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田野考察再发现中国：浙江泰顺考察的体会
吴松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上海）
十余年来，我在浙江各地进行了一些田野考察。1994年到1998年间，我连续几年协助日本大阪大学的滨岛敦俊教授以及片山刚教授等日本学者，在太湖流域的湖州、嘉兴、苏州以及上海所属的十余个县进行调查。在2000年以后的三年，又参加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领导的在浙江金华各县的考察。2004年春季，我请哈佛大学的包弼德教授到我的家乡浙江泰顺县进行短期考察，并请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的刘杰教授一同前往。在短暂的考察结束时，包弼德教授认为泰顺的地方历史文化很值得研究，并建议我们三人共同向美国的地球观察组织申请资助。此后，我们的申请获得成功，2006年我们对泰顺进行了为期30天的第一次考察。2007年，在泰顺地方商业人士的支持下，我们又对泰顺县进行了为期15天的第二次考察。参加考察的人员，除了第一次考察时地球观察组织派遣的志愿者以及当地或上海高校的志愿者之外，都是教授和研究生等专业研究人员。每次都有接近二十位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内的研究人员，他们来自哈佛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台湾华梵大学，以及瑞典隆德大学、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大学。
由于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在泰顺县的十几个乡镇的近30个村庄，进行了访谈、考察、摄影、测绘，并搜集到一些有关地方历史的资料。保存较好的传统建筑物和桥梁的测绘，主要由上海交通、台湾华梵两所大学的建筑系的师生承担，来自地球观察和其他地方的志愿者参与了测绘以及Panaroma照片的制作。我本人带领大部分研究人员，从事农村访谈和查阅资料的工作。
参加考察的专业人员来自不同的专业，分别研究中国的地方史、文化史、经济史、宗教史、民间传统建筑、文物保护等多方面，各人都带着自己的研究兴趣参加考察。我们将泰顺考察，看作是不同学科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共同对同一个县的地域历史和文化，进行合作考察和研究的良好机会。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并不强求每位考察者的考察对象都必须一致。不仅不同专业的人不必一致，甚至同一专业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不同兴趣，例如，有的人对水利感兴趣，有的人对移民感兴趣。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在我们进入村庄的开始阶段，先请熟悉村庄历史的老人与当地干部，带我们观看村庄的街道、建筑、水利、自然环境与重要的历史文物，并且一边看一边介绍。这一过程结束之后，摄影队和测绘队选定自己的目标，开始工作，而访谈队则在我的带领下开始访谈。访谈队的做法，一般是先集体和老人访谈，听他们全面介绍村庄的情况，然后再分成几个小组，各组甚至各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分别找老人访谈。采用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各位研究者既可获得对村庄的总体性的认识，又可得到自己感兴趣的资料。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之后，研究者便集中在一起，交流各人访谈中的收获，并就所发现的村庄历史的某些线索与可疑之处进行讨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安排第二天考察。来自各国各个学科并持有各种兴趣的研究者，在分头访谈基础上的共同讨论，往往能使人感到特别有收获。
我以为，田野考察固然可以给我们增添书本上看不到的地方性资料，但这不是田野考察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田野考察，认识一个与以往所知的不同的中国。我们所知的中国，往往来自于书本的印象，记载的主要是上层的政治经济活动，而其中的评判标准又都是官方认可的正统的标准。我们通过田野考察得到的对中国农村的认识，虽大多为书本所不记载，却代表了与上层有较大的区别的，至少半数以上的中国人过的生活。
基于上述认识，我本人带领研究生进行泰顺考察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泰顺地域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泰顺历史与地域文化发展的总体印象，再将这种印象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较，与以前主要基于文献资料得出的有关中国的传统学术观点相比较，重
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的现实。换言之，从地域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从下层人民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改变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从正统的、官方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局限性。或许，我们可以将上述地域考察的指导思想，作这样的表达：中国大历史由各地的地域历史所组成，用各地的地域历史来检验、修正、补充以前形成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观点。因此，我愿意在这里用“通过地域考察来再发现中国”这一略显夸张的词汇，来表明田野考察的重要性。
当然，我并不是说图书所记载的中国是一个完全虚假的图像，而是说它最多只反映小部分人的生活图像，并没有反映生活在下层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图像。只有了解这两部分人的生活图像，才会构成对中国的全面的认识。
我作为一个历史地理研究者，深知中国各地自然、民族、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我看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中国各地区的统一性，而是研究各地区的差异性。同样，田野考察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使我们认识到各地历史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中国各地经济、文化、社会现象的差异自不待言，即连政治上的差异也有所存在。中央王朝对待同一问题的同样的政策，在各地的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往往不一样，地方政府为了适应各地的情况，不得不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来修正中央的政策，就是一个体现。只有通过地域考察，才能够具体而微地了解到，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结果。
更何况，中国的历史资料多有云遮雾罩的特点，很多的资料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例如，明代影响东南沿海一二百年的所谓“倭寇”，基本上都是中国东南沿海人民，他们不过是在政府严格禁止民间私人贸易的背景下，从事违禁的商业活动罢了。另外，明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矿盗”的记载，泰顺就是在镇压“矿盗”之后才建县的。而这种“矿盗”，实际也是民众冲破政府的禁令进行采矿，尔后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发生武力冲突的结果。如果我们轻易相信官方文献中的记载，我们就会得出错误的认识。通过田野考察获得对地方的认识，再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官方史书记载的可靠性，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此次考察，有多位研究传统民居、桥梁的学者。泰顺保持了大量的传统民居和传统桥梁，特别是至今仍在使用的二十余座古代木拱廊桥已使泰顺闻名中国。因此，在建筑史学者看来，有必要认真研究泰顺的传统民居和桥梁。此外，他们对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民居和桥梁存在的地域环境也特别有兴趣，认为需要研究泰顺人民、泰顺环境和泰顺文化。对我而言，这些桥梁和连通它们的道路，构成泰顺县内外的交通系统，它们又与传统民居一起，共同组成泰顺地域历史与文化的物质表现。因此，研究传统民居与桥梁，也是探寻泰顺历史与文化的总体印象的一个方面。包弼德教授、刘杰教授和我在设计泰顺考察计划时，都想到这一点，将传统民居、桥梁、道路的修建、出资者情况、社会功能，都作为村庄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方面的收获颇多，泗溪镇的溪东桥桥梁上遗留至今的捐款人名单，便帮助我们了解到出资者基本上来自同一个小流域，且都要经过这条桥，从而有助地认识“地方”的范围。
只有建立了“中国大历史由各地的地域历史所组成，用各地的地域历史来检验、修正、补充以前形成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观点”，这样的考察指导思想，我们才能比仅仅从一个地方的角度研究地方史的学者们，显示出更高的研究水平，并能够产生或许具有全国意义的观点。例如，我们通常在分析地域结构，往往只谈到县一级或村庄一级，某些学者还谈到乡镇一级。而据我在泰顺考察的体会，在县之下，村庄之上，还有由若干个村庄组成的“地方”一级，它大的如同一个乡镇的范围，小的只是几个村庄。此外，县一级实际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交结点与冲突点，1949年以后由于乡镇干部成为国家干部，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交结点与冲突点已由县下移到乡镇，从而给农村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尽管泰顺的经验不能代表全国，却足以提醒我们在其他地方的考察中也要关注这一点。
在泰顺考察中，二十余位志愿者先后参加了考察，承担摄影、测绘等任务。这些志愿者大多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从事各方面的工作，有一些还是大学教师或工程师、医生等专业
人员。他们一些人对泰顺的地域历史和文化表现出好奇。然而，他们也只是好奇而已，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我目前还未能发现他们在摄影、测绘等技术工作之外的作用。当然，他们的加入使我们摆脱了这一部分技术工作，得以专心于访谈。目前数码照片和全景式照片PANAROMA的使用，还未超越在网络上发布、作为图书中的插图等展示性的作用，如何进一步用于地域历史研究，还需要探讨。
另外，参加考察的建筑史研究者，他们在泰顺考察与研究重点基本集中在传统民居与桥梁上，而历史学者在建筑史方面自然也难以插嘴。因此，还未能做到建筑史研究与地域史研究的良好结合与互相融合。其实，参与考察的其他专业的学者与历史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回忆这两年的泰顺考察，可以说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学者，选择一个共同的地区，按照各人原先的专业与兴趣，进行各自的调查与研究而已，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学者的互补只体现在晚上的讨论上，在研究上尚未体现出多国家多学科合作的长处。研究者在考察结束之后各奔东西，未能在考察结束之后就考察区域进行合作研究，显然是妨碍多学科合作产生重要成果的原因，而在这方面不仅泰顺考察，其他地方的考察可能也大多如此。
在包弼德的教授的帮助下，我们在泰顺考察中运用了GIS、GPS、PANARAMA等技术手段。但我们对这些技术的运用还不熟练，经常会出问题。有是的机器的原因，例如GPS的误差太大，如果我们带它走乡间小路，它无法在图上帮我们绘出准确的路线。有的是不知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例如，arcview软件的展示作用不言自明，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有效地将其应用到研究领域中去，而目前在此方面还没有进展。例如，可否利用其计算功能，结合历史水文资料，拟测某个时期的水位变化，从而探讨对地方的影响？如果只掌握部分数据，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出或者估计另外的数据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渴望知道并学习的。
在有关考察以后的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我想到了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及时整理资料并将之发布，以供研究者使用。我们在泰顺考察时，在各个村庄都搜集到各姓的多部家谱，累计已达三四十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珍贵的地方性文献。如果要将这些家谱、地方性文献，以及建筑测绘图和各种各样的考察照片整理出来，不仅颇费时间，也颇费经费，其中之困难并非个别考察者本人所能解决。然而，如果长时间不加整理，这些研究资源不仅能及时为研究者所利用，甚至会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获得的调查成果付之东流。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在这方面，不知能否寻求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以解决资料的整理与出版的费用？
另一个方面，是跨地域比较非常不够。学者们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流域、福建的莆田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浙北苏南的太湖流域、浙江金华地区以及江西、山西等地，都进行过考察，有的已持续考察多年，并产生有影响的重要成果。然而，在不同地方考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仍然相当有限，并未建立起经常性的全面的交流。由于中国地域之复杂和多样性，由于我们考察的目的是通过地域性研究重新认识中国，不同地方的考察者需要一起交流考察的体会，交流对自己考察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看法，并在交流、探讨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历史的新认识。因此，我倡议中外学者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地域考察报告会，请各地的考察者参加并做报告。这一会议，可以由不同的大学轮流作东，每年在一个地方举行，每一次开会除了讨论各地的考察体会与学术收获之外，可以稍微多讨论开会地点的地域考察与研究问题，并在会后安排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察和参观。这种会议，应该可以获得开会地方的财政资助。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以成立“中国地域历史考察协会”这样的全国性组织，相信能够大大推进地域考察风气的形成，并促使地域考察的成果得到更多学者的思考和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