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决定革命成功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任何反动与社会革新，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胜利的。辛亥反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乡村没有完成大的变动，农民没有一个大的变动。而新民主主义反动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乡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农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
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农民作为中国反动和社会革新的主力军， 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时时都想改动本人的命运，所以，生活堕入失望的农民常常勇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安定天国运动就是近代农民希望改动本人命运的一次生动写照。主观上分析，由于太平天国还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在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太平天国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或者由于其绝对平均主义方案注定了不可能实现，或者由于其他主客现条件决定了无法实行，太平天国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而又能动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纲领，这就不能长期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他就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太平天国在初期从上到下都保持严格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精神，但建都天京后，却首先从领导人开始，滋生享乐、保守思想，逐渐破坏了团结统一的局面，导致发生内乱、分裂和一系列不正常事件。到后来，朝纲败坏，许多将领拥兵自重，敛财自肥，腐化堕落，甚至发生一连串叛变投敌的行为，从而瓦解了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的失败。太平夭国用以指导革命的理论是拜上帝教，它在开始时起过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但它终究不可能解决在革命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不能及时地、适当地总结经验，避免重犯错误，提高革命水平。因此，在太平天国史上同样性质的错误往往一再重；在这次运动中，农民的弱点也再次流露出来：他们痛恨不平，所以拥护均匀主义以至绝对均匀；他们痛恨皇帝，但本人也想做一回皇帝梦；他们痛恨政治糜烂，但本人也羡慕奢豪堕落的生活。 所以说小农阶级的的局限性，以及提不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中国农民的成功需要正确思想的领导。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中国红军改形成无产阶级指导下的反动军队，特意请郭沫若写了了著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我们能够看出，一代伟人毛泽东特别希望总结历史上李自成和洪秀全两次农民起义的经验，也特别请求我们党要汲取这两次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
而毛泽东之所以要突出明末农民军和安定天国的经验，显然是这两次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真实太典型了，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的确有太多的类似相通之处。作为成功者，特别是农民反动的成功者，自豪的反映是腐败I。在成功到来或快要到来时，农民起义的领袖丢弃了反动的目标，疾速地走向，简直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的通病。李自成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凯歌声中滋长了自豪心情。李自成和大顺王朝的农民首领们在承受大明江山的同时，也承受了大明王朝的专制与腐败。他们在北京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纵贪横于京畿”，弄得京城民怨沸腾。与李自成一模一样，洪秀全与安定天国的农民首领们在定都天京的同时，也承受了大清王朝的专制与糜烂。无论洪秀全还是杨秀清，其贪心、朴素的水平较之他们反动的对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2、疏忽强敌。农民起义首领在获得成功后简直无一例外地急于敛财吃苦而置当前大敌于不顾。李自成农民军进京后，大敌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却熟视无睹，听任数十万大军在北京城饮酒作乐。洪秀全的大敌在北方，他却只派了两万人的部队北伐，而本人在南京城大修天王府宫殿，所用兵丁达十多万。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洪秀全，失败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疏忽了敌人，结果吃了大亏。
3、不讲政策。李自成在起义之初以民谣的方式宣传起义军的纲要：“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也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反动的宣传是必要的手腕，但是虚假的宣传却是反动运动的大敌。李自成与洪秀全的反动宣传能够说从一开端就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李自成提出树立政权后将实行“三年免征”。可是，面对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军饷从何而来？为了筹集军饷，李自成纵容其部下在北京对明代高官富豪严刑拷打，讹诈钱财，结果形成社会猛烈*。洪秀全宣传的对等，只是遮人耳目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背后，他本人娶了88个老婆，他十几岁的儿子也娶了4个老婆，却不允许他的“兄弟姊妹”合家聚会。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好，低价的许愿终于惹起天怒人怨。
4、脱离大众。李自成是一个军事家，一马当先，历经百战，马上18年，夺得大明江山。他在西安立国称帝，国号大顺。奇异的是，山海关战后，李自成败归，匆匆在4月28日于北京武英殿再次登位，承受百官朝贺。当夜五鼓，李自成仓皇出京。李自成两次称帝，阐明他的帝王思想十分浓重。其实，岂止是李自成，历史上一切的农民首领简直无一例外地都有浓重的帝王思想。洪秀全起义之初，迫不及待地在武宣东乡称王。定都南京，尚未获得全部江山，便在南京城里当起逍遥自由的安定天王了。洪秀全深居简出，以致于清军不断以为洪秀全只不过是安定天国虚拟的一尊偶像，可见洪秀全脱离大众到了何等水平！
5、妄杀功臣。妄杀功臣是历朝历代的通病，所谓“狡兔死，走卒烹”，农民起义首领也未能例外。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妄杀李岩、李牟两兄弟，惹起大顺政权内局部裂。1856年，天京发作内讧，韦昌辉杀了杨秀清，洪秀全杀了韦昌辉，安定天国早期中心首领六个人到内讧后仅剩洪秀全一个孤家寡人。民间传播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照旧让咸丰”，民间传言竟不幸而言中。
重庆《新华日报》当年在登载郭沫若的文章时，同时登载了毛泽东的一段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开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的确不应当割断历史。这是由于，我们需求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
纵观历史上一朝一代的更迭，莫不与农民有关。一个王朝的崛起，常常是借助农民的力气；一个王朝的毁灭，常常也是出自农民的力气，真所谓“成也农民，败也农民”。李自成和洪秀全的经验通知我们，一个王朝的沦亡首先是人心的丧失，也即道义的丧失，而丧失人心、丧失道义的王朝必定是短命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史学家对三个世纪前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对共产党人而言，则反映了共产党人以历史为镜对将来命运的考虑，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由此可见，中国农民的成功需要正确思想的指导，而农民是成功的关键，一个好的领袖决定了战役的胜负，而一个好的思想决定了战争的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