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结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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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之洋务运动简介
一、产生原因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二、产生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
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忻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实践过程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
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
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三、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
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四、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