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转刑案件的思考
当今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社会成员心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贫富差距的拉大、价值观的混乱等原因造成人心浮躁、易发生生矛盾冲突，尽管目前的调解组织较多，因不能有效化解矛盾，致民事纠纷升级转化为刑事案件(以下简称“民转刑案件”)
常有发生。加强基层调解工作，对有效化解矛盾纠纷，预防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现结合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的实务对民转刑案件与调解这一问题作一些肤浅的探讨。
一、我院近年来受理民转刑案件的基本情况、特点
2001年到2009年，我院受理的民转刑案件基本情况见下图（图 1）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故意伤害罪
7 5 3 7 10 10 14 14 15
故意杀人罪
2 4 3 3 2 2 2 2 2
故意毁坏财物罪
— 1 1 2 — — 2 1 —
投放危险物质罪
1 — 1 — — 1 — — —
放火罪
— 1 — 2 — — — — —
妨害公务罪
— — — — 1 — 1 — —
侮辱罪
— — — — — — 1 — —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 — — — — — — 1 —
敲诈勒索罪
— — — — — — — — 1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我院近年来受理的民转刑案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民转刑案件数量趋向增长、罪名趋向多元化；其中常发案件为故意伤害案及故意杀人案，如
2008年的朱海平故意杀人案，源于家庭纠纷，后在离婚途中朱海平持刀刺向妻子严明枝和岳父严汪南。第二，涉及侵害公权力的民转刑案件从无到有。妨 害公务案、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案的出现，表明国家公权力易成为社会矛盾的发泄口，如2008
年徐绪华、徐得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案，起因是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当地派出所治安处理后，在当事人之间赔偿款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徐绪华、徐得旺以为伤者诊治为由煽动群众聚众冲击当地派出所。
二、基层调解对遏制民转刑案件的作用及不足
我院近年来受理的民转刑案件整体呈上升态势，其原因不能只孤立的从个案中寻找，应放到社会大环境中分析，促使民转刑案件呈上升态势的原因很多，涉及政治、经济、价值观等等。目前，最佳的应对之策是做好调解工作，矛盾化解重在基层，基层调解对化解矛盾、预防民转刑案件的作用是其他机制所不及的。民转刑的过程是矛盾纠缠、累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介入调解可以打破矛盾继续恶化的链条。从内容上讲，调解具有民间性，有最大限度意思自治和合乎情理解决的优点，法律是一种理想状态规划和控制，调解则必须以实际情况为基础，调解时要考虑当地习惯、道德、人情等现实，合情合理合法，尊重当事人意愿并被当事人接受，这种自愿的结果才能真正终结矛盾。从程序上讲，调解适用面广，适用于任何民间纠纷以及任何阶段，且可以与信访、诉讼等同时进行，程序上受限小，灵活便捷，当事人对调解结果反悔的还可以采用其他程序补救。
基层调解对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民转刑案件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本可以对民转刑案件起减震作用的基层调解不到位，效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大量矛盾没有得到有效化解，这也是民转刑案件上升的重要原因。基层调解有人民调解、公安机关调解、检察院调解、法院调解等，其中最能有效预防民转刑案件的是人民调解，其在纠纷刚起时进行，此时的矛盾更容易被解开。人民调解是指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松散管理下，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说服劝解、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包括居民调解委员会、村调解委员会、乡（镇）调解委员会、专门性的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等）。人民调解成功的，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可申请强制执行。目前人民调解的不足在于：第一，司法行政机关对各调解委员会的领导是指导性的，各调解委员会的成员由其自主决定，报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管理难度大。另外，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最基层机构，司法所人员往往不能立足本职，经常被乡、镇安排协助计生、招商、城建等部门工作。一旦发生涉法涉诉案件时，司法所工作人员又被临时调回来处理案件，因为前期对涉法涉诉案件的起因、经过、发展毫不知情，加之未能很好地融入群众中去，未取得群众的信任，临时抱佛脚，调解结果难令当事人满意。第二，各调解委员会内部组织松散，成员大多是在工作之外兼任人民调解员，如村调解委员会大概三到五人，成员大多由村长、组长兼任；乡（镇）调解委员会大多由司法所、派出所、乡（镇）政府等各个部门的人员兼职组成；当然也有一些非兼职人员，如退休老党员、老干部等。这种情况下人民调解员有空来进行调解的时间少，对调解工作易马虎应付。第三，人民调解员工作待遇低。虽然新修改的《人民调解法》规定调解人员将享有误工补贴待遇，但落实起来还尚需时日。同时，人民调解面对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工作难度大，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且有时不被别人理解，容易得罪人。这些都影响了调解员的积极性。
公安机关的调解分治安调解和刑事调解两大块：治安调解主要针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适用刑事调解的案件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案和故意伤害（轻伤）案上，且不是所有涉嫌故意伤害（轻伤）的案件都能调解，需要符合一些条件，当事人就赔偿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受害方出具不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协议书及谅解书，且符合调解相关规定的，则公安机关认定调解成功。检察机关的调解主要集中在侦查监督、公诉等环节。侦查监督部门在批准逮捕、立案监督工作中会有一些调解，如2010年吴某因与前妻何某的纠纷向我院要求立案监督，我院侦查监督科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上门耐心做吴某的工作，解开了吴某心里多年积怨；公诉部门调解的案件主要是交通肇事、故意毁坏财物等轻微的涉及赔偿的不起诉案件。法院调解包括法院对民商事、刑事附带民事、再审等案件所作的调解，以及行政赔偿案件协调、执行和解。与人民调解专一的调解职能相比，公检法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办案，满负荷运行状态使其对主要工作职能之外的调解缺少积极性，多数情况下不主动开展调解，如公安治安调解一般先由当事人向民警提出调解要求（多数是受害方提出）。
三、遏制民转刑案件应重视基层调解
改变民转刑案件上升局面需要切实重视基层调解工作，使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一）从政策层面进行支持。调解是保护私权的自由支配，代表公权的国家机关对调解持谨慎态度，不轻易干预，不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副作用就是带来了工作中对调解的忽略。硬性将调解规定为各机关的工作职能之一不可取，但是可以将其定为长期的工作方针政策，理念先行，深入人心，使工作中开展调解时有据可依。同时，应避免矫枉过正，慎用考评激励机制。调解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若将调解纳入考评，当现实是确实无法调解时，有的部门可能会为获得好的考评结果而作假，上面要成绩，下面造数据，最后反而危害真实调解工作的开展。实务中法院经历了从“调解优先”到“调判结合”的转变，在推行“调解优先”时，因为考评追求调解率，产生了久调不决等问题，最后放弃了依靠考评强力推进调解的策略。
（二）从经费上予以保障。相较而言，调解量越大越需要财力支持，否则工作难以为继，经费问题最突出的是人民调解，人民调解作为我国最大的调解体系居然无经费来源，这就难以保证调解工作做到实处，司法行政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在全国范围内试图筹划解决该问题。太湖县司法局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以奖代酬，每年表彰一批优秀人民调解员，发放少量奖金；对于人民调解员在调解中产生的车旅等费用各组织自行报销，如村一级的村委会予以报销，乡（镇）一级的乡（镇）政府予以报销，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三）妥善处理调解与法律的关系。调解与法律难免有不一致的时候，如司法行政机关希望法律规定人民调解有执法权，以保证人民调解协议得到履行；一些人民调解员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也与其法律知识缺乏有关，担心工作出纰漏；公安机关认为对于斗殴伤人等案件的调解易使人产生花钱免责的想法，损伤法律公信力；具体案件中也会有调解与法律的碰撞，如我院办理的陈秀洋涉嫌寻衅滋事一案，陈秀洋多次的寻衅滋事中，两次达成了人民调解，一次达成了治安调解，对这两次调解如何认定成为讨论焦点。当调解与法律冲突时，法律肯定是在第一位的，但这又可能导致抱心厚望的老百姓对调解失望、远离调解。可如果赋予调解法律强制权，又难以保证调解的自由度、调解结果的公正和救济，人民调解中曾出现过兼职人民调解员是一把手等影响力大的干部，其他机关后续处理同一问题时为顾及其面子往往维护其不合理调解结果。工作的价值不在于以哪种方式解决问题，而在于能否公正、高效地定纷止争，应妥善处理调解与法律的关系，强化调解人员的法律知识，坚持法律至上原则的同时，在法律容忍的范围内给予调解最大的宽容度，找到两者统一的平衡点，实务中正在践行：公安治安调解成功的，公安机关制作调解书（现场调解成功的，制作《现场调解协议书》，非现场的调解调解成功的，制作《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交双方当事人签字，案件结案，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公安刑事调解成功的，撤销案件，如需继续处理，转为治安处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调解成功且符合不逮捕条件的，案件不予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调解成功且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案件做不起诉处理。
（四）探索“大调解”机制。在2010年的全省检察长会议上，崔伟检察长强调要切实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力度，尽可能地依托“大调解”机制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维护公正。目前的调解大多是各自为政，比如现在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基层人民调解员往往是在应对突发事件的第一线，此时个人安全得不到保障，需要派出所的保护，而派出所对公安调解工作范畴之外的人民调解持推脱态度。法律规定除司法行政机关外，法院对人民调解也有指导职能，但实务中法院不介入人民调解工作，只在选择人民陪审员时，人民调解员按规定占到一定比例，而人员调解员因对案件没有发言权工作积极性小。如果各调解机构通力合作，形成“大调解”格局，对预防民转刑案件将会提供更优化的环境,作用深远。
建立“大调解”机制，可以尝试调解转移的办法，扬长避短，把人民调解作为专门的调解处理中心，其他机关需要调解的，可以自由选择是自己调解或是移交给人民调解处理，在平日经常性联系合作的基础上，各调解机构不断加强协助、互补共进。各机关工作中的调解量不一，如公安机关治安调解的调解量较大，以太湖县公安局晋熙镇派出所治安调解的情况（见图2）为例可略见一斑。
年份
2009年
（1—12月）
2010年
752起
（1—6月）
（图2）
而公安机关的刑事调解、检察机关的调解受刑事案件性质所限，调解空间较小，以我院2008—2010年刑事案件调解情况（见图3）为例可知。
78起
现场调解
1483起
非现场调解
169起
年
调解案件数
办理部门 份 （件）
侦查监督
0
科
2008年
公诉科
0
侦查监督科
2009年
公诉科
侦查监督2010年科
（截止6月）
公诉科
调解案件情况
———
———
1件涉及交通肇事罪（不予批准逮捕），1件涉及故意伤害罪（不予批准逮捕），1件为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
4件涉及的都是交通肇事罪
（均为不起诉案件） 1件涉及故意伤害罪（不予批准逮捕），1件为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
———
0
（图3）
所有调解中，人民调解覆盖面最广、调解量最大，与其强求调解量小的机关面面俱到做好调解工作，不如集中国家的人力财力重点加强从群众中来、具有群众基础的人民调解。调解是细致艰难、耗时耗力的过程，非一日之功，人民调解分布在最基层，直接接触、熟悉情况，可长期跟进，一旦发现新情况又可后续调解。当前的实践中，一些情况复杂的调解工作要依托当事人身边基层组织做具体的工作，而基层组织与人民调解的关系非常密切，调解机构之间的接触合作时有发生。以公安机关的刑事调解为例，民警不直接主持调解，调解主要由基层组织、律师等进行。再如检察机关在办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中，认为不需逮捕且需调解时，则推动公安机关、基层组织等开展调解工作，我院在办理余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中，就通过联合公安、当地基层组织多方协调，在办案期限内使事故关联人之间达成赔偿协议并落实，最终调解成功，对余某不予批准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