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通过自己的观察，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阶段，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阶段即新体制建立的阶段，需要有明确的规划，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整个社会的广泛讨论，二是有关利益方的利益表达，三是以立法的形式实现。如何完善各利益集团充分表达的机制，政府该如何从干预者转变功能为协调者，又如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协调机制，这些都是令人思考的问题。
博弈主体是资本与权力，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部门利益与行政权力等等，然而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博弈的资格，他们在缺乏争取利益的能力与表达利益需求的渠道。虽然孙立平所用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但其研究却涉及了当下一些关键问题的核心。孙老师也意识到与“失衡”对应的是“均衡”，更指出“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不均衡与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并存”，“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上，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
我国利益主体的发育是相当不均衡的，特别是强有力的利益群体开始出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强势集团与弱势阶层的裂痕在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力量失衡的博弈导致的是群体间的财富掠夺。
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反腐有时真的很简单。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反腐败往往让人感觉很难，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反腐措施本身不到位，而是在于基础制度的缺失。所以，反腐的功夫应当更多用在基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
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孙立平认为，就是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时，要有平等的博弈权利。
改革开放最大的一个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算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呢？孙立平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判断的标准很多，但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没有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孙立平说，现在要真正看到改革的难点在什么地方：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结果造成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形成了扭曲改革的机制。我最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务、重要内容加以促进。只有这样才能够重新形成改革的共识，重新形成改革的动力。
那么，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孙立平认为，就是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时，要有平等的博弈权利。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我们思考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为什么美国当时结束了一个赤裸裸、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开创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博弈机制，比如发挥了工会的作用、规范劳资关系等。这些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关于《劳动合同法》有很多的争论。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中小企业倒闭，人们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劳动合同法》上。那么，应不应该要《劳动合同法》？孙立平认为，当然要有。现在劳资关系这么失衡，劳工权益屡受侵犯，规范劳资关系完全必要。但用现在的《劳动合同法》来规范，又引来了一些批评。有的人说这是行政权力干涉市场，有的人说事先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有的人说是标准定得太高，有的人说这是“黑砖窑”背景下一夜之间仓促出台的。这些问题可能都存在，但都不是根本性问题。孙立平认为，如何充分发挥社会博弈在政府立法中的作用，妥善处理政府作用和社会博弈的关系，可能是更根本的，也是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中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承认其合法性，然后把它制度化。这个制度化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孙立平将其概括为六条，即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要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比如凝聚机制，当利益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时候，要有一个要求凝聚的机制，只有通过凝聚的机制才能到达决策层，一个很散射性的要求，政府是无法加以处理的。比如说失业下岗问题，如果没有经过凝聚，我们可以看到网上一片议论声，但是如果经过凝聚，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社会保障方案。所以说，凝聚是非常重要的，但凝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组织，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是完成不了凝聚、难以变成提案的。
关于三种原始积累：
P89：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在劳资关系中实现的，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城乡关系中实现的。„„主要有税收、剪刀差和储蓄等三种形式。
P89：改革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剪刀差不复存在，但其他方式依然存在。„„最近几年中，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农村获取土地资源，成为原始资本积累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P90－91：在体制转型中实现的原始资本积累。„„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 P92：我国工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劳动以往的增幅非常缓慢。
P93：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价格的确定，除了供求关系之外，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国家对工资水平的行政干预„„二是工会（注：供求关系、行政干预、工会这三种价格决定机制，分别体现了市场、国家、社会对价格的决定力量。价格的决定并不是市场单独的事情）„„工会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的结果，而不是仅仅在市场中自然形成的（注：市场中，工人是原子化地单独面对资方的，而在工会中则是组织起来的工人，甚至是整个“工人阶级”，所以波兰尼把工人的自组织看作“现代社会”的开始）。„„谈判中，政府往往也要介入其中，承担仲裁者的角色。„„形成一种包括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利益均衡机制。
P95：美国最终走出这个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促成了工资和福利的提高„„更进一步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注：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形成了适应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社会结构）。 P96：实现城市化的一个现实途径就是使一部分流动的“打工者”在城市中定居下来。然而问题是，完全身处另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打工者”要想用他们在那个市场中获得的低廉收入来维持他们及家人的城市生活是没有可能的（注：打工者挣的钱在城市是低得难以想像的，但回乡用却是宽裕的，这使他们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迫切愿望） P97：2004年和2005年发生的“两荒”，以象征性的方式预言了中国旧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极限。2005年发生的“油荒”，„„体会到什么是对于经济增长的资源局限。„„2004年的“民工荒”，„„在此之前，许多人相信，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相对于„„不攀升的生活费用来说，如果将工资压得过低，农民工就会回到起码还能使自己生存下去的土地上，而不再打经济上已经无意义的工。
P100：地方官实际上就是两年半到三年的政治生命周期，„„政府有一种天然的短期行为取向。
P101：从生产型增值税到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
P104：物业费越来越贵，加上每月的按揭，„„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P104：价格又是实现财富转移甚至财富掠夺的手段（注：殖民扩张中、斯大林和毛时代的剪刀差等都是例子）。当一个经济主体以一种畸高的价格将一种你必需的商品强加给你（注：这正是垄断行业的特点），而你向他提供的商品又被压到一个畸低的价格„„ P105：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比如电话的通话费。„„第二类是与国外基本持平的价格，如中国的商品房价格，„„第三类是明显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力和这些劳动力生产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如服装鞋帽等。 P105－106：三类不同的价格„„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提供电信服务的服务商数量多一些，电信资费的价格„„房地产的垄断虽然也存在行政因素，但更多是由市场中的寡头因素形成的垄断。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新型的垄断（注：以前只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
P109：之所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说明戳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痛处。„„不是一个伪问题，也不是无关痛痒的纯学术问题。
P110：改制过程中，对一部分贡献者的补偿是与对另一部分贡献者的剥夺同时进行的。 P110：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郎教授是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国企好于民企。 P115：（分歧在于）对不公平现象归因的不同。 P116－117：有什么理由说只要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就必须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瓜分国有资产的方式进行？又有什么理由说为了避免国有资产被不公平地瓜分就应该放弃改革回到旧的体制中去？
P117：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恰恰既非完全是资本和市场所导致的也非完全由权力所导致，而是权力与市场结合在一起造成的。
P122：原来的《宪法》中只有对公共财产的保护，在现实中导致了对私人财产的各种形式的侵犯。但近些年来，又有人故意模糊公共财产的明确产权属性（注：诺斯学说的运用，不明确的产权不形成激励）„„事实上，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注：过去强调公产神圣不可侵犯，导致了私产被随意侵犯。而现在强调私产神圣不可侵犯，无意中却暗示似乎公产可以随便侵犯。而且，“冰棍”论调还强调只有把公产变私，才能得到保护，否则就自己化掉了。） P123：（面对这些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基本分歧）就事论事是最好的办法。而就事论事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法律。„„对于一部分参与瓜分国有资产的企业家的知音，„„不应当被引申为对整个企业家群体的丑化和妖魔化。
P125：协调和平衡有关的利益关系„„意味着„„两者的社会权利都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工人（注：以往强调保护工人权益，这是一种“善待”的逻辑，却忽视了社会公平和利益博弈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各方利益都应该考虑，合法的企业家应该得到保护）„„ P126－127：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结构。„„我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它嵌入于一种相当腐败的社会关系之中。 P248－249：（医改）不成功不是市场化的不成功，„„这个市场是垄断下扭曲的市场，而不是真正的市场。„„国家垄断体制下的市场化（注：医疗、电信、石油、出租车、教育都是如此），„„集中了两个体制的弊端。
P251：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偷盗”、“不欺骗”等都是必须遵循的底线。 P255：（药品暴利，但医院和医生也没有赚到）大部分都被各级分销商瓜分了。你说看病能不贵吗？
P256：我们一些领域的改革事实上不是以建立一种新体制为目标，而是以减轻财政包袱为目标（注：即使原初目的是“使这个行业运行得更好”的改革措施，运行中也有各种扭曲机制，更惶论本来就没为行业发展考虑，本就不是为了“让你好”而进行的改革了）。
P261：市场和企业„„仍然以经济为中心，但政府将要开始更多地承担起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社会发展（以前提的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 P273：多少年来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注：“光辉的过去”是后共产主义社会中重建资本社会与西方初建资本社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可以搞贫民窟我们不可以，他们可以掠夺农民，我们不能亏待农民兄弟，这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而这个意识形态的不一样，也使“光辉的过去”成为新古典社会学的关键概念，因为它在工运再形成与社会再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是古典社会学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兴起时的工运和社会形成过程中不曾有过的），使人们具有一种与精英“天然”的对立情绪，„„普通民众对中间阶层在道义上的不认同，„„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为仁的一群„„对贫困阶层的外露的轻蔑和羞辱„„ P279－280：（农民工）90年代中期的时候，基本是目标明确（建房，娶媳妇）、后方牢固（有土地有家园）。近年来的特点是：第一，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失地失业（家业）的农民（这就和资本主义早期以及二战后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进城情况差不多）。„„当补偿款花完后是什么情形„„第二，无奈而无目标的流动„„农业已经失去商业经营的价值，现在出来的打工者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年轻打工者收入与支出大体均衡，所得的剩余很少„„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不及在农村居住的人。
P280：三元结构的社会„„流动人口就是„„第三元。„„乐观的学者会„„看作„„城市化过程中的“过渡形态”，„„但这种结构性位置是很表面化的。„„在从农村走向城市之间的这个阶梯上，他走了只是非常小的一步，„„仍然是临时进城的打工者，而不是处于从农村进入城市途中的移民者。
P281：城市人与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实际上从属于两个非常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P281：目前的社会冲突和群体事件主要源于利益分化和分化了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程度很低，对政治稳定的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当局大可不必动辄认为稳定是大问题，以至于要阻止上访者上飞机）。 P299：（就业时）学历层次愈高，学校知名度愈大，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