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 殇 作者：张惠国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真实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前的一幕：一条深圳河、一道铁丝网隔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繁华的大都市，一边是贫穷的小渔村。咫尺之遥的巨大反差引来了大量的逃港者！
然而，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的今天，仍有一个地方与上述情景惊人地相似：一条汉丹线、一条汉宜线，把反差巨大的两个“场”划分得泾渭分明——那边是车水马龙、一派繁荣的DLK综合大市场，这边是无车无人、空空荡荡的DLK铁路货场14道。那边寸土寸金，就连汉宜线高架桥下每个桥墩之间的那点空档都划分成一个个物流配送区。其利用率就像老城区的酒店门口见缝插针划出停车位一样；而这边，货14道至汉丹线之间足有20个足球场大的空地却像切尔诺贝利遗址一样沉寂，如果不是做了水泥硬面，恐怕早就“风吹草低见牛羊”了！
面对此情此景，一个到车站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的名牌交通大学的高材生与当车间主任的老铁路父亲进行了如此这般的对话：
“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不搞物流？” “上面没叫搞”
“上面怎么没叫搞呢？” “上面的上面没叫搞”
“铁路的基层干部都像爸爸您一样干什么都要等上面发话吗？”
“铁路的下级不用思考问题，只需执行命令。而且必须思想上保持一致，行动上坚决落实！”
“这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吗？” 父亲无语。
“就是因为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像爸爸您这样无数个思维上的脑萎缩、落实上的机器人吗？”
父亲本想怒斥儿子，可盯着儿子半天，最后还是再度无语。
这位麻木的父亲其实是一个眼光独到、思维敏捷的基层干部。他压根儿就不是没有思想的脑萎缩，他知道，在运能与运量矛盾突出的年代里，丢掉零担这颗芝麻去抱整车这个西瓜无疑是正确的。当时铁路运行图线条紧张，货物集结慢，装卸次数多，短途运输贵，还需要若干次中转、编解，等等。环节越多费用和货损率越高。一系列的先天劣势映衬和放大了公路零担小、快、灵，门对门的先天优势，因此，铁路零担退出运输市场应该说是寿终正寝。 然而，随着既有线提速改造、新线不断建成运营，在运行图里加入线条的空间逐渐宽松；承运大批量、长距离货物的优势也始终保持着，再通过内部的机制改革，铁路零担不是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就拿DLK站货
13、货14道来说，不管物流做到什么程度，只要先动起来就能发展。可以通过招租，轻而易举地把只有一线之隔而且已经超饱和的DLK综合大市场的物流客户引进来，办成一个物流基地。有铁路运量的可以租金优惠，没铁路运量的租金不减，岂不美哉！ 其实，这种做法不是没有先例。上世纪90年代的HX车站不就是开了以货场办市场的先河而做得红红火火吗？然而，可悲的是，铁路多少年以来总是像熊瞎子掰玉米一样，掰下新的，丢下老的。再好的经验都是一阵风似的学一下，过后再也无人问津。所以，铁路永远处在经验的原始积累阶段。 同时，这位父亲也清醒的知道，人微言轻，再好的思路只要与上级的想法不一致都只能是四个字——痴人说梦。而上级的决策再错都只能是两个字——执行！
不是吗？2013年6月15日开始的货运组织改革，在一片争论声中，硬是把运输组织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车站划分为所谓的“前店”与“后场”，并且多此一举地成立了若干个营销分中心。分分合合，人心惶惶，资产流失，劳民伤财。还要人为地增加毫无意义的工作量。连真正的脑萎缩都知道这是瞎折腾的情况下，还不是强行实施了这项所谓的改革吗？仅仅两年时间，这个乌托邦似的改革蓝图不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吗？
也许有人会用“摸着石头过河”来为这场“改革”辩解和圆场。可这位老铁路父亲知道，前人没有干过、现在干起来也难以预知后果的事情才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而类似的“改革”在2006年9月26日实施的主辅分离、减员增效的折腾中不是已经被证实了此路不通吗？
当时的说法是，把主业的人员分一部分到辅业搞多经，达到精干主业、减员增效的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听在车站工作的儿子讲什么叫主辅分离、减员增效，听了半天一句话就做了个形象的概括：就是把一个装有100颗土豆的筐子中间加一个隔板，由原来的100变成70+30！
悲哀呀，我们的领导同志算账竟然算不过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试想，70+30也好，60+40也罢，铁路局还不是要开100个人的支吗！难道这样简单的算术题还非要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再去验证一次吗？
接下来的后果在当时就有人预见到并在后来的折腾中得到了验证： 减员通过考试来进行。于是乎，一些责任心强、实际工作表现出色但不会死记硬背的中、老年职工纷纷落马，成了“隔板那边的土豆”，而一部分能考不能干的职工却留在了主业，实现了当时领导所说的“精干主业”！
再接下来是主业大量的事没人做，辅业大量的人没事做。“精干”了的主业常常因人员紧张而无法落实干部职工的公休假，但辅业大量的人员赋闲在家，工资照拿；主业“大战
七、
八、九”忙的焦头烂额、不可开交，而辅业却组织干部职工旅游修养、悠哉乐哉！主业职工上岗就不可避免有违章违纪的扣款，而辅业的职工呆在家里哪会有“两违”扣款之忧呢？
最让主业干部职工愤愤不平的是，个别辅业干部居然说：我们赚的钱凭什么给主业花？天啦，天底下竟然有低级到如此颠倒黑白的说法！试问，辅业所谓的多种经营除了在车皮上价外收费之外经营了什么？多经收取服务费又提供了哪一点服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从行车组织到送车对位，从劳力派班到监装监卸，从编组挂运到站车交接，从基础管理到现场盯控，多经人员在哪一个环节里出现过呢？ 贡献与收入极端的倒挂，怎么可能让主业的干部职工心理平衡呢？可怜那些主业职工辛辛苦苦拿点碎银，更可怜那些主业的基层干部一肩挑着安全的重担，一肩扛着稳定的压力，在上面惹祸、下面维稳的迷茫中艰难地支撑，在上压下顶的窘境中痛苦地挣扎。
为了保证上级的决策得到贯彻，就必须做到江青在“*”中强调的“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于是，每次改革，都有诸如“不犹豫”、“不观望”、“不质疑”之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十分的管用。因为每一层级领导的帽子都不是由你顺不顺应客观规律决定的，而是顺不顺从上级工作部署决定的。因此，铁路每一级领导都不能把求真务实干工作作为第一要务，而是把贯彻上级无论对错的工作部署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普通职工都能够预知后果的事情，铁路的设计师们非要去“摸着石头过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一代伟人的功过可以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客观的评价，而铁路多少次乌托邦似的改革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荒唐闹剧却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敢于做出官方评价！这能叫像这位老铁路父亲一样的干部们不麻木吗？
当然也有不麻木的。这些人深谙，在没有下谏上纳、只有上令下从的管理模式下，虽然出不了企业家，却可以锻炼成为政治家。不信？拿日本企业与中国铁路一比较就会清清楚楚。
日本很多知名的大企业，都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重大问题必须由董事会研究决策，而董事会的决策必须要一个正方、一个反方在“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论证”的激烈碰撞之后才能做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董事和CEO们围绕如何正确决策尽显才华，因此企业家层出不穷。一种良性循环使企业越做越强。反观我们的铁路，每一层级的领导干部都在思考上甘当“脑萎缩”，在落实上只做“机器人”。如果还想进步，就得违背经济规律、市场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甚至自己的党性、良心去说违心的话，做无用的功。还要在行动前搜肠刮肚、牵强附会地找出证明上级决策英明的理论依据，在行动中不计成本与后果地强力推进，在总结上用高倍放大镜从一大堆问题中找出一两个“亮点”大加吹嘘。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冠以“建线”美名的“拔草运动”，几乎都是置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于不顾而大谈建线之益；剪去干部职工的埋怨咒骂而只播放欢歌笑语；不录浮土裸露造成的满天尘埃而专摄刚刚用草酸擦洗过的地板瓷砖；撇开道床撒盐造成扣件锈蚀、除草剂流入农田造成的庄稼枯萎而大谈环境改善„„究其根源，是每一层级都绝对不允许下一层级有不同声音， “不换脑子就换位子”、“不拔草就拔人”是当时各层级领导对下发出的时代最强音！而“不换脑子就换位子”、“不拔草就拔人”的实质就是叫你俯首听命、躬身盲干！所以，“不为实、只为上”的潜意识也就悄悄地、根深蒂固地植入到每一层级干部的造血干细胞之中，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家也就应运而生了。
正常的体制下，大家都围绕企业效益施展拳脚；畸形的体制下，大家都围绕着领导者的好恶各显其能。试想，不出企业家而尽出政治家的企业能不走向衰亡吗！
这种体制下，几乎所有人干工作都没有考虑目标和目的的一致性。大多数人只知目标，不知目的；少数人知道目标，也知道目的，但只能违心地去做目标与目的相离异的事情。因此，每一个人都只能像机器一样，输入什么程序就做什么动作，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位老铁路父亲是个通晓历史的人。他知道，林则徐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但他更知道，像林则徐那样在别人都睡着的时候，自己睁着眼睛最痛苦，结局也最悲凉！“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以及开国元勋彭德怀一纸万言书惹来的悲剧让他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多少次欲言又止。因此，“苦为微官缚”是他最大烦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最大的向往。
几天来的争论与探讨，使儿子从父亲由当年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到现在沉默寡言、麻木不仁的变化中读懂了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那么多的有识之士喜欢隐居深山、怡情桑麻；父亲则从儿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既欣喜儿子像自己一样具有透视的眼光和超群的思维，又担忧儿子成为别人都睡着了而他却睁着眼睛的那种人。 老铁路父亲知道，透视的眼光和超群的思维是年轻人闯世界难得的优势。再加上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一个“优势+优势=双倍优势”的数学等式。但是，如果儿子将来到铁路、特别是到车务段工作，将会把数学等式变成“优势+优势=毁掉自己”的化学反应式！因此一向尊重儿子选择的父亲建议儿子将来不要到铁路、至少不要到车务段来工作。
儿子觉得车务部门运转、客运相对稳定，没有政策上的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特别是干运转偏重于技术业务。与设备和技术打交道应该比与政策和人打交道单纯的多。况且，自己从小经常摆弄自行车、电线路、水龙头，甚至偷拆教室老式日光灯整流器里的漆包线绕制微型手摇发电机。所以，对于机械、电器原理不算陌生。特别是对于依靠设备提高效率和保证安全有着很深的见解。
但是，父亲仍然不赞同儿子的想法。于是，又有了下面的对话：
“某专用线在车站‘15日之内再不解决专用线内道口防护问题就停止取送车作业’的催促下，一咬牙，在专用线大门外装上了红外线感应报警装置，一旦调车车列到达大门外，专用线内各道口报警器立即蜂鸣，并且与之联动的栏杆自动落下。这个专用线里调车作业的道口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消除了。
不可思议的是，要求路外企业做的事情铁路自己却做不到。车站货场内，9条货物线、6个道口没有一处上了安保设备，调车作业只能靠道口前一度停车这种原始的办法来保安全，所以道口撞汽车的事故时有发生。”
“从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人们早就知道了设备远远比人更忠于职守。可是干铁路专业的人只能看着路外非专业人干铁路专业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专用线的机构设置简洁高效，能说办就办！” 半晌沉默之后，儿子又问：“那有些花小钱的简单问题总该好办吧？”
“那要看什么情况。我在客运站当站长的时候，候车室对外先前只开一个门，里面的旅客要出去一下就要与进来的旅客发生对流，既影响验票，又容易挤碰。结果再开一个只出不进的门，增加6个客运员三班倒把守，还总是有旅客非要从这个门进去，经常扯皮。好在当时车站有个所谓的多经，我有点签字权，就把2号门改成了单向旋转门，用设备保证了只出不进，既腾出了6个人，还彻底杜绝了2号门扯皮的问题！”
“那您的这种思路可以延伸到类似的其他事情上来呀！”
“没有多经了，什么都得向上要。一次，段主要领导现场办公，我请求跟地铁一样在检票口装三辊闸或翼闸闸机就可以不漏检、不拥挤、不扯皮，还能腾出人力做其他事情。段领导说这不是车务段能解决的。我又请求车务段花点小钱在直通通的检票口中间加装一个“T”型栏杆，起到分流、限流、导流的作用，免得的春运放行时旅客像开闸泄洪似的把检票员冲到一边，也避免旅客挤伤、踩伤。谁知这位段领导一句话杵得我再也不吭声了：‘你怎么总在摆弄设备上动脑筋，从来不在发挥人的作用上花功夫！’”
“那就是说，上面安全管理的思路不是让设备作用最大化，而是把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是吗！”
“上设备是个一劳永逸的事情。一次性总结之后，就再没有诸如“完善了多少项措施”、“细化了多少个制度”、“修订了多少条标准”、“纠正了多少件违章”之类的素材去填充领导们的总结了。也许我的这个看法偏激一些，多数领导主观上不是这样想，但客观结果就是这样。”
是啊，轻设备作用、重人工卡控的思维定式和工作套路，使得各种卡控措施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自然也就越来越难落实。于是，又有为保证这些卡控措施得到落实的卡控措施不断出台，如此的循环往复，使得车务的安全管理在这个误区里越陷越深。
铁路售票组织改革的核心是运用现代网路技术，建立了一套适应现代市场需求的售票系统而产生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但是，这些革命性的改变并没有启发我们的领导者去思考如何改进生产上其他的设备设施。相反，一些让基层干部必须机械地、不厌其烦去填写的网络系统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地运用到“管理”上来。行车干部每一次上岗把关，首先考虑的是要向哪一级报道，要填哪个表格，要登哪本台账，做到这些之后才考虑实质性的把关、卡控。如果心里在想盯哪些关键环节，嘴里在跟职工交代注意什么重点而忘了登陆指纹，他的这次上岗把关也就不被承认，还要在考核上扣分扣款。因为考核只认你的指纹登陆，辨别不了你上岗把关的质量。
人们都知道，不会运用现代文明成果是愚昧的；但人们不一定知道，将现代文明成果用在为愚昧服务上，岂不更加愚昧吗？
最能系统掌握和正确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应该是我们的领导同志。可恰恰把“摸着石头过河”用来掩饰瞎折腾的是我们的领导同志；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我们的指导思想中剔除出去的也是我们的领导同志。
台账资料越来越繁琐，也使得上级对下级的每一次检查评比都异化成为资料的较量，台账的比拼。会做台帐几乎就成了会搞管理的代名词。所谓的日常管理就是台帐资料的填平补齐，把那些平常没有必要做、但台账上必须有的东西“认真”地做出来，以备那些心知肚明的检查者“认真”地检查。
除了固定的台帐越来越多，临时性的专项活动台帐也压得车站难以踹息。现在从上到下对安全大检查、各种专项整治乐此不疲。一年
三、四次安全大检查、十几个专项整治活动，就得建十几本专项台帐。而这些活动的结果是很多问题像货场道口那样“涛声依旧”，历次安全大检查活动问题库的整改销号栏里也是反复填写“已上报人事科”、“已上报安全科”“已通知电力工区”、“已通知公安所”了事。一位段领导在站长埋怨尽做台帐、不解决实际问题时无奈的告诫他：你要调整思路，问题解决不了没人找你，台帐资料有问题尽是人找你！
当儿子感叹车务的干部太累时，父亲心想，何止是干部累，车站的职工何尝不是如此！设备部门绝大多数时间是设备处在动态而人在静态；车务段的职工则处在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发列车、调车作业、装卸作业和组织旅客乘降的动态作业之中，而工资、奖金基数却比设备部门低。加上越是在动态之中，“两违”扣款就越多，收入就更是底之又低了。
当然，这位老铁路父亲也知道，只有多定违章才能少定事故，给管理干部下“两违”指标也是现行体制下没办法的办法。然而，最近他的搭档，车间总支书记却为这事发愁了：
现在开展的党员‘三无’竞赛活动，要求党员做到无事故、无违章、无违纪。做到‘三无’才具备评为季度党员明星的资格。而这个车间8名管理人员，每人每月至少要纠正3件违章违纪，一个季度下来车间至少要自定72件‘两违’。再加上上级检查至少定10件，就是82件。全车间72名职工，季度人平至少1.14件！因此，这个车间几乎就没有“零两违”的党员。头两个季度党员明星剃了光头！
总支书记向段党委反应这个情况，回答是：怎么能算平均账呢？党员表现应该比群众好才对呀！
不错，正因为党员强于群众，才在重点工种、关键岗位尽可能多的安排党员。而重点工种和关键岗位恰恰是全天候处在动态作业之中的，自然是“两违”高定责区域，党员的“两违”相反还要超过平均值！
总支书记知道，这个硬性规定车务段党委无法更改也不敢提出异议。无奈之下，这个季度上报了一名“零两违”的党员统计员和一名“零两违”的党员事务员。但是在车间却宣布有“两违”但综合表现出色的一名值班员和一名调车长为本季度党员明星，并且把奖金发给了他们。因为良心和党性要求他这个总支书记，不能对不起干活的同志们！
单位与单位之间、工种与工种之间、岗位与岗位之间的作业量和安全风险有着很大的差别，而这个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无形中打击了干活的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更大的隐形危害是用形式主义来反形式主义给党员群众带来的迷茫和困惑。
儿子还从父亲这儿得知，过去几十年里，从铁道部到铁路局、分局，对运输一线单位习惯性地排序是“车、机、工、电、辆”；可是，现在复退军人的分配按考试成绩高低来选择接收单位，到车务段的基本上是因为成绩不理想没有选择余地的青年人。
年轻人不愿意来，中年人不愿意呆。近几年，有关系的职工纷纷调走，就连车务段的中层干部都调走17个！可怜有些车站54岁的老职工还在调车岗位上苦苦支撑。
曾经有一位领导在一名客运职工反映工作累、收入低的时候问了一句话：你知道人员定编和工资基数是怎么核定的吗？职工当然只能是摇头。这位领导同志告诉他：国际国内都是按发送人、运输收入核定人员定编，300个发送人才给一个客运员定编。你算算你们现在多少人？又干了多少事？这名客运职工哑口无言地走了。
谁知这位领导同志送走这名客运员后，自己却在办公室里抹起了眼泪：运输生产组织靠人力，而人员定编却按高自动化要求核定，能不叫车务段的工资压力和劳动强度不断加大吗？
干活苦，考试同样苦。一名50多岁的老职工不无感慨地说：我并不反对考试，但要改一改方式。我参加驾考，科目
一、科目四都能考九十
七、八分，但是，单位的考试总是为难的要死。原因就是，驾考不用笔试，也不用死记硬背，老少都是一样凭理解答题；可是单位都是笔试，我们这把年纪眼睛不好使，写字又费力。实际工作上该怎么干、不能怎么干我丝毫不输给年轻人，但我背不下来呀。我就不明白，我们怎么就不学学人家的驾考，把那些搞指纹仪、搞台帐的钱拿一点出来买点电脑，实行机考。又可以不让我们沿线职工休班往车务段跑，又避免笔考中的不公平！
车务也是铁路系统中唯一纯而又纯的“无产者”。除了一盏信号灯、两面信号旗之外，所使用的任何东西都是设备部门的：线路是工务段的，水电是供电段的，信联闭是电务段的，站台、雨棚、办公用房、单人宿舍是房建段的„„也正因为是这样，任何一个单位在车站面前都有当爷的时候。由于“你懂的”原因，现在的各种工程质量确实不敢恭维。出了问题，哪怕是屋顶做个防水、站台补几块地砖、货场换几根电线那样举手之劳的事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或几年。如果路局把这些费用直接拨给车务段、车站，完全可以上午找一个泥瓦工，下午就能解决问题。而且，费用绝对比路内设备单位算的低。但是„„，就是这个多余的“但是”，使得车务处处举步维艰！
铁路设备建、管、用相分离的体制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而一旦旅客因设备问题受伤，肯定只会找车站扯皮，甚至闹出群体事件！无辜的旅客找到车站当下家，而无辜的车站只能当有下家却无法找的冤大头！社会舆论把无辜的旅客看做弱势群体，可谁又知道无辜被上级追责和无辜被旅客打骂的车站其实是里外受气的最弱势的群体呢？
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了。经过与父亲的思想碰撞和自己的反复思考，儿子彻底告别了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车务情节；父亲也改变了他从不求人的一贯做派，经过努力，调到了一个后勤单位。八小时以外没有任何牵挂，晚上悠闲自得地到体育馆散步，昨天还一时性起，赋七律一首：
玉蟾恬静挂长空， 市井喧嚣耀霓虹。 朗朗笙歌飞天外， 悄悄耳语藏林中。 幼童蹒跚撵吉娃， 老叟捋须沐清风。 夏夜消闲来此处， 嫦娥也忘回月宫。
看到父亲久违了的舒畅表情，儿子也有了些许欣慰。但是，他知道，父亲的轻松只是暂时的。因为父亲骨子里就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十分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可是，“苦为微官缚”的各种顾虑，只能让他选择沉默和麻木。一种为了父亲这代人、为了自己这代人、为了铁路兴衰的冲动，令他把自己正在电脑上撰写的《暑期社会实践报告》标题删掉，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再重重地吐出，随着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屏幕上打出了新的标题——站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