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一种美德”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的“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内容。
(一)毛泽东论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论实事求是首先，在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共产党员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在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时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反对“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其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系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时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只有实事求是，依靠客观的实践，不依靠主观的夸张，才能发现真理。
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都谈到实事求是，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学的阐释。他在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时，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一科学的阐释，给古老的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谓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辉典范。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6页)。
最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问题，也是党性的表现。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反对主观主
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任务，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我们的任务”。“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党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813页)。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与此相对立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是没有党性或党性不纯的表现。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共产党员的学风、党风、党性。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发动的“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普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空前团结，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事求是-历史与逻辑
实事求是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时，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逻辑是历史事实的理论再现。历史和逻辑的一致、统一，指内在规律的一致、统一。因此，研究历史，尤其是认识的发展史，是探索历史发展的逻辑，掌握认识规律的重要方法。
实事求是-后果
实事求是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贝克尔（JasperBecker）——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杜波斯（W.E.B.DuBois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
为进行了宣传。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