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文化研究
——浅谈官本位思想
授课老师：李少惠、霍春龙
学
生：焦李然
校园卡号：220110912991 浅谈官本位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官本位”的历史文化根源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两教”，一是儒教，二是道教，在世界东南亚的儒教圈里，中国是核心和发源地。儒教在治人和治国上强调两方面，一是“以德”，另一个是“以礼”，简称为德教和礼教，“以德”就是以德规范人的思维和思想，“以礼”就是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内部是用“德”规范人的思维，外部是用“礼”规范人四肢的行为，
“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符合社会的大礼，这也是儒教的核心观点，教你怎么做人做事。道教的观点是一生
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讲的是世界观的由来，让你知道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道教的第二个观点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讲的是世界有阴阳两极，人也有阴阳两类，这是一种方法论，怎么破解这个世界。老子是道教，孔子是儒教。封建儒教和“官本位”的内在联系有两点：一是儒教告诉民众要崇官、敬官和做官，形成“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比如说“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才有了封建科举制度，才有了现在的考官制度。二是儒教强调官怎样治理社会和驯化民众，是一种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必然体现是官治，而讲法治才能讲民主。体现了官是社会的主宰。
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是“官本位”历史根源
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满清结束，封建社会的行政设置是秦朝开始的郡县制，也就是现在的“州”和“省”；国家中央机构的设置以唐朝为典型，实行三省六部制；官员的设置以明朝为典型，实行三卿九品制。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与皇帝同父异母的人都定为同姓亲王，拥有皇帝分给他们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是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州、郡、县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三是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普天下皆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现在“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中国经历了三千年的封建社会，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历史和经历，导致“官本位”只有在中国根深蒂固。
计划经济是“官本位”社会经济根源
计划经济的体制特点表现在：一是在政治方面集权，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一边倒学习苏联，中国“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二是在经济方面垄断，三是在政府方面管制过多过细，最后导致一是党政不分，即以党代政；二是政企不分，即政府管制企业，实行原料国家供，干部国家派，利润国家收，资金国家给，把企业变成政府的附属物；三是政事不分，设置大批事业单位，实行准政府职能。计划经济强调“官本位”的表现：一是在管理机制上过于集权，二是片面突出政治，淡出经济效益和利益，三是只讲公平而没有效率，平均主义慢发展，造成短缺经济。排队凭票购物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最后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造成
了“两个不适应”，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干部管理体制是”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
中国现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干部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官本位”带来了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切入和剖析：
一是官设的太多。中央集权和垂直任命制导致官设得太多，机构多、摊子大，官员多、人满为患，比如在中国有的地市副秘书长就有11个，助理达到十几个，这种吃饭财政增加官民比，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从建国初乡公所的七八人，到现在一个乡、镇达到250余人，这都是由体制带来的弊端。
二是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GDP论英难，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干部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
三是权力的设置过于集中。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干部追求部门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产品，现在的干部还是都在研究怎样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怎么样能加深管制和怎么样能加重审批，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主要体制性原因。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
四是管官的机制太虚。官任命后，给了他权力，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比如说纪检委、审计委等都是内部的监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党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现在腐败问题难以根治，原因就在于此。为此，需要新闻舆论界的这种外在的监督
基本特征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
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级别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危害
“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官本位”意识不但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与以人为本相对立，而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南辕北辙，是对党的宗旨的根本否定，其现实危害性是多方面的，既阻碍改革创新，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政府公信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官本位”阻碍改革创新。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改革创新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创新的进行。由于以官为荣，大量的科技人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造成企事业单位、生产第一线人才不足，而机关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才大量闲置浪费，无人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唯书气息浓厚，不敢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本，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转，必然导致社会浮躁，追逐官位名利，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严重抑制了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官本位”制约科学发展。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等等，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
“官本位”损害群众利益。“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群众和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等,都是执政为民的意识不强，“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
“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在一定社会层面形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一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了买官行列。买官者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这些人一旦得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