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走了，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故事有两则：一是，他极为忧虑中国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认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他一生不喜欢做官，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
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我们想到了当下学术界特别是大学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
最近十多年来大学负面新闻愈来愈多，出人意料，古怪离奇。于是，“大学，究竟怎么了？”也就不能不成为天下之问。
“大学问题”之成为问题，其实是转型期中国问题的缩影之一。造成“大学问题”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有大学自身的内在原因。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规避问题，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因此，首先要正视问题，其次要对症下药，最后要解决问题。目前的“大学问题”，并非仅只“行政化”一端，但无疑这是当下后果最严重、从政界到学界最为关注的“大学问题”。
二、管本位：大学行政化
只要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根本不需要打听，举目而望，行政楼往往外表最气派，而且内部装修也往往最豪华。这再显然不过地证明：在大学，行政压倒学术，行政支配各类资源，学术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专家学者大都对官位趋之若鹜，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大学“行政化”景观，即“官本位”。
“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北师
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导。
“官本位”使得在大学里教授缺席，哪怕是著名学者也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 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朱清时教授指出：高校的管理体制不改，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在一些大学行政化了，即“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
正因为“行政化”导向，故大学愈来愈弥漫着衙门气。朱向东先生曾对大学的衙门气做过很好的归纳：第一，家长制、一言堂。“党务方面，书记说了算；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风凛凛。第二，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第三，近亲繁殖。提拔干部、进人方面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占上风，“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第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第五，有的大学负责人为了政绩，盲目扩张，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做表面文章。
三、“大学最大的毒瘤”
官本位取向一直侵蚀着大学，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大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使大学难以提供称职的师资。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大学，在软硬环境两个方面都要合格。这些年来，国家对大学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教学、生活、实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却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大学教师将教学科研作为第一天职的制度环境。合格的大学教师，应该在德才学识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现状下，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结果是很多教授根本不给学生上课。对于这些教授而言，上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额外的工作。至于某些到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政府高官，尽管其名下有数人到十几人不等的博士生，但他们的行政工作本身就非常忙，疲于应付，平时几乎没时间到学校来，更不用说给学生讲课了。
现在的大学在评价一个学者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如果某一个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好像不重视人才。这也正是官本位在高校的另一个危害，即严重败坏了大学风气。官学不分，造成了教育资源向官员严重倾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高 校的风气。国家严禁国家公务员在企事业单位和协会兼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和防范腐败，限制权钱交易。其实，国家公务员在高校兼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同样会滋生严重的学术腐败、权学交易。这些“官员教授”自己并不写文章，但却经常会挂名发表各种论文，由此造成学术成果方面的弄虚作假。官员在高校兼职也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认为学得好没用，只有跟对导师才有出路。结果很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不是老师的专业水平，而是老师的官职大小。
“官本位”也影响到了学生。不少大学生不是执著于专业学习，而是热衷于到团委、学生会等谋得“一官半职”。如果学生在这些组织是为同学服务，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大力倡导，但在相当一些学生组织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如拉帮结派、逢迎拍马、压制同学等等，令人忧心忡忡。“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四、用大学的逻辑办大学
“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这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2月27日
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的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一句话。
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深圳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在描绘未来十年中国大学的理想版图时朱校长认为，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
第一，有条件的大学和校长不妨率先“闯关”。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校长反大学行政化，不能只在论坛上”。
第二，从教育部直属大学试点。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先生的观点。其道理就在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被认为是行政化问题最严重的领域。作为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可先从降低副部级高校的级别回归到正厅级起，为进一步推进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级别扫除思想阻力。拿教育部直属高校试点，可以起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示范作用。取消直属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再向直属高校派干部之后，教育部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从教育部的职责看，调整与直属高校的关系也是改革使然。
第三，尽管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官本位”现象很难一步到位，尚须有赖于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但就目前而言，高校“去行政化”关键是“去官本位”。以下三点可为当务之急：一是在高校内部实现政（行政）教（教学科研）分离制，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以上党政领导专职化，一心一意做大学的校务、党务，在任期间不再做教授，不再承担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也不担任研究生导师。对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授，以人为本，改变目前的数量化考核办法，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我相信，如果一个大学的专职教师比例达到教职工总数的60%-80%，那么中国的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格局必然焕然一新。二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禁止国家公务员在大学兼职。现任高级官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立即、主动辞去在大学的兼任院长、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导师。如果某位公务员实在对专业过于热爱，那么不妨趁机脱离现在的公职岗位而到大学执教。或者，退休以后再到大学，发挥余热，亦未尝不可。三是要去掉大学权力本位，让大学回归大学，即让高校成为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净土。如同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行政人员还原其本来定位，即为学校、教授服务。这些管理人员待遇可以很高，但不会让他们有官员的地位，更没有官员的权力。南方科技大学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今后要凭教学科研中的
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这是一种相当值得期待的现代大学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