痛、创伤与蜕变,我想把自己置身于其间,感受它的血脉贲张;三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总残存着中华民族的魂魄,就如余秋雨先生所倡导的,

——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后是集体人格

历史文化同样也是一种文化,它引导与启迪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与人文价值,我们徜徉在它沉淀了深厚的历史积蕴的长河里,让自己成为受体,默默的接受它为人格进行的洗礼。

既然要考察其历史文化,对历史文化名人的了解自己也是必不可少的,倾听着历史文化名人的心声,翻开一卷又一卷的的长画。倘若一座城市没有钢筋与水泥,那这座城市是不能称之为一座城市,即便要强称之为城市,也不会凭空出现骨骼与血液;历史文化上的城市是拥有骨骼与血液的,但若没有历史文化名人塑造,那这座城市注定是悲哀的,要么这座城市在古时暂作了原始部落,要么是受了蛮夷的教化,在韶州,这两类都是不待见的,上可追溯到石峡文化,下可追溯到清代各类文化名家的出现,石峡文化这段时期的出现,具体出现了哪些人,至今也无从考证了,就象玛亚文明,两河文明一样,谁也不会无聊到要去考证一种现象所出现的标志人物,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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