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荣耀
1945年，英国《自然杂志》（Nature Magazine）刊登了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的一篇文章：“在重庆和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那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学校之一……”关于另外三所大学，据说，有两个版本，一说是被李约瑟分别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加上被称为“东方牛津”的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青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另一个版本是说战时的前两所大学加上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战时的这两所大学之所以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和“东方牛津”，根据现有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流的大学校长，强大的教授阵容，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
从校长看
在中国，大学校长的作用远较西方各国重要，甚至决定了一个大学的兴衰成败。北大蔡元培开创“兼容并包”学风经蒋梦麟等发扬后蔚然成风，青华校长梅贻琦的“大师大楼”的办学理念，严谨厚实的学风得以传承……。战时青华、北大、南开在昆明合办，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并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融合了清华“严谨求实”，北大“民主自由”、南开“活泼创新”、弘扬三校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一时间西南联大气象万新；并且三校校长都为一代教育名家，作为校务主席的梅贻琦更是公正无私、宽容待人，博得全校上下一致好评。
竺可桢出长浙大真可谓一时之选。1936年浙大爆发驱郭（任远）运动，当时蒋介石看保不住郭，遂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位学养、资历、才能都深孚众望且能安定学运的校长。与联大的三位校长相比，竺可桢不仅是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并且是一直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是四位校长中唯一的一位。他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早年在美国就是中国科学社的领袖之一，回国后从教授到系主任，领导创建新兴学科，主持创办中国的气象科学事业。是教育家更是科学家，为人为学堪称师表。
从教授阵容看
竺可桢说：“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容强大。其中如诗人闻一多，卞之琳，散文家朱自青，国学大师陈寅格、钱钟书、汤用彤，哲学家冯友兰、王力、沈从文、柳无忌、潘光旦，美学家朱光潜、黄孝道、陈岱林、吴晗、金岳霖，古文家刘文典等都是文坛著名学者；从事自然科学的有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大鞧、黄子卿、赵九章、吴有训、周培源等。还有王竹溪、杨武之、孙云铸、吴征镒、梁思成、赵忠尧、赵友民……
竺可桢全无门户之见，不问留欧留美还是旅日，不问南北，只要有真才实学且处事公正者皆一视同仁。原有的著名教授，象教育家郑晓沧，生物学家贝时璋，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化工专家李寿桓，化学家周厚复，数学史专家钱宝琮等一一回访，聘任原职，对因不满前任校长而离去的如昆虫学家蔡邦华，物理学家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人一一请回，还聘请了物理学家胡刚复、王淦昌，细胞学家谈家桢，分析化学家王琎，文学家梅光迪（学衡派大部分己搬到浙大），历史学家张其昀；西迁时又聘请了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地理学家叶良辅、任美锷，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电工专家王国松、心理学家陈立，史学家张荫麟，生理学家罗宗洛。其它还有黄翼、蔡堡、仲崇信、江希明、卢守耕、吴福桢、缪钺、向达、孟宪承、陈乐素、贺昌群、夏鼐、孙大雨、吴定良、浦薛风、王庸、王季午、刘节、田德望、祝文白、郭斌和、王驾吾、钱穆、钱基博、夏承焘、陈训慈、费巩，吴钟伟……更有马一浮，丰子恺等文化名人等……
从办大学的教育资源看：
联大所处的昆明是一个通都大邑，频繁的空袭时常中断上课和实验，并且让人终日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很难以正常的心境工作和学习。当然这更加显示了联大的辉煌来之不易。其次，大都市因战乱人口骤增，物价飞涨。从而使西南联大更感经费困难，学校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校舍。学生时常因交不起学费而去打工，大量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解决温饱上，如家教、送报、当编辑，甚至打午炮报时的活计也被学生包了。再次，经费不足和不安定的环境的直接后果便是图书、仪器的匮乏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青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图书仪器南迁时遭到毁坏、陷于敌手、遗失等，到昆明时损失惨重。有的仪器己经荡然无存。师生不得不因陋就简或改造或放弃部分实验。如吴大猷把三棱镜放在简易木架上做分光仪，学校把残破不全的碉堡当成气象台，旧的土平房改成风动机实验室。
与联大相比，首先，浙大四次迁校，准备有序，竺校长往往亲自踏勘选定校址，在遵义、永兴等地，除了1944年12月2日黔北战役日本鬼子打到独山曾引起恐慌外，1941到1946的七年间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湄潭更是祥和宁静，成了浙大的学术中心。其次，中小城市物价较低，相对安宁。且战时没有军政机关大量人员涌入，加上当地政府热心帮助安排校舍，浙大师生可以安心教学科研。再次，西迁时在胡刚复等人组织下，浙大二千多箱图书在途中几乎没有损失，帮助杭州文澜阁搬迁的《四库全书》毫发无损，战时也成为浙大师生和当地大专院校科研资源。竺校长拿出宝贵的外汇坚持订阅国外科研杂志，或托人在上海或外国直接购买，密切关注国际最新的科研动态，1941年王淦昌先生设想用观察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也得益于这些科研资料。蒋硕民教授曾和竺可桢说：“浙大物理设备、数学图书甚佳，国内无出右者。”在实验设备方面，据王启东教授讲，当时的实验设备是“按美国大学教学计划购置的，美国大学生需做的实验，浙大基本都可以做”。他留学美国时发现这些实验设备比爱荷华大学的还新。另外，公开的资料几乎从未提及的一个秘密，当时浙大拥有据说是亚洲仅有的一克镭，王淦昌先生在西迁的漫漫长途中，即使是步行也一直随身带着。同时即使在抗战期间也没有中断国际学术和留学生的交流。这些吸引了许多学者来浙大，如1942年浙大购得一批珍贵的国外一流的化学仪器和药品，而同济大学设备损失殆尽，遂使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不得不离开同济，应聘到浙大担任化学系主任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来时要求四个助手一起来，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也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1936年到1946年浙大出版了《国立浙江大学季刊》等近三十种学术刊物，其中从1941到1945年出版了63期的《思想与时代》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权威杂志，经常的作者仅从人文社会科学看，就有当时中央大学的陈康，西南联大的冯友兰、贺麟、朱光潜和浙大的钱穆、张荫麟、张其昀，包括产生国际影响的竺可桢的代表作《二十八宿起源的时代与地点》也是发表在浙大自己出版的这本杂志上。
再从办学经费看
西南联大的经费，校领导争取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教育部等多方面的经费支持，使得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有了一定的经费保证。而浙大在抗战期间，除同样得到上述基金会的部分支持外，在教育部的拨款一项上，“中央大学常例第一，浙江大学则常占二三位”。陈训慈说，之所以优待浙大是因为，竺校长长校浙大向最高当局提出的条件的第一条即是“财政须源源接济”得到允诺。次者，蒋介石、陈布雷、先后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都是浙江籍，对浙大“特别„帮忙‟”。正是这些使得浙江大学战时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有长足发展的经费保障。
从生源上看
西南联大由于老师好，学校声誉好，优秀学生趋之若骛。不仅新生质量高，还会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转入联大。西南联大学生中后来成为院士的就有9人是转学生，如朱光亚是从中央大学转来的。李政道原来是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优秀的生源与高质量的教学相互促进，是西南联大出人才的又一原因。浙江大学1934——1946年的生源虽然来自33个当时的省市，但主要来自南方，生源人数超过3位数的只有江、浙、皖、赣、湘、粤，尤其是江浙学生占了较大的比例。从历代状元到现今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这两个省都占有大多数席位。王启东先生说，1941年他从交通大学转学到浙江大学时，他的导师钱钟韩告诫他，千万不可以因为自己在交大读了两年，就放松学习，这里的学生聪明刻苦，老师好而且要求极其严格，不抓紧会跟不上的。王先生说，当时真是这样，浙大的导师制和淘汰制使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全力以赴。不仅生源好，浙大招生一律以考分高低录取。竺校长以身作则，女儿竺梅因为差几分未被浙大录取。本校双教授或者省主席的子女一样，不够条件一律不取。浙江大学至今保持这一优良传统。
教学方面，浙大注重通才教育，大一不分科，并实行淘汰制。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本科生导师制。著名教授担任本科生导师。当年李政道在浙大的导师是束星北，竺校长也亲自担任本科生导师。一流教授苏步青、王淦昌、钱宝琮等等都上本科生的基础课。浙大学生向以知识面宽、基础扎实著称全国；学生工作上任用受学生爱戴的教授治校，如训导长费巩、教务长苏步青等等。竺校长十三年如一日地保护进步师生，爱生如子，爱校如家，被称为民主堡垒的“浙大保姆”。浙大上下一心，形成了朴实刻苦勤谨的求是校风。苏步青先生在作复旦校长还说，西迁时历经流离颠沛“可是，我们浙大校风好，带了那么多的图书仪器，走了好几个省区，一件东西都没有散失，真是不容易啊！”。求是校风，由于竺校长身体力行，经历民族的大劫难，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浙大人。
从教授和毕业生的成就看
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研究生毕业75人。在联大执教过的教授有近40人当选两院院士，学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联大学生后来取得特别突出成就的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另外还有吴有训与康普顿大学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光子理论，促进了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黄子卿的水的三相点测定，赵忠尧的正电子先驱等全是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物理学家严达，据台湾《学府纪要》，台湾有8个国际一流工程师，有七个毕业于西南联大……
从1936年起到1947年浙大从519人发展到2161人，共有6500以上的学生在浙大就读过。在此期间学习并成为两院院士的学生有近60人，任教过的学者成为两院院士的也有50余人。（浙大校友中-共有140多人成为两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同时也是浙大校友。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浙大学生有程开甲，教师有赵九章、王淦昌、钱三强。
联大的成果广为人知，而浙江大学“东方剑桥”的这段辉煌历史久久被人淡忘是极不公平的。
我们不得不多费些笔墨
浙大教授王淦昌的核物理的中微子研究，三次与诺贝尔擦肩而过。卢鹤绂的原子核物理研究。陈建功院士(1952年后在浙大分出的杭州大学)的傅立叶级数和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形成的陈苏学派更与美国派，意大利派并称世界数学三大学派。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主持的生物学研究，取得了大量创造性的成果，震惊海内外。竺可桢百忙之中仍有《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等划时代著作。史地系及其学部中张其昀汇集和编写了《遵义新志》，无论从体裁还是内容都新颖别致。陈立（1952年后在浙大分出的杭州大学，活了100多岁，中国应用心理学奠基人和领袖）的心理学实验室、朱祖祥院士（1952年后在浙大分出的浙江农业大学）的土壤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上的一流水平，被很多国外学术界知名学者引用。
另外大部分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或填补国内空白。张荫麟编著的《中国史纲》，不考证、不引用前人成文，方法独特，是通史中的精品。地质地理方面叶良辅、任美锷、涂长望编著了大量的地理资料，是当时国内的重要成就。谭其骧的古史考证多发前人之未言及校正前人遗误，如《秦郡界址考》等。著名国学大师马一浮的《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和丰子恺的《艺术修养基础》等。周厚复的《有机化学的新电子学说》成为当年国内瞩目的一项成果。钱宝琮对中国古代数学史、天文学史的研究如《甘石星经源流考》等，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钱令希对悬索桥的的力学结构的研究，首创余能定位等如《悬索桥近似分析》获得了美国MOISEFF奖。蔡邦华的昆虫生态及经济昆虫学的研究是国内昆虫研究的先驱。还有涂长望的气象与气候研究、王驾吾的唐宋文研究，缪越的诗词散论。梅光迪开创的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等的学衡派丰富的成果。还有费巩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剖析，王福春的三角级数，程开甲的五维场论，钱人元的重核分裂研究，黄翼的儿童心理学研究，王国松的电工学，卢守耕的作物育种学等都是国内一流水平的研究。
浙大学术中心湄潭经常召开学术会议，如1941年生物系召开“贝时璋任教12年纪念并学术讲演”，竺可桢、贝时璋、罗宗洛等人做了学术讲座，“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和“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术讨论”等等。1942～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曾四次在湄潭召开,一次宣读论文达50余篇。1944年中国科学社在此召开年会，许多校内外学者都来参加，李约瑟也列席会议，并在浙大参观考察了七天，如数学、生物、物理、农化、史地等系和他们的研究组（所）。惊诧之下，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并亲自向《自然杂志》、《哲学杂志》等国际权威学术杂志推荐发表了浙大教授的大量论文，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从那以后，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大学正式同意浙大毕业生优秀者可免试进入研究生院攻读学位……
难怪李约瑟撰文说： “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谭，是浙江大学的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景象。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一流的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