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
朱汉民
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学府，从宋初开始办学，延续至今，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在这所学府里，经一代代书生苦心经营，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摇篮，学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
在中华民族遭受苦难之际，这里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倡导最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关头，这里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
岳麓书院的历史源流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廷做官，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在地方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被纳入到了“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宋史·尹谷传》、明代所编《岳麓志》中有“三学”的记载。所谓“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反映了它在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方面，已高居于州学之上，这是它能够延续900多年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从北宋开始，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在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支持下，北宋书院蓬勃兴起，并产生了一些全国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等，后世遂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其实北宋著名书院不只四所。因而对哪些书院该列入“四大书院”，众家说法不一。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各人说法不一，惟有岳麓是诸家共推。从历史渊源、发展规模以及办学成效讲，岳麓书院确已处于北宋书院之首。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为这次重建岳麓撰写了《岳麓书院记》。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在南宋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为理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它的办学规模、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南宋岳麓书院的蓬勃发展，还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讲学联系在一起。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次，一次是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启程，至九月八日抵达长沙。朱熹当时就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学者，来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这次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的先河。另一次是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间，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是颁布“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恢复后，由朱熹、张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他们所倡导的心学思潮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朝是中国书院的演变、普及化时期。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岳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发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乾隆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清代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的学术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学术风尚发生了一定变化。如经学家王九溪主院，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时，更有湘水校经堂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成为岳麓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开辟了经学研究的基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面临变革学制的重大转折。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既反映出教育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又充分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政界、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人士考虑在岳麓书院办学的基础上创办湖南大学。如1912年湘督谭延闿就有这种想法。1916年筹办湖南大学的呼声更高，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胡子靖、杨昌济、杨树达、刘宗向、易培基等大力提倡，有关当局同意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筹备处设于岳麓书院内，并接管了高师留下来的所有图书设备，由教育家杨昌济主持筹备处工作。杨昌济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1913年留学归来，即开始酝酿创办湖南大学。他还专门写了《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提出在岳麓书院原址创设省立大学，既可以延续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历史，也可以充分利用高师的校舍、图书、仪器等。杨昌济等教育家、著名人士的呼吁对岳麓书院千
年办学的延续，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26年2月1日在岳麓书院原址上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校本部第一院，先后扩建第二院、科学馆、图书馆、工厂、宿舍等，在校学生规模有500人左右。1932年，胡庶华担任校长时，将岳麓书院的石刻院训“忠孝廉节”和“整齐严肃”列为湖南大学校训，胡庶华对其中一些作了新的解释。另外，胡庶华校长亲自撰写的《湖南大学校歌》中，也明确表示湖南大学是“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求继承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又要求学习欧美的文化教育优长，反映了湖南大学作为一所既有传统继承、又有创新发展的现代大学的特点。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长沙市军管会接管湖南大学，首任校长为李达。1950年毛主席手书“湖南大学”额，标志着湖南大学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现在的湖南大学校区以岳麓书院为中心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已经发展为一所理、工、文、管、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优秀传统，成为一所既有千年历史、又在国际国内享有一定声望的现代新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