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环境问题表现和成因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目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存在的环境问题
由于工业化程度低、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容量较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地区的荒漠化、水土流失、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耕地资源减少等生态问题与资源问题，环境污染并不突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工业污染逐步受到控制的同时，农村的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
国家环保总局对目前我国农村环境的总体评价是［1］: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止。 农业污染加剧
据统计，我国农业污染量已占到全国总污染量(即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总和)的1/3～1/2，不仅成为水体、土壤、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农产品安全、人体健康乃至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2］。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3］，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药化肥的不合理施用、污水灌溉、农村生活废弃物、水产养殖、乡镇企业的“三废”以及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粪便污染等问题，造成我国农村地区水体环境质量日趋下降。重金属、化学农药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饮用水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4］。另据检测［5］，我国农村未达到基本卫生安全的地表水为40.44%，地下水为45.94%，集中式供水为40.83%。浙江省环保局2002年进行的局部调查表明，农村聚居点的环境质量，除了大气污染指标外，其余均已经劣于城市［6］。
(二)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 1．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乡镇工业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明显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另外，由于布局的原因，大部分乡镇企业与农田、农村居民点交织在一起，更容易造成直接污染。近年来，城市普遍加强了环保监管，工业企业退出城市，不断向郊区和农村分散，工业园区也多选择在远郊农村建设。这给农村地区带来自身发展的动力的同时也承担了企业的污染，造成工业污染的转移。特别是造纸、塑料、电镀和水泥等重污染行业污染物的排放使农村大气、水和土壤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
2.城市生活污染向农村转移。我国小城镇规划中存在规划不合理，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相互衔接，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形成沿公路的带状集镇或呈现与工业区混杂的分布。这些小城镇由于缺乏垃圾填埋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生活生产废弃物聚集于居住区域，行成沿居住地分布的污染带，致使饮用水源受生活污染相当严重。 目前，我国一般是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作为基本处理方式，许多垃圾填埋场都选择设立在城郊地区，由于许多垃圾填埋场不能完全达到卫生填埋要求，导致生活垃圾直接进入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农村地区已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及工业废渣的堆放地。
3．旅游污染向农村转移。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旅游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污水和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整治不够规范，所带来的生活污染和交通污染，人文景观和娱乐设施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环境。 (三)点源与面源污染集中体现
随着我国对工业领域严重污染企业的点源污染的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渐突出，尤其对地表水和土壤的影响更为严重。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和畜禽养殖废水、废物的排放和城乡结合部的生活排污是造成水体氮、磷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其比重远大于来自城市生活污水的点源 污染和工业的点源污染［7］。
由于地表径流和土壤渗滤与降雨关系密切，面源污染具有间歇性，还受到特定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因此，农业面源污染更难监测、评估和控制，整治难度更大。
据统计，到2008年，中国化肥年使用量已突破5107.8万吨，平均每公顷施用量达400公斤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氮肥的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其余的部分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环境，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造成污染。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量达120万吨以上，使7%的土壤受到杀虫剂的污染。农膜使用面积已突破亿亩，年残留量高达35万吨。大部分农膜不易分解，不但破坏了土壤结构，阻碍了作物根系对水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降低了土壤肥力，造成地下水难以下渗，而且残膜在分解过程中会析出铅、锡、酞酸脂类化合物等有毒物质，造成新的土壤环境污染［8］。 另外，目前我国已经废水灌溉面积达361.8万公顷，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7.33%。由于缺乏常规监测及科学管理、排灌系统不健全等问题，未经处理的污水灌溉农田，污染物质极易被作物吸收，后经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迅猛，已占农业总产值的35%，成为农民、农村增收的重要渠道，但养殖业的发展也加剧了污染。全国畜禽粪便中各种污染成分的年产生量，已经接近工业废水，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中的COD、氮、磷的量已经超过 化肥［9］。
我国农业生产产生大量的秸秆，每逢农作物收获季节，大量焚烧秸秆，产生的浓烟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此外，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垃圾一直呈现数量小、种类少、易分解的特点，采用堆肥、简易填埋或自然腐烂等方式，基本可以维系垃圾总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现代生活方式逐渐确立，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与组成特性，逐步与城镇相似，卫生部调查显示，目前农村每天每人生活垃 圾量为0.86公斤，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10］。不仅数量猛增，收集与运输困难，且成分更为复杂，处理难度加大，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二、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剖析 (一)国家法律层面
我国迄今已经制定9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多件，军队环保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环境标准8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1600余项［12］，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其中专门针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与条款几乎为空白。
1.国家立法对农村环境保护相对薄弱。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专门针对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部分，仍为立法盲区;部分法律法规条款只对相关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要求和限制，可操作性却不够强，造成国家对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等村办、民营企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的行为缺乏有针对性的 法律法规，使得执法机关无法可依［13］。
2．行政执法力度不足。目前乡镇、农村的环境保护机构效力低，资金支持力度较小，加上一些存在于行政机关中的普遍问题，比如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乃至综合素质低下等，使得农村环境监管乏力。
3．司法界定尚待明确。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公共利益或介于产权不清境地的纠纷利益受到了侵害，“公益诉讼”问题尚有待明确的解决。4．公众法律意识亟待提高。2005年因环境污染上访的案件68.972万起，是1995年的11倍。2006年和2007年也是70万件左右。上访的主体为整村或几个村联合上访的占多数［14］。尽管我国农民群体的环境意识正在被唤醒，但与城市居民的环保法制意识比较，仍有较大差距［15］。由于对环境保护知识和法律常识的缺乏以及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农民对环境污染侵害的关注力度还远远不足，法律意识还亟待提高。
(二)政策体制层面
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城乡社会采取和实行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一开始就把投入重点放在大城市、投入结构放在大工业和大工程上，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因此造成农业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是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难以以投资回报率吸引社会资金，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长期的“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造成公众在环保领域明显呈“政府依赖型”。另外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 基本原因［16］。
(三)环境监管层面
我国以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环境政策，因为农村环境管理机构的缺失以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特点而失去其可操作性。农村的环境管理机构的工作主要局限于农村工业污染监管，对于农村生活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涉及很少。另外由于环保机构的隶属关系复杂，不能很好地贯彻实施环保法规、政策，许多工作很难落实。而且在农村环境政策方面，强制性规范少［17］，而一些奖励性环境政策法规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又相矛盾。 (四)治理技术层面 我国农村的环境污染，多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存在着技术、经济障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是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较高的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 有些专门为治理农村环境污染而开发的技术，也因污染源分散、污染物的收集与运输困难、运行成本高方面的问题而难于推广。 (五)资金投入层面
城乡分治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资金扶持与承担环保责任上存在不协调。长期以来，污染防治资金绝大部分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城市在大量投入资金的支持下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生活污水排放管网已经建成并日趋完善，而广大农村公共卫生设施缺乏，导致农村生活污水沿河流排放，垃圾沿河、沿湖、沿路边随意堆放。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农村环保部门缺乏应有的管理经费，相当一部分管理经费和工资，要靠收取乡镇工业的排污费来解决，排污费不能用来治理环境，农村的环保政策的效度和合理性就受到质疑，环境管理更加困难。 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投放的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由于各部门之间协作性不够，治理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优化城乡环保规划，健全城乡环保政策
合理的城乡布局需要在城乡规划中引入环保观念，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合理确定服务的内容和配套的标准。在农村地区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加强城市各项环保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向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延伸，实现污染物的集中治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分散的工业源，并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缩小城乡经济、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距。统筹城乡产业结构链，实现资源、废弃物的有效利用，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不仅要考虑产业布局对城市的影响，还应从污染扩散角度考虑对农村的环境影响。 由于农村和城市环境特点不同、环境问题的致因不同，现行的环境政策在农村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进行创新非常重要。一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规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促使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进行利益补偿。二是逐步建立引导性环境政策体系，政府要从管制性环境政策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变，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引导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二)加大农村环保资金投入，提高农村环境监管能力 为了农村环境保护迅速推进，各级财政部门，应该将农村环境保护纳入自己的预算，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同时，要培育排污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
尽快建立乡镇环保监管体制。建议各级地方人事部门加强研究农村环保监管体制，增强基层环保工作活力，明确职责和分工，形成反应敏捷、管理高效的农村环保运行体制。
(三)强化科技支撑，提高自身环境保护技能 解决农村环境问题，要依靠两种基本的力量:一是具有专门技术的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可针对具体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开展治理和修复;二是农民群众依据自身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在生产和生活当中的污染防治实践，结合各地农村实际，因地制宜开发出适合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处理技术，实现农村生活污水的生态化处理和废弃物的的资源化利用。另外，还应着重推广太阳能、沼气等适合农村使用的清洁能源。
(四)完善农村环保法律体系，促进公众参与 应加大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立法的力度，建立健全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制定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和地方防治农村环境污染的政策法规及约束各级政府干扰环境执法的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另外，环境保护是一项全民性的公益事业，要加强农村居民参与环保的意识和法制观念，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监督体制，全方位、多层次的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良好环保氛围 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信息发布、环境质量公告、违法行为举报及污染排放和污染事故通报等制度，推行环保监督员制度，对涉及环境权益的规划、项目，要听取公众意见，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营造公众广泛参与，主动投身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