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调查报告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并进行教育改造。劳动教养管理所凭《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接收劳动教养人员。对没有这些法律文书或者文书所载内容与实际不符的，以及劳动教养法规规定不应收容的精神病人、呆傻人、盲、聋、哑人等严重残疾、病患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未满一年的妇女等，不予收容。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法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劳教人员可以依法行使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侮辱，人身不受体罚和虐待，个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通讯自由；家属可以经常来所探视，劳教所可以提供住处允许劳教人员夫妇同居；家里有特殊情况和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经批准可以回家探视或休假；劳教人员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工作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等。
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立足于教育，着眼于挽救。要求劳教工作干警对劳教人员做到“三像”，即像老师对待学生、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耐心地帮助劳教人员改恶从善。劳动教养管理所也是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绝大多数已办成了劳动教养学校)。劳动教养管理所按比例配备专(兼)职教师，对劳教人员开展法律常识、道德、时事和文化知识等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和文化素质，教育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3小时。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劳动教养管理所还对劳教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
由于不少劳教人员是因为好逸恶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财产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所以劳动教养管理所还组织他们进行习艺性的生产劳动，以转变劳教人员不劳而获的恶习，帮助他们学习劳动技能，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和习惯。劳动时间和强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安排劳动时照顾劳教人员的性别、年龄、体力、技术水平等情况，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坚持文明生产，严防发生工伤事故，按照国营同类企业标准发给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物，生产所得的收益除发给劳教人员一定报酬外，主要用于改善劳教人员的生活和学习条件。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劳教人员施以文明、科学、比较宽松的管理。要求绿化美化环境，完善教育、生产、生活设施，使他们在和谐、优美的环境下陶冶情操，矫正恶习。劳动教养管理所对劳教人员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劳教人员民主管理委员会”，协助管理人员进行学习宣传、生活卫生以及文体活动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劳动教养管理所对表现好并有帮教条件的劳教人员，可以安排到社会上“试工、试农、试学”；对表现较好，符合所外执行条件和身患疾病、符合所外就医条件的，可以决定所外执行和所外就医，这两类人员约占劳教人员总数的10％左右。对在劳动教养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给予减少劳教期或提前解除劳教的奖励，受奖励人数在6O％以上。
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享有必要的生活待遇。劳教人员的生活费、医疗费由国家供给。生活标准相当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劳教所设立劳教人员食堂，在生活标准内尽量调剂、改善劳教人员伙食，保证他们吃够标准、吃得卫生。要求食堂按月向劳教人员公布伙食账目，严禁克扣。对少数民族劳教人员在生活习惯上还给予照顾。劳教人员宿舍要求采光、通风良好，有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保暖、降温设施。劳动教养管理所设置医院或卫生所，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有病及时治疗。劳教人员病重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所外就医。保证劳教人员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节假日休息。劳动教养管理所还设有图书阅览室和文体活动场所。劳教人员可以看书看报、看电视、电影，听广播，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艺、体育活动。
为保证劳动教养管理所严格执法和做好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挽救工作，国家对劳教工作干警有严格的要求和纪律、法律约束。劳教工作干警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从事劳教工作前要接受岗位培训，掌握劳教工作法规和有关业务知识，工作期间还要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以适应工作需要。对侵犯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及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干警，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此，《刑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及《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劳动教养场所设驻所检察组，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的罪错矫治和解教后的安置就业，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促进他们改正错误，解决他们家庭生活中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解教后的就业安置问题；劳动教养管理所还邀请社会上的党政领导、知名人士以及一些改正恶习、做出成绩的“回头浪子”来所里作报告进行规劝或“现身说法”，使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改正错误的信心。对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回原居住地落户，就业、升学等不受歧视。劳动教养制度建立40多年来，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识了罪错，不良行为习惯得到了矫治。据调查统计：经过劳教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还成了先进模范，成了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我国共有300个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26万名劳教人员，其中除犯有盗窃、诈骗、赌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人外，主要是有重复卖淫、嫖娼和重复吸毒等违法行为的人。目前全国劳教系统正在进行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跨世纪工程建设，计划在本世纪初将全国绝大部分劳教所建设成集校园式、花园式、军营式于一体的弃旧弃新、培养人才的基地。
一）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是指接受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在年龄、身份、身体状况、责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适用条件和处罚原则方面的必要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中有如下规定：
1、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必须年满16周岁。对未成年人决定劳动教养，应当严格控制。
2、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和无生理缺陷及其他身体情况的人。
3、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的中国公民。
（二）适用劳动教养客观方面的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客观方面的条件，是指使用劳动教养的客观事实，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条件和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共十项的规定，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可归纳为下列两类：
1、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中的十项规定；
2、可以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第十项后半部分规定的“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决定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40多年来，应当承认，它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在改革中解决。
那么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应属于一种什么性质，对此，主要有以下观点：
1、行政处罚。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处罚。实践中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模糊，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积习已久但急需匡正的一些不规范作法，比如劳教场所的环境、设施以及劳教人员的活动规则、待遇等体现不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原旨，而几近于罪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造成劳动教养与刑罚界线上的模糊;又如，劳动教养与短期自由刑在适用对象、运作方式、法律后果等方面不同，无法比较孰轻孰重。但实践作法的偏差不能作为我们推导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基点，而恰恰是需要改革的议题。持此观点的学者进而指出：既然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那么就应当由行政机关来行使审批权，故可在现有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拥有基本设施、专职人员和实质权力的法定审批机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
2、刑事处罚。认为“解决劳动教养问题的出路，在于使其刑法化，即纳入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的轨道。”在此思路下，又有一些不同设想，如有的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主要适用于两类人，一类是罪行轻微，不需判处刑罚的;二类是已服完一定刑期、有悔改表现，但又不能立即减刑释放或假释的，对他们改变处罚措施，实行劳动教养，以使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早日回归社会。另有的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主要包括：(1)原劳动教养对象中的犯罪轻微者;(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法定的原“强制留场就业”的三种人中的前两种人，即：第一，劳改犯逃跑后又重新犯罪者;第二，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而被判刑劳改的人。无论哪种设想，有两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首先，适用对象都是构成犯罪的人;其次，都要通过人民法院来裁决。
3、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刑事处罚。认为“追问它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刑事处罚，我认为没有必要。难道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处遇方法吗?„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无法解释„亦此亦彼‟的客观现象。”持此观点的学者还提出了他的“三改”方案：一改名称，将劳动教养改为教养处遇;二改期限，将现行的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改为3个月至2年(甚或1年6个月)，当然前提必须是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真正做到是“限制自由”而不是“剥夺自由”;三改程序，将劳教决定权归人民法院行使(卖淫嫖娼、吸毒等违法行为不在此列)，适用简易程序，不服可以上诉。
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仔细琢磨，却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那就是行政处罚可不可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特别是剥夺长达1至3年甚至4年之久的人身自由权?就我们掌握的材料，国外法治发达国家均无一例外地将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权赋予法院，行政机关绝无此权。 “按照现代法治原则，任何以公共权力机构的名义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都不能由警察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作出最终的决定，而必须由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通过司法听审或听证的方式作出决定。”正因此，有的学者尖锐地指出：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长达4年之久地剥夺被劳教人的人身自由的严厉处罚，不通过正当司法程序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这在当今世界实行法治的国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另有学者更站在理论的高度对于此种观点予以反驳：“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国家权力来看，司法权本身就是最弱的，公民正是有赖于司法权和正当程序才得以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使人权保障思想得以贯彻”，将劳动教养继续定位于行政处罚，“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就可能落空。”而且，如前所述，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程序”，据专家研究，应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
第二种观点，关键的问题是排除了现行劳动教养中的那部分不构成犯罪的人，特别是那些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这些人“大法(刑法)不犯，小法(治安管理法规)常犯，气死公安，难倒法院”，其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虽并不严重，但通过其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主观恶习较深，对这些人，由于够不上刑法上的犯罪而无法给予刑事处罚，用一般的治安处罚又无关痛痒，因而需要一种注重对行为人人格进行矫治的类似劳动教养制度的这样一种措施，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行为人犯罪的目的。应当说，这是劳动教养制度得以存在的主要理论依据。如果按照“刑事处罚”论者的主张，把这部分人排除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之外，将不仅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不利于防止这些人走向犯罪，因而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不全面也是不科学的。
第三种观点，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劳动教养制度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内在区别，从而既不简单地把它归属于行政处罚，也不简单地把它归属于刑事处罚，但该说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最终明确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到底属于何种性质。任何一种制度都应该有自己性质上的定位，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
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属于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治安处分。所谓保安处分性质，是指这种制度与保安处分一样，关注行为人的不良人格或病理身心，强调教育改善和积极预防，以“走出消极惩罚和事后补救的狭谷，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完成控制和预防犯罪的使命”。所谓治安处分，是指这种制度是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对那些有一定违法行为并通过该行为表现出较大主观恶性的人所给予的一种处分。这种处分由于涉及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故需纳入司法程序。如何纳入，我们考虑可借鉴英国的“治安法院”体制，在基层和中级两级人民法院创建“治安法庭”，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程序可参照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大部分案件可实行法官独任制，但有的案件应吸收相关的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如在吸毒案件中，聘请毒品方面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时应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审理过程。被告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上诉，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
同时，“劳动教养”这个名称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理由除了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已不再以劳动为其基本特性外，还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条款的考虑。如前所述，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对犯罪的一种惩罚，因而若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之外仍继续保留一种冠之以“劳动教养”的制度，势必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那么，叫什么法呢?目前已有的建议中提出了《强制教养法》、《矫治处分法》、《教导处分法》、《教养处遇法》、《收容教养法》等名称，笔者考虑，可将该法定名为《治安与教养法》，“治安”反映了该法的社会功效，“教养”又突出了其矫治特征，可以比较全面地概括该法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