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案例
案例1：强权与生命被蹂躏的缩影
鸦片，学名罂粟，最早在唐朝中期作为药材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由于它有镇痛、止泻、催眠的功效，自明代以来，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但每箱需纳税3万美元左右。但鸦片又是一种毒品，久吸易成瘾。“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奢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至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长期吸食鸦片上瘾之人，形容枯槁，奄奄若病，“如睡魔，如死尸，倾家荡产，败德伤人”。
鸦片进入东北，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海路，由东南沿海至天津和奉天各海口。二是陆路，由天津经山海关至奉天。1832年，英船北上，闯入连云岛海口，登岸入城，这是西方殖民者首次从海路登陆，侵入我国东北，试图贩卖鸦片。1838年，英国贩卖烟土的地点主要有：锦城的天桥厂，海城的没沟营、田庄台，盖平的连云岛，金州的貔子窝，岫岩厅的大孤山等。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商船也贩卖鸦片。
早在19世纪下半期，清政府就先后颁布多条禁烟令，明令禁止在中国走私鸦片，不过鸦片走私仍蔓延到清政府“封禁”的“龙兴之地”——东北。据统计，自1839年6月-1840年5月，盛京将军耆英在奉天等地查获的烟土共2400余两，烟具180多件，缴获烟土、烟膏454两。拿获烟贩40余名，这在全国禁烟运动中也算是轰轰烈烈的一项成果。
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展，使英国的鸦片贸易受到很大打击，英国政府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和迫使中国开放商品市场，于1840年6月正式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对辽东半岛进行了数次侵扰。清政府曾命盛京将军派兵巡查沿岸各港口，防止英军舰队北窜。同时，颁布敕谕，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如果英军舰队驶入盛京沿海，不要在海面上与他们交战，要根据情况堵住各登陆地点，防止英军登陆；如果他们已经登岸，就要尽全力予以剿除。
在清政府的眼里，盛京被认为是清王朝兴起的“根本重地”，能否保证盛京 1 的安全，是能否保证整个“龙兴之地”安危的关键。在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东北的局势十分关注。首先，敕谕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根据局势派往山海关、锦州及省城的关隘要处，适当减少省内驻兵，或以换防等方式充实海防。同时，组织沿海村民，修筑土堡，放哨瞭望，一旦出现敌情，兵民配合作战。对商人、绅士、市民等捐资修建城堡的，给予奖励。其次，在旅顺口等地安置大炮，除在已有的大炮中挑选大而又准的运送盛京海岸各隘外，还采办铁料铸造新炮十余门(二千斤以上的大炮，都命名为“巩定将军”；一千斤和一千五百斤的大炮，都命名为“振武”。)，这些大炮全部安置在复州、金州等海口，防御英军入侵。另外，还制造枪支与火药，以供官兵操练和保证发射大炮之需。其三，及时给盛京将军下达作战指示，通报南方各地的战况，以作好应战准备。1841年2月5日，英船驶至山海关、秦皇岛一带，一部分英军登岸，被耆英布置的官军全部歼灭。这样的战斗虽然不多，但却给英军以一定的打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60年春，英法联军分别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渤海湾，为进一步进攻天津和北京做准备。
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旅大民众极大愤慨。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同英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金州海口的居民组织团练，坚决不给英军任何接济，对“暗向各处村屯井内下药”的奸细，严拿严办。各商铺都把货物藏起来，坚决不与英军交易。
1860年7月，英国的一艘兵舰驶入旅顺口，四艘兵舰驶入羊头洼，停泊之后，纵兵登岸，抢掠粮食，这两个地方的乡民聚集了二三千人，手举刀枪棍棒喊杀追逐，英军吓得狼狈不堪，逃回船上，掉头驶出口外，不敢停留。就连当时的盛京将军也承认：“洋人尚有畏惧百姓之心”。在人民的打击下，英军不久便撤出了旅大。
案例2日益开放的视野：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洋务运动后期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他早年潜心于传统的“经世之学”，后盘桓于曾国藩和李鸿章麾下，为他们筹办洋务多方赞襄策划。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1888年任湖
2 南安察使，次年以钦差大臣(公使)的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一，是“西学中源”思想：西学中的制作因于《考工》，测算昉于《周髀》。唐一行铜轮之转，效之为车船；无驸马火器之遗，演之为枪炮。由是智创巧述，日异月新。《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第13卷《鲁问》、《公输》数篇，机器、船械之学之所自出也。第15卷《旗帜》一篇，西人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之所自出也。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则所见大，景亦大；远中，则所见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镜、显微镜者，皆不出此言范围。《庄子·外物》云：“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此电学、化学之权舆也。《吕氏春秋·似顺论》云：“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乾。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此化学之所自出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二，是充分肯定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以及工业化在商业发展中所居的基础地位：“英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价廉”。“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 。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三，是强调文明演变的综合平衡系统性，他借用一位出使随员的笔，将西国富强之源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通民气：设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二是保民生：人身家田产器，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三是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事一艺。四是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但国人皆知畏刑，是为养耻之效。五是阜民财：尽地力，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尽财力，设公司银号，蜘蛛之积，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上述内容显示，此时的薛福成，其思维视野已经超越了现代化的器物层面，而深入至作为“内在文明”的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时，他对技术的审视也开始置于社会大背景下，从而使其技术观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四，是澄清中国能否使用机器问题。当时，中国有 3 论者认为，“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对此，薛福成据理力争、加以驳斥：屏除机器只能导致“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中国“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西人之货以自供其用”。因此，“故守不用机器、调剂贫民之说者，此中古以前闭关独治之时势，而非所施于今日也”。
讨论题：
如何评价“西学中源”思想？
洋务运动后期的激进派思想是否偏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范式？
案例3：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和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具有纲领性的文献。颁布于1853年的《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土地分配上,主张“耕者有其田”。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十六岁以上的男女均得一全份，十五岁以下的减其半。又规定“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以及“丰荒相通”，互相赈济。其目标是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在副业生产和收入分配上，实施圣库制度。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其分配原则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
在军政合
一、寓兵于农的军事系统中，建立了乡官制度。规定：“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当其任者掌其事，不当其事者亦赞其事。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
4 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其后来归从者，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
1859年颁布的《资政新篇》，由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所著，其内容分为 “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四个部分。
在“用人察失类”中，洪仁玕提出要“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坏风气。指出：不要“甘居鞑妖之下”，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
在“风风类”中，洪仁玕提出要除掉旧习俗，如女子缠足、养鸟斗蟀、戒箍手镯等，主张兴办医院、学馆、四民院等。他特别强调指出：“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等，是“有用之物”，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者也”。
在“法法类”中，洪仁玕列举的内容较广泛。兴车马之利，制造火轮车，准许专利。兴舟楫之利，制造火船气船。开银行、兴保险，并准许“富民”设立银行。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开采矿藏，“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建立邮政事业，兴邮亭，设书信馆，不仅国家设立邮亭，而且准许“富民”察明设立。建立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兴乡官，兴乡兵。准许富者雇工，但不得用奴。除九流，禁止游手好闲，人人都要劳动，包括“富贵”的人在内。在“法法类”中，洪仁玕再次强调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建议用“新闻篇或暗柜”来揭露“弄弊者”。洪仁玕主张向外国学习，与外通商，并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兴衰情况，作为借鉴。
在“刑刑类”中，洪仁玕指出要“善待轻犯”，死罪用绞刑，不用斩首、分尸、点天灯等酷刑。他主张教育为先，反对“不教而杀”。在“刑刑类”中，洪仁玕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反对“拘拘不与人交接”的做法，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但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
讨论题：
1．《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有哪些不同点？这些不同点说明什么？ 2．《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历史局限性和意义有哪些？
5
案例4：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范式——体用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体用论”。该思想出台的前提，是认可中国的“体”和西方的“用”，恰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凝结着几代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思想。1861年，道光进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体用论”雏形。1895年，沈毓桂发表文章《救时策》，首次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术语。1898年，张之洞发表文章《劝学篇》，对“体用论”进行系统阐发，强调用洋器维护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此外，王韬和郑观应等人，也于19世纪末期对“体用论”有所表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在践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过程中所选择的应对外来冲击与挑战的文化变革与融合机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包含着对“夷”这一同一对象既“师”又“制”的矛盾。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实践中，必然导致中西的交汇和碰撞。在此进程中，中学和西学如何定位？这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要回答的。“体”与“用”的关系，还被表述为“道”与“器”、“本”与“末”、“主”与“辅”的关系。
针对“体用论”的功能与意义，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于20世纪末期在其用汉语撰写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辩解说”，即“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19世纪的中国‘体’、‘用’——精髓与功用,实质与技术——之辩是用来为向西方引借辩解的最适用方式”。
甲午战败，洋务派“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弊端暴露无遗。幻想的破灭催生了民族的觉醒，中国朝野终于“知旧法之不足恃”，从而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化倡行者突破“体用论”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先导。随着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向制度现代化的转向，尤其是20世纪初“全盘西化论”的出台,“中体西用论”随之终结，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实现了“由用到
6 体”、“自器及道”的转型。
讨论题：
结合案例，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进行评价。
案例5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病逝，翁同龢权利增加，康有为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分别代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均倾向维新）拟折，敦促光绪帝进行变法，两折于6月1日和8日先后呈送给光绪帝，光绪帝顺水推舟，立即将徐折送颐和园“恭呈慈览”，同时通过庆亲王奕劻要求慈禧太后给他变法的权力，并对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听到此话“怒甚”，说：“他不愿坐此位，我已早不愿他坐之。”经奕劻“力劝”，慈禧才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御史奕劻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复命”。光绪帝得讯后仍不放心，6月9日亲自到颐和园“请安”，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定国是、实行变法的要求。次日，光绪帝令翁同龢草拟诏定国是上谕呈慈禧审阅。11日光绪帝还宫，召集军机大臣会议，颁发《明定国是》诏。诏书首先指出：“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自强变法”，但遭到所谓“老成忧国”者的阻挠，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接着宣布：“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在诏书的最后，提出要设立京师大学堂，培养人才。
《明定国是》诏书明确规定变法维新为“国是”（基本国策），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终于见到了早就想见的康有为。在光绪帝循例问了康有为的年岁和出身后，君臣之间编就变法事宜展开了对话。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对话大致如下：
康有为：“现在列强交迫，分割在即，中国已到生死关头了。” 光绪帝：“这都是那班守旧的人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就可对症下药了。既知守旧导致今日之祸，则非尽变旧法实行维新不能自强。”
光绪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年来并非不讲求变法，但都是少变而不是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所以没有成效，就好比一座已经破败宫殿，如果只是小修小补，暴风雨一来还是要倒的，必须将它拆掉，重新设计、重新建造才行。数十年诸臣所说的变法，都是略变其一端，而未曾筹及全体，而且，所谓‘变法’，必须是从制度法
7 律变起，否则，只能算‘变事’，不是‘变法’。臣请皇上变法，一定要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其中应该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西方讲求300年，日本施行30年，均致富强，以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3年就可自立，以后更会蒸蒸日上。”“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康有为：“皇上既见及此，为何迟迟不行动而坐看走向危亡呢？” 光绪帝斜视了一下帘外，叹了口气说：“有人掣肘，叫我怎么办？” 康有为：“皇上可以就现有的权力做能做到的事，虽然不能尽变，但能抓住重要的事做几件，也足以救中国。只是现今的大臣都老迈守旧，不明世界大势，要想依靠他们，就如缘木求鱼。”
康有为又转变话题说：“今日之患，在我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在于八股取士。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却可以至高官。现在群臣济济，却没有能担大事者。皆由八股取士造成。”
光绪帝：“是这样，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我们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召见康有为后，光绪帝大为感奋，本想给他一个较高的职衔予以重用，但是在刚毅、荣禄的阻挠下，只传旨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的官职是没有资格见皇帝的。作为弥补，光绪帝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自此，康有为利用这一权力，频频上书，将他的办法主张一项项具体化，还与梁启超等人指导光绪帝推行变法。
光绪帝根据康有为和其他臣工的建议，连续发布维新诏书。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的短短103天内，光绪帝发布了184件新政上谕，平均每天1.7件，其中9月12日这一天，颁布了11件新政诏书。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的中央机构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光禄寺等机构，地方上裁撤广东、湖北、云南巡抚。裁撤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以及其他庸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除了以上这些经过诏令颁布推行者外，在这期间，康有为还曾几度奏请“开国会，立宪法”。终因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象其他措施一样发布诏书施行。在维 8 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 “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活跃政治局面，大有百废俱兴之势，“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而待。”外国人也大加赞颂，“以为新中国即将出现。”
变法运动遭到了封建守旧分子等人的抵制和反对。大学士刚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责维新变法，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大学士徐桐甚至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李鸿章、奕劻等人也相随附和。在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地主豪绅等守旧势力，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多数人反对，不执行改革的各项谕旨。一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二是置若罔闻，不予理采。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廷臣以为不便者，“多依违其间，口不言而腹非。”地方上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无论中央与地方，“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怕；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八股考试废除后没有后续措施，导致“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对裁撤闲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办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数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 裁撤绿营和让旗人自谋生计，以致使这些为数众多的营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诅咒新政。
还在6月15日，慈禧强迫光绪帝下谕，免去“帝党”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驱逐回江苏原籍。剪除了维新派在朝廷上的一大支柱，切断了康、梁等人和光绪帝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对光绪帝和康有为是致命的一击，光绪帝吓得“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同一天，慈禧又迫使光绪帝下谕，今后凡新任二品以上大员要具折到慈禧处谢恩，把用人大权紧紧抓到她自己手里。这天，慈禧还强迫光绪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便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这是慈禧控制军权，手握屠刀，待机而动的阴险措施。
守旧党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人认为，要扼杀维新变法，“必先求得慈禧之助，更须与荣禄联合。”慈禧在发动政变前，命令怀塔布、杨崇伊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密商，预定十月间（10月19日，即农历九月初五日），慈禧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弃光绪帝。维新派也知道这是“废立之举”，但毫无准备，深感大祸临头。9月18日，康有为接到光绪的密诏，“今联位几不保”，要他们“设法相救”。可康有为等人无兵无民，只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9 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国的支持，以挽救败局。但是，当时由于维新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缺乏认识，甚至还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9月19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带着极端危险的侥幸心去到袁世凯的寓所。谭嗣同曾先说了几句试探的话，问袁世凯是否知道天津阅兵的密谋。接着便把来访的目的坦率地说了出来。要袁世凯带兵杀荣禄，即调一万人星夜入颐和园，捉拿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等人入刑部监狱，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勋。并以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愿救皇上，向那拉氏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谭嗣同以为策划已经成功，便满意地告辞了袁。9月20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署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得到袁密报，立即连夜专车进京，往颐和园面告慈禧，维新派被出卖了。慈禧感到自己有被劫持危险，当即决计提前下毒手。
21日凌晨，慈禧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慈禧即以光绪帝名义下一谕旨，“言帝得病甚重”，对外则诡称光绪帝“有病不能亲政”。当时，北京谣言四起，都说光绪帝病重，按照慈禧的意旨派出心腹太监十余人昼夜“监视（光绪帝）行状，于是帝始不能自由”，成为阶下囚。
政变后第三天，慈禧开始 “临朝训政”，又恢复了她的“一统天下”。任命她的亲信戴漪、荣禄、启秀等为军机大臣。接着，她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屠杀维新派人士。9月28日，不经审讯，在北京菜市口杀害谭嗣同、刘光帝、林旭、杨秀深、杨锐、康广仁等六人，时号为“戊戌六君子”。 那时，“天天抓人，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北京城内缇骑四出，风声鹤唳，可以说是“鸡飞蛋打，连根拔净，”大有将与维新有关的“帝党”分子一网打尽的趋向。
维新派首领康、梁等，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护持下，逃往国外。慈禧“密令各省严拿治罪”。后来又派刘学询、庆宽两人以“考察商务”为名去日本，谋乘间刺死梁启超，但无隙可乘，不成而返。 1900年初，慈禧又派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并令查抄康、梁两人“家产，逮捕家属，铲除坟墓，”又悬赏十万金捉拿康、梁。在英、日等国严密庇护下，终无所得。李鸿章将此情况报告慈禧，慈禧大怒，随手取玉壶砸碎，愤愤地说：“此仇必报。”
慈禧发动政变成功后，即下令推翻新政，恢复旧制。1898年9月26日，恢复了已被裁撤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六个闲散衙门，取消士民上书的诏令， 10 除已办的大学堂和中小学堂外停止开办新式学堂。10月9日，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制，设京城的农工商总局予以裁撤，还下令查禁全国所有报纸并捉拿各报主笔。11日，下令禁止成立会社。经过一番“整顿”，百日维新期间所颁行的新政，除大学堂外，尽废无余。“一切新政悉行罢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然而，官复原职的守旧官僚，对慈禧却感激涕零。他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而又有点害怕地说：“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至此，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就如昙花一现一般迅速地夭折了。中国又回到了死气沉沉没有生机的“尘天粪地”之中。
案例6：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死于北京的贤良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过50天，梁启超就写出一本《李鸿章传》，对李鸿章从事的洋务运动别有一番介绍和评价，值得借鉴。
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在洋务上的功绩主要在于他的认识和眼光比较敏锐，看到了时局的变化，才主张搞洋务，并具有忠君爱国思想，具体表现在：李鸿章具有世界眼光，已经看到世界大势的变化，要求改变成法。1872年，他上奏清廷，指出中国目前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来要求与中国立约通商，聚集于中国。倘若再苟安下去，忘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疮痛，中国就很难再独立、富强起来。l875年。他又指出，现在东南沿海一万多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并深入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计。”而西方科技、交通发达，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更是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强敌。因此，他援引《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古训，要求“力破成见，以求实际”。
从与西方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深感受到西方船坚炮利，而中国军队“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方今强邻环逼，藩属倾危，岂可稍存侥幸无事之心，顿忘厝火积薪之诫”？尤其是东邻日本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狡焉思呈”，一旦侵略中国，其危害“更甚于西洋诸国”。李鸿章之所以大力筹办海防，兴办北洋水师不遗余力，“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除了军事之外，李鸿章办的洋务还有商务，同样是为了独立自强。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李鸿章认为，与
11 其听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不如中国自行仿办，既可以“权自我操”，又可以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
李鸿章重视培养人才，他指出“人才难得”，要兴办海军，必须同时培养人才；若没有人才，北洋水师就会如同“画饼”，无法实现。因此，在甲午战争前，他曾经三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并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医学堂，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如严复、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等，都为中国的海军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李鸿章开展的洋务活动虽然有声有色，但这场洋务运动依然失败了，并没有达到使中国独立富强的目的。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办的洋务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军事，二为商务，因为李鸿章的眼光有限，“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
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上的过错也非常明显。李鸿章既不知国务，也没有真正懂得洋务。李鸿章鼠目寸光，相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办洋务只要学一点西方船、炮、铁路、机器就够了，却对“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正由于李鸿章不知国务，不了解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所以他办的洋务只是小修小补，“仅摭拾泰西皮毛”，“弥缝补苴”，当然达不到使国家富强的目的。李鸿章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力量，进行应有的工作。梁启超认为，李鸿章虽然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局，知道不可以苟安，却私心过重，又不学无术，在行动上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不肯真正为洋务运动付出全部力量。李鸿章所办的商务之所以失利，是由于执行了“官督商办主义”造成的。对此，梁启超没有具体的说明。当时，清朝的国家机器已经腐朽，李鸿章办的企业动辄规定要“官督商办”，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李鸿章，梁启超有三句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正因为梁启超过于同情李鸿章之所“遇”，因而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将李鸿章描绘成一位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爱国者，对李鸿章的许多过失则所恕太多，所责却显得不够。
梁启超为什么会那样同情和宽恕李鸿章的过失？这不能不和他的阶级局限性有联系。首先，梁氏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具有软弱性，这种软弱也反映在梁氏对李鸿章的评价上。其次，梁氏本人是从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从小就受到很深的封建伦理的教育，因而他对李鸿章的“忠” 12 和“犬马恋主之诚”加以肯定，进而对李鸿章在办外交活动中的奉命妥协、退让给予过分的同情和宽恕。
讨论题：
1．结合本案例，分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2．如何正确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过得失？
案例7： “弱国无外交”的真实写照 ——《马关条约》和三国干涉还辽
从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宣战到平壤、黄海战役之前，由于战争胜败尚未定局，慈禧太后等人暂时不敢公开进行求和活动，列强也暂时中止了“调解”。但随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清军的接连溃败，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又急切起来。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起用中法战争期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负责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俄两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形势危急。清政府又转请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还召集美、英、法、德、俄等国公使会谈，要求他们的政府参与干涉。由于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加之美国又想单独操纵中日和谈，所以表示愿意居间“调停”。11月6日，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美国驻日公使谭恩通知日本政府：战争要适可而止，“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11月21日，田贝见日军攻占旅顺已成定局，便正式向总理衙门表示：愿以“传言人”身份为中日两国斡旋。由于害怕日军乘胜进犯京津，慈禧太后求和心切。她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支持奕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1895年1月14日，清政府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
当时，日军正进攻威海卫，日本政府不愿立即休战议和，便借口张荫桓、邵友濂“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
13 前往。日军占领威海卫后，气焰更加嚣张。已成惊弓之鸟的慈禧太后，决定解除对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办理交涉事宜。李鸿章深知，这次议和的最大难题是割地问题。奉召到京后，他首先拜访列强驻京公使，请求美、俄、英、法等国出面干涉，以促使日本放弃割地要求。对此，英美等国公使表示拒绝。俄国公使表面上虚与周旋，暗地里却企图乘机和日本进行分赃，并暗示日本：若能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渤海湾周围地区的特权，俄国将支持日本割占台湾。日本探明俄国的真实意图后，进一步坚定了割占台湾的决心。
争取外国斡旋的活动到处碰壁后，李鸿章只得不惜一切代价向日本求和。为了不承担割地的罪责，他表示只有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后才能赴日。慈禧太后称病不出，传话李鸿章，要他“一切遵上旨”。光绪皇帝既不敢与慈禧太后公开决裂，又盼望湘军能在辽东扭转败局，所以一直犹豫不决。3月初，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为形势所迫，光绪皇帝终于让恭亲王奕代传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及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等人从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横态度，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24日，在回寓所途中李鸿章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4月1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苛刻媾和条款，诸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军费白银三亿两等。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4月10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4月17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
14 《马关条约》签订后，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急先锋。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动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策划将该路穿越中国东北北部，从而控制这一地区。1895年初，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竟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政府认为，这是对俄国独霸东北的直接威胁，不能听任所为。财政大臣维特还强调说：“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原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并借机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渴望在远东地区夺取殖民地。尽管它在欧洲长期与俄、法为敌，但这次却欣然同意与俄、法两国在远东合作，其目的有二：一是借此机会与俄国接近，设法松动和离间俄、法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二是把俄国的视线转移到东方，减轻其对德国东方边境的威胁；三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感激，实现从中国割占一个海军基地的夙愿。俄、法、德三国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国为主轴的“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顷刻兵戎相见之势。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然而，英美两国既不愿意冒此风险，也害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都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作“赎辽费”。“三国干涉还辽”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
讨论题：1.以《马关条约》的内容为楔入点，分析该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2.“三国干涉还辽”说明了什么？
案例8：制度变革思想的嬗变轨迹——康有为的系列上书
15 1888-1898年，康有为先后给光绪皇帝上书七次，大声呼吁变法，即1888年12 月的《上清帝第一书》，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三书》，1895年6月的《上清帝第四书》，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从这七次上书中，可清晰地寻绎康有为制度变革思想的嬗变轨迹：《上清帝第一书》为第一阶段，是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萌芽时期；《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为第二阶段，是他的基本政治纲领——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时期；《第六书》、《第七书》为第三阶段，是其思想渐趋保守的时期。
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有为指出西方列强步步入侵——“比者日谋高丽，而伺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并提出了“变成法”的建议。不过，这里的“法”,指的是笼统的治国之道，并非专指政治制度。而且，这次上书的侧重点在于劝皇帝下决心“变法”，而不在于劝皇帝怎样变法。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也没有考虑成熟，只是含糊地建议“增设训议之官，
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表现出朦胧的学习西方议会制度的愿望。 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深重，康有为对中国和对西方的认识都加深了，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的制度变革的思想。他认为，导致中国贫弱的根源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夫中国二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而此前的洋务运动，只是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非尽弃旧心，再立堂构，无以除旧弊，维新气象”。
所谓“立堂构”，就是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在《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中表现为设“议郎”。这是康有为提出的比较完整的仿行议会制度的方案：“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议郎”之名虽沿自汉代，但兼具咨询和立法两种职能，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职权很大，已经近似于西方的“议员”。
16 特别是在《第五书》中，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建议光绪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将国家大事交付国会讨论——“自兹国事附国会议行”，重新修订宪法：“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并改革官制，“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
不过，在《第六书》和《第七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三条变法纲领——“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以定宪法”。第一条纲领，是将维新变法确定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二条纲领，是为变法事业准备人才。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第三条变法纲领——“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具体做法是：“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总裁„„每日值内，共同讨论”政治制度，请皇帝“亲临”，并设立法律、度支等12个局，负责施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天下通才”并非如“议郎”由各府县公举产生，而是由皇帝钦定——“妙选”；制度局则是一个推行变法的行政总机关，也只对皇帝负责，这与康有为此前多次提议开设的“议院”、“国会”不可同日而语。
康有为的《第六书》与《第五书》时间相差不到一个月，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出现很大变化，制度变革思想也由进步趋向保守。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斗争策略上的转变、光绪帝支持变法等，但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的个人际遇。
康有为素来自视甚高，很有一番政治抱负，曾多次上书光绪，希望皇帝注重选拔人才，表达了他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愿望，却长期郁郁不得志。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派五大臣——荣禄、翁同和、李鸿章、廖寿恒、张荫桓在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意识到自己即将官运亨通，在写给胞弟康广仁的一封信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总署延见，问治天下之故，乃自有总署以来所无，举朝以为旷典„„或则加五品卿入军机，或设参议行走”。
当时，反对新政的顽固守旧势力非常强大，维新派力量弱小，变法事业举步维艰。在康有为看来，光绪是一位“大有为之君”，可以依靠光绪“以君权雷厉风行”，“拔通才以济时艰”。因此，康有为才“幡然变计”，放弃以前的立宪法、开国会等限制君权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转而提倡依靠君权来推行变法。因此，在其发表的《答人论议院书》中，康有为宣称：“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公开放弃自己以前坚持的议院观，表明他的政治制 17 度变革思想已经出现倒退，也反映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保守性。
讨论题：
如何认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案例9：近代中国的革命元勋——孙中山
孙中山 （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因为他曾化名中山樵，所以人们也称之为孙中山。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佃农家庭。与许多农家孩子一样，他从小就参加劳动，并喜欢听太平天国老兵讲故事。满清朝廷的腐败，人民群众英勇反抗的壮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印记。1879年，孙中山去檀香山读书。三年后肆业，他的英文成绩全班第一，夏威夷国王亲自为他颁奖。1883年，孙中山又到夏威夷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读预科班，半年后肄业。同年，孙中山回国，途中遇到清朝税吏勒索，使他进一步感受到清廷的腐败。1885年，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却要向法国割地赔款，使青年孙中山受到很大刺激，并立志要“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1886年秋，孙中山考进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校，次年转入香港西医学院。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经常与同学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纵论时政，称颂太平天国，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也自诩为“洪秀全第二”。
1894年5月，孙中山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天津，上书朝廷重臣李鸿章，陈说救国大计，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但是，李鸿章却对此不予理会。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孙中山意识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于是前往檀香山，成立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入会誓词，提出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随后，孙中山以行动向清廷宣战，先后发动乙未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孙中山在日
18 本东京创建“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总理，他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也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这个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2月底，孙中山回国，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被迫退位，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了。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革命党自身又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此后，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并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准备大修铁路。今天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建设项目，孙中山都已经想到了。
1913年春，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公然复辟帝制，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与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开展斗争。1917年，由于段棋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发动护法战争。在西南军阀排挤下，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1918到1920年，孙中山隐居上海，撰写《建国方略》，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1919年，五四运动的胜利给孙中山以很大鼓舞。1920年，孙中山开始与苏俄接触，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挥师北伐。可是，他一手扶植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却发动叛乱。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打击很大。经过深刻的反思，他决定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他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的基础。随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加紧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通过新的党纲、党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这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一个新 19 阶段。
同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在北上途中，孙中山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在逝世前夕，他签署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指出“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1929年，孙中山的遗体移葬南京紫金山。
讨论题：
1．孙中山为什么会走上革命道路？
2．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案例10：锢塞人才的牢笼——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继中国古代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之后的一种新的选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立科目进行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始创于隋朝，形成于唐朝，中经宋、辽、金、元、明各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科举制度的实质，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学而优者授予官职。相对于以前的各种选官制度而言，这种制度是较为公平和公正的，在历史上起到抑制门阀、奖拔寒庶的作用，为官僚阶层精英地位的确立和行使权力提供了合法依据。科举制度确立后，由此进入仕途的人被称为“正途”。科举制度对确立文化中国的性格特征起到重要作用，在较长时期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取向。在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魁奈曾说：在中华帝国，“没有任何一个都市、城镇或乡村没有教师在向青年人讲授怎样读书和写作”。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1860年来华，曾先后在上海和厦门传教，1909年他出版《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在论及中国的教育时，他说：“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或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威慑力迫使孩子去学习的话，孩子们是必须要上学去的”。“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担任主管，而这些职
20 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为了增加科举的吸引力，历代皇帝都不断地给士人和科举中榜者以种种特殊待遇，如宋真宗就亲自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以劝诱才俊人士勤勉读书。
从科举制度建立伊始，儒家经典就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进入以八股作为取士主要标准的阶段，考试形式日趋呆板，考试内容流于空疏。根据《明史》卷70《选举志二》所载，应考文章略仿宋朝时的经义，但要以古人语气写作，文体用排偶，因其主干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末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为“八股文”。这种文体写起来难度较大，要模仿数千年前古人的语气和思维进行写作，即所谓“代圣贤立言”。
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清朝乾嘉时吴江人徐灵胎写过一首《刺时文道情》：“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意，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说：“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蜕变也是非常深刻的。蜕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讨论题：
1．结合当前我国的教育现状，分析科举制度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2．如何理解“科举制度的兴衰史对我国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公开选拔干部考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句话？
案例11：惊天动地的壮举——张学良东北易帜
21
张作霖遇难后，东北就像一只换了舵手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航船，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年轻的统治者张学良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1901年生，张作霖的长子。1919年7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予炮兵上校衔。随后晋升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1925年春，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1928年4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与北伐军作战。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这时27岁的张学良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元老辅佐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和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集国耻与家仇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
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日方把田中的意图面告张学良，其内容有：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 22 陷于孤立地位。8月，蒋介石命在美国访问的孙科、伍朝枢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9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事。11月3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为特使赴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对莫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12月29日，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 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他通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案例12：灭亡中国的霸权条约——《二十一条》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企图乘机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企图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此，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并划出战区供日本作战，听任其武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日军所经之处，“骚扰甚重”，“民不堪累”。
日军攻占青岛后，日本政府认为向中国提出扩大侵略权益要求的时机已到。于是，在1915年1月18日，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一面恫吓袁世凯说：中国革命党人与日本“政府外许多有钱有势的日本人保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的明确证明，日本政府也许不可能阻止这些人在中国煽动骚乱”；一面又引诱袁世凯说：“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日置益还对外交部长曹汝霖露骨地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显然，日本是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
23 他国家；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深知，这种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企图，必将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训令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要求：“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在袁世凯看来，在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之时，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复辟称帝。于是，他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大连、青岛、塘沽等地。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内容。
《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国激起强烈的愤慨和反抗。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反日爱国团体纷纷涌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有“爱国会”，山东有“救亡团”，江西有“妇女救国会”，广东有“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有“国事研究会”等。3月间，上海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决议提倡国货，拒用日货。各地纷起响应，迅速形成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1915年上半年，日本输华商品价值较上年下降1790万美元。在汉口，愤怒的人群涌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捣毁日本商店，使日本侵略者被迫取消原定的“庆祝会”。北京举行集会示威，每次有众多的群众参加。烟台人民“相戒不卖货物给日人”。各地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进行爱国救亡斗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海外华侨也发动了爱国运动，他们宣传、捐款，并抵制日货。由于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使得《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行。袁世凯对各阶层群众的爱国行动，一概污蔑为“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知之举动”，并发布《大总统申令》，“严加取缔”，“严拿惩办”。
案例13：一座挖不尽的精神富矿——长征
长征是一个说不完的历史话题、一座挖不尽的精神富矿。几支万人上下、装
24 备简陋的部队，硬是突破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雪山沼泽的重重阻隔，超越饥寒伤病的生存极限，实现了三军大会师、战略大转移的目标。从细微处探究一下红军的战地生活，更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长征精神的思考。
很久以前就读过一些当事人的长征日记，如今再读林伯渠、关向应、童小鹏、陈伯钧、肖锋、韦国清、李黎林、徐梦秋等人长征途中的日记，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到这些戴着眼镜的战士在枪声稀疏的片刻，匆匆忙忙写上几行字，让自己的精神舒展歇息一下。写日记成了他们的精神滋补、生活方式、心灵漫步，这是何等的豪迈、洒脱！请看陈伯钧1935年6月5日的一段日记：“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而我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这亦是我战略指导之机动与神速、战士之坚信勇猛所致。”恬淡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作者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
长征将士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比写日记更具理性的有成仿吾对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诵读宣讲，徐特立对识字课本的研修普及；比写日记更显活跃的有朱德对篮球赛的组织，聂荣臻对话剧《庐山之雪》角色的演绎，邓小平对《红星报》的编辑，廖承志对木刻作品的打磨；比写日记更加浪漫的有大量的长征诗作。毛泽东诗词是其集大成者：“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寥寥数字，不仅勾勒了高天远地静穆寥阔的宏大景观，而且抒写了作者从容明朗的博大胸怀和对老区战友的牵挂伤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谋兵布阵、运筹帷幄的间隙，他的思绪不时超越战地、飞驰九霄，在历史和哲学的时空感叹民族命运、抒发悲悯情怀。
长征部队的这种文化品位、精神特质、恢宏气象在它的政策上有更系统的展示。秋毫无犯的群众政策就不必说了，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鱼水关系也不必说了，它的往往被人忽略的民族、宗教、工商政策却从一个方面凸显了它的高度、远见、勃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不少长征途中红军张贴的尊重少数民族、保护宗教信仰和寺院的布告、标语。其中的一件是经过甘肃回族聚居区时发布的“八要十不准”的内部文告：“要保护清真寺，要保护回商，要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打回民土豪，不准在清真寺周围吵闹„„”红军经过贵州的茅台镇时，立刻在各酒厂门口贴上了不得干扰正常经营的布告。 25 这样的军队、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政策，一开始就从根本上把自己置于一个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制高点上。正如外国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长征是一篇史诗，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仅仅用规模、装备衡量战斗力，向来都是片面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精神力、意志力，向来都是战斗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拥有了这种政治、文化、精神和心理优势的红军，它的发展、壮大和胜利是必然的，是谁都挡不住的。
案例14：恶魔的部队 吃人的历史——“731”的罪恶
“731”，这原本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相连之后，它就成了一把魔鬼的钥匙，这把钥匙将为我们打开一段痛苦记忆的闸门，去揭密比魔鬼还要凶残的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在兵力不足，又严重缺乏五金矿产资源的情况下，公然违背国际公法，秘密策划了细菌战的战争阴谋，并选择了“满洲”这块最新的殖民地，加快细菌战的研究，以期早日用于实战。从1936年起关东军选定在哈尔滨市东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地区，正式建立秘密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组建了以细菌战专家、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杀人工厂，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6月改称“第731部队”，在“防疫给水”的幌子下，为细菌战做准备，专门从事致命性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甚至利用活人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
731部队，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占地30多平方公里，俨然一座庞大的军用市镇，拥有庞大的军事设施，建有专用飞机场，有可容3000人住宿的建筑群，有发电厂、专用铁路线、医院、学校、大礼堂、运动场、马场、神社、多种试验室和研究室以及监狱。军事设施的周围用高墙围着，墙上架设着高压电网，墙外构筑一道防护壕，戒备森严，绝对保密，外人不准涉足。基地的周围被划为禁区，神秘莫测，飞机不准经其上空，火车在其前站就要放下窗帘，任何人不得窥视。周围几十里内村庄的居民，也在日本兵的严密检查和监视之下。人们通常把这个充满神秘、恐怖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
26 731是一个拥有3000多人的庞大机构，部队本部下设八个部。第一部主要从事鼠疫、霍乱、副伤寒、赤痢、炭疽等病毒的研究，并用活人做实验，为此特设用来关押实验者的秘密监狱。第二部主要进行有关细菌炸弹的开发和测试，并负责培育和繁殖供散布瘟疫的寄生虫，如跳蚤、田鼠等。第三部表面上主要负责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实际上是被分配制造细菌炸弹。第四部主管生产各种细菌，负责管理生产病原菌的设备和储存与保养随时生产出来的细菌。第五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培训，训练使用细菌武器的人员。另外还设有总务部、资材部、诊疗部，并有一个直属航空队。
731部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设备，最大的细菌生产规模。原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该部可以“每月制造300公斤鼠疫菌，500—600公斤炭疽菌，或800—90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或1,000公斤霍乱菌。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疯狂地进行细菌武器的制造，而且还大量地利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试验。日军利用活人试验，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菌液注射试验，即将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被实验者的静脉，将被实验者关在透明的隔离室内，观察其病变的过程，他们把受细菌试验的活人称为“木头”，待被实验者被细菌吞噬死亡后，即刻将其投入炼人炉。
冻伤治疗试验：即在有低温设备的特殊实验室里，凝冻人的身体，造成人工冻伤，以研究冻伤后生理上的变化及预防和医治的方法。由于入侵苏联是日本早已既定的目标，因此日本关东军对预防冻伤的问题异常重视。冻伤试验的任务主要由731部队第一部承担。在电影《黑太阳“七三一”》中曾再现了冻伤试验过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小臂和双手，日本兵不断地往上浇水，并把手和手臂上冻成的冰敲掉，然后将她拉到室内，强行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放到热水中。随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另外，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关在一起，研究鼠疫的传染过程，进行人与马、猴之间的血液交换试验，人体倒悬试验，空气静脉注射试验等等也都是他们的试验项目。除室内试验外，还有在类似战斗环境下的野外活人细菌战试验，更有甚者，为了得到健康、鲜活的标本， 27 竟对活人进行活体解剖。多少无辜的生灵被虐杀，多少人惨死在魔鬼的屠刀之下！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研究和对中国平民的细菌攻击惨无人道、并严重违反国际法，日军担心细菌战的事实一旦被揭露，必然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因此，当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之际，日本侵略者从1945年8月10日起就开始进行了毁灭证据和撤退人员的工作。为了毁灭罪证，杀害了作细菌试验用的“木头”约405人；同时，派工兵炸毁建筑、设施，全部731部队成员优先坐军列撤离。为彻底保守秘密，在撤退之际，石井四郎要求队员们随时带着氰化物。在长春火车站和釜山港，石井命令队员们在复员后，要严守秘密，不得相互联络，不得担任公职；此外，还用氰化物毒毙了约40名被细菌感染的队员。
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研究并揭示“731”的重重黑幕，揭露这一段魔鬼吃人的历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所说：“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案例15铁血将军——杨靖宇
在白山黑水的历史画卷中,有一位英雄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在东北抗联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他驰骋密林雪海，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最终孤身御敌、舍身殉国，他的英名和足迹至今仍然镌刻在辽阔的黑土地上，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铁血将军——杨靖宇 。
杨靖宇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参加革命之后，在家乡河南省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从事地下工作。其间他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
九一八事变后受党组织的派遣，杨靖宇来到东北开辟新的工作，先是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随后又被派往南满，负责组建了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杨靖宇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他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
28 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在林海雪原的艰苦环境中与日寇血战，威震东北。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组建后，以长白山区为根据地，把东满、南满游击区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频频向敌人展开进攻，取得了很多重大战斗的胜利。抗联第一路军的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因而，日本侵略者把东北抗联视为“心腹之患”、“治安之癌”，急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lO月，全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巩固后方军事和物资供应基地，日军抽调了大量兵力向东北抗日联军展开军事进攻，进攻重点就是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敌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封锁，以及抗联在东北孤军奋战，得不到关内军队和人民的协作与支援，杨靖宇和他的抗联一路军陷入绝境当中。为保存实力，避免同敌人正面拼消耗，杨靖宇指挥部队分路突围，并将掩护部队突围的艰巨任务留给了自己。
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杨靖宇率部不仅要与数十倍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当时日伪讨伐部队数万人，抗联部队仅几百人)，而且还要承受饥饿和严寒的考验。
1940年1月下旬，敌人从叛徒口中得到杨靖宇的行踪，部队再陷重围。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杨靖宇依然沉着坚毅，在冰天雪地中率领身边仅存的几十人顽强苦战。在最后的时刻，他首先考虑的是“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因此他命令部下寻机突围，“逼着”几位带伤的战士安全转移，把死亡留给了自己。2月22日，被敌人连续围追堵截的杨靖宇饥寒与伤病交加，身边的战士大多壮烈牺牲，最后的两个贴身警卫聂东华、朱文范也在下山寻粮中不幸遇难。2月23日，杨靖宇只身一人来到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西南的三道崴子，这时，敌人又蜂拥包围上来。面对凶残的敌人，他背倚树干，双手握枪，把满腔仇恨凝聚在枪口上，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最终不幸胸部中弹，壮烈殉国，牺牲的时候年仅35岁。
日军根据连续追踪估算，杨靖宇缺粮已有半个月，完全断食也已在5天以上，能够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存活并坚持战斗，简直是一个谜。为了解开这个谜，凶狠残暴的敌人解剖了将军的胃，发现他的胃里竟没有一颗粮食，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29 对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战士，在困难面前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斗争精神，党中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杨靖宇及全体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的电文中指出：杨靖宇和他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
案例16：重大的战略决策——“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关注战后的中国，东北则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成为美、苏和国、共“三国四方”争夺的战略要地，更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必争之地。面对这种态势，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此，东北的归属决定着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走向。
东北地区(当时包括热河及内蒙古地区)总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2％，其战略地位尤为突出。第一，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地区。据日伪1944年的调查统汁，铁矿蕴藏量为38亿吨，煤的蕴藏量228亿吨。还有各种有色金属矿以及各种非金属矿，如铜、铅、锌以及石棉、云母、芒硝、天然碱、石墨、莹石等。东北的铁路交通运输极为便利，“八·一五”前，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1/2以上。东北地区土质肥沃，有广大的松辽平原，可耕地面积达3273公顷，已耕地面积达1800公顷。出产50种以上的农作物，年产将近2000万吨的粮谷，以大豆、高粱、谷子、苞米等种植物居多。其中大豆的产量占当时世界大豆产量60％以上。第二，东北地区是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包围局面的战略支撑点。它背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西与蒙古接壤，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邻，南与冀热辽解放区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控制东北，可以变东北为我们的战略后方。第三，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最有利于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地区。日本投降前，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其主力部队还远在大西南，与东北相隔一个辽阔的解放区，运兵到东北非常困难。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东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30 随着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这是战后中共走的最高超的一步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将这一战略思想和盘托出：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必须屯集至少5万军队在冀东，以备苏联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10万至15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赞成。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粟裕部、八路军王震部撤回江北；山东调6万兵出去，3万海运去东北，3万经陆路到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罗荣桓调东北。会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正式提出了“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举国大搬兵”的格局，鲁、冀、热、察、晋、陕、绥等省大量主力部队北移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兵力则由南方八省及时补充。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已占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并欲继续北犯，同时，苏联承诺“将收复地方移交国民党”。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适时调整战略方针，作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正确决策。12月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据此，东北局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全面展开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工作。
案例17：威武雄师——翻身农民参军参战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使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思想觉悟大大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真心拥护共产党，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来，并提出了“穷人翻身坐天下，自己参军来保驾”的口号。涌现出许多妻送郎、父送子、兄弟同参军的感人故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黑龙江地区各省在创建根据地开始，就动员大批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参军，
31 同时组建地方人民武装。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极力扩大内战，为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急需扩充军队，黑龙江地区作为军事政治根据地，为前线提供兵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4月下旬，北满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省输送新兵，补充主力部队。各省积极行动起来，合江省动员新兵3600人。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委动员1500新兵奔赴前线。
1947年夏初，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先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东北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重大变化。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为根本扭转东北战局，我军发起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为确保胜利，需要补充大量兵员。于是，各省迅速展开大规模的参军动员工作。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的鼓舞下，广大劳动群众、知识青年革命热情高涨，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带头参军。出身贫苦、体格健康的青壮年农民纷纷自愿报名参军，城乡各地出现参军的热潮。庆安县七区模范村新兴屯朝鲜族老人金基铉，1946年将大儿子送去参军，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947年，老人又把小儿子送上战场，并嘱咐他：“不光为你哥哥报仇，还要为广大人民报仇”。泰来县7天时间就有450人报名参军。珠河县组建一个“赵尚志团”，半月之内有1100人参加。哈尔滨市经过半个月动员有2000多人参军，超过原计划500人。合江省仅7月上半月就有7000多人入伍，超过原计划1倍。
东北全境解放后，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黑龙江地区各省继续动员新兵。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中黑龙江地区共有41万人参军补充主力，参军人数占人口的4%，条件合格的青壮年大部分参了军。
黑龙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热烈参军上前线的同时，积极踊跃地参加战勤支前活动，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l947年1月3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为配合南满部队“四保临江”作战，先后三次向南跨过松花江打击敌人。靠近前线的松江、嫩江、哈尔滨等省市首先承担起了战勤服务。在“三下江南”战役中，翻身后的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强壮劳力纷纷要求参加担架队上前线，把好车好马用于战勤。他们顶着严寒，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地抢运伤员，输送军需物资。仅阿城、巴彦、木兰、通河、五常5县出动民工就达3万人。哈尔滨市动员民工5500多人、大车1819辆，还出动130名医护人员到前线救治伤员。
32 各省组织的战勤队随军转战，有的行程数千里，有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战勤队在前线不顾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长途跋涉向前线输送粮食、弹药、运送伤员，有时还直接参加作战，出现了许多动人的英雄事迹。阿城县参战队一位副连长，在战场上被地雷炸伤，部队要送他回后方医院，他仍坚持留在战场。肇州县一位民工自己身上负了两处伤，还坚持把伤员背下来。北安的一位民工，为前线运送弹药8天8夜没有睡觉，直到昏倒在野外冻坏了手脚，醒来后还是坚持把弹药送到了战场。
据统计，在夏、秋、冬三季攻势中，松江省出民工130979人，担架14844副，大车21433辆，马15723匹；嫩江省出民工23688人，大车1793辆，马7323匹；合江省出民工9638人，大车734辆，马2286匹；黑龙江省出民工16629人，担架2281副，大车1212辆，马5617匹；牡丹江省出民工4730人，马8620匹。
辽沈战役开始后，合江、黑龙江、松江、嫩江省委分别发出关于加强战勤、支援前线的指示和决定。嫩江省和黑龙江省还组成支前委员会，紧急动员民工参战，并部署接收伤兵和收容俘虏的准备工作。松江省分两批出动民工1万多人、担架2000副、大车1100多辆、马2687匹。嫩江省出动两个大车队、4个担架队共8200多名民工。其中龙江县的500多民工，随军转战2000多里，参加了解放锦州、辽西、沈阳等战斗，215人立功受奖。
东北全境解放后，黑龙江地区各省有数万民工组成担架队和大车队，随军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中黑龙江地区各省共动员民工130万人次，出动担架2.5万副、大车3万辆、马13万匹；哈尔滨还出动汽车司机1000多人次，医护人员2000多人次。正是这支由广大农民以及劳动群众积极参与组成的威武雄师，驰骋于东北大地，为赢得东北解放以及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伟大贡献。
讨论题：
1.结合案例，分析翻身的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动力是什么？
2.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对东北战局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影响是什么？
33
案例18：共和国的北大仓——黑龙江垦区的新发展
北大荒，这块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被美誉为“地球人”胸前的一枚黑宝石。经过垦区人民60多年的开发建设，北大荒已经变成了神奇、美丽、富饶的北大仓。
开发建设北大荒，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宏伟事业，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在1947年，第一批荣复军人按照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转战北大荒，创建了我国第一批机械化农场，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50年代中后期，王震将军率领10万复转官兵进军北大荒，掀开了北大荒开发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先后有14万复转官兵、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和54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
60多年来，三代北大荒人用自已的汗水、泪水和血水，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把“北大荒”建设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国有农场群，成为全国闻名、世界知名的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后备基地。
垦区土地控制面积5.435万平方公里。2006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达3523.5万亩；粮豆总产量达113.2亿公斤，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29.9%，粮食增加量占全省的58.6%；粮食交售量201.8亿斤，粮食商品率高达89.1%，商品粮调出量占全国可调出量的四分之一，可解决京、津、沪和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一年的口粮，被誉称为国家“抓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突发事件”的“中华大粮仓”。
199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垦区组建北大荒集团，进入全国120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行列。在全国500家大型企业农业行业中排名第一。垦区农业装备水平在全国领先，拥有当今世界先进的农业机械。垦区初步实现农业科技现代化，科技成果转化率达67%，科技贡献率达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垦区成为一个以粮食生产为主，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政、社、企一体，社会形态比较完整的经济社会区域。
昔日“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的“北大荒”变成了繁荣富庶的“北大仓”。同时也铸就了厚重的北大荒精神（即：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
34 大局，无私奉献），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化既是独具特色的，又是北大荒所独有的。大农业成就的超前性，产业化建设的时代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开放性，现代农业的示范性和辐射性，犹如北国一朵绽放的奇葩，正为世人所关注。
目前，垦区与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意大利、丹麦、泰国、新加坡、荷兰、以色列、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洽谈、技术合作、考察访问等各种外事交流活动。开放的北大荒，正以崭新的风貌走向世界。
案例19：中国工人之先锋——王进喜
作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他被誉为“铁人”。
1923年9月，王进喜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村一个贫农家庭。6岁时，给地主放牛，也曾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去要饭。15岁时，到玉门油矿当童工。1949年玉门解放后，王进喜到钻井队工作，先后做钻井工、司钻、钻井队长。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因病逝世。
1959年，王进喜创年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最高纪录。其一年的钻井进尺，相当于旧中国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同年，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参加了建国10周年庆典之观礼。
1960年4月2日，从玉门发出的钻机要运抵萨尔图，可当时吊车、汽车、拖拉机数量非常有限，使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无法卸车、搬运和安装。王进喜对大家说：“遇见困难怎么办?这就像打仗一样，不能退下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能上，不能等；只准干，不准拖!”为此，他带领全队把钻机化整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55井，并顺利安装。其间，王进喜从没离开车站和井场，连续苦干三天三夜。房东赵大娘看见王进喜如此拼命，便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之后，会战领导小组做出决定，号召全油田职工“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会后，即掀起向“铁人”学习的高潮。
35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不仅是王进喜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而且也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实践着的誓言。第一口井完钻后，王进喜指挥放架子时，被滚堆的钻杆砸伤了脚，当时就昏过去。当他醒来时，看见几个工人正围着他施救，而此时井架还没放下来，就说：“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说完，他站起来继续指挥放架子、搬家。领导知道后，把他送进医院，他又从医院跑到第二口井(2589井)的井场，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时，突然发生井喷。当时，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经过研究，决定采取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的比重以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又没有搅拌器，王进喜就扔掉拐杖，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后，经过全队工人的奋战，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1960年4月29日，在萨尔图万人广场召开的石油会战誓师动员大会上，王进喜和其他红旗手骑马戴花绕场一周。会后，大会战正式打响，“学铁人、做铁人”活动更加轰轰烈烈。
1961年2月，王进喜担任钻井指挥部钻井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十几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自己在玉门时买的摩托车，深入到各井队井场，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为基层解决生产、技术、生活和工人思想上的各种实际问题。为打出井斜不超过三度的直井，他住在井队，同钻井技术人员和钻井工人一起研究、试验，终于摸索出一套打直井的办法，钻成了最大井斜只有0．5度的笔直井。钻井二大队远离油田中心，工人生活不方便，他就起早贪晚，带领工人开荒种地、烧砖盖房，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卫生所，盖起了职工宿舍和家属住房，建起了生活服务基地。为使孩子们就近入学，还亲自当校长办起—个“苇棚小学”。
1965年，王进喜任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说：“我当了干部，仍然是个钻工”。虽然他自己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而对职工的生活却格外关心。职工的住房、用水、交通、孩子入学、伤病医疗等，大事小事都亲自过问，帮助解决困难。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进喜被打进“牛棚”，受到残酷迫害。为确保油田生产建设不受损失，保卫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广大职工一起，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
36 王进喜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情：快快地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为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在长达30多年的艰难探索中，王进喜吃大苦，耐大劳，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在去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业现场会的归途中，他胃病发作，被送到北京治疗，经医院确诊为晚期胃癌。在病重时，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和小家庭，而是大庆油田的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与家属。他嘱咐来探视的干部，回去为职工、家属和前线井队解决生活困难。此外，他还自己拿钱托人买药为职工消灭臭虫。为了解决他的困难，组织上给他一些补助，他都一笔笔记帐，临终前从枕头下取出来交给组织。
在大庆开发建设的历史上，乃至在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上，王进喜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留给我们的“铁人精神”，将永远是鼓舞大庆职工前进的思想动力。大庆广大职工一直在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开展“学铁人、立新功”活动。党中央对王进喜给予高度评价，正如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题为《工业学大庆》的社论所言：“王进喜同志是毛主席表彰过的那种老实人，是发扬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等革命作风的榜样。”
讨论题: 结合案例谈谈在新时期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把“铁人精神”发扬光大？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