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推进治庸问责工作
治庸问责活动进入第二阶段以来，院治庸问责活动领导小组认真组织自查整改，狠抓督办落实，促进干部作风、政风、行风好转，社会形象进一步提升。
一、做到“四个到位”
一是动员到位。自我厅决定开展治庸问责活动以来，第一时间召集全院干部职工，召开开展治庸问责活动动员大会，及时传达了上级精神。
二是认识到位。在宣传发动、自查整改阶段，无论大会、小会，逢会必讲，强调治庸问责活动的重要性，提高了干部职工对治庸问责活动重要性的认识。
三是措施到位。按照厅治庸问责工作实施方案，成立院治庸问责工作专班，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实施方法步骤，结合院干部队伍状况和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四是落实到位。各处根据院实施方案，结合业务工作实际，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责任，分解落实到岗到人。
二、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与创先争优活动结合。以创先争优为动力，以治庸问责为契机，将创先争优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推进人事考试事业科学、跨越式发展。
二是与精神文明窗口结合。重点在窗口服务上下功夫，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争创青年文明号，先后在一楼服务大厅安装了饮水机、叫号机、意见箱；统 一着装，规范服务；将办事流程、服务指南等上墙公示及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方便考生办事；设立专门的咨询电话，方便考生咨询。
三是与日常管理相结合。针对考试工作特点，重点加强日常管理力度，围绕建立考试安全长效机制，加强保障措施。一是健全责任体系，强调责任追究。二是周密制定方案，强 化执行到位。三是坚持统一指挥，注重沟通协调。四是注重网络安全，加强基础建设。
三、取得了“三个效果”
一是精神状态明显好转。通过强力推进治庸问责活动，强化服务意识，加强日常管理，提高干部职工在工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干部精神状态明显好转。
二是工作态度与服务质量有提升。对工作人员的服务用语、服务态度、办事效率提出了明确要求，建立指纹考勤制度，干部职工在工作态度和服务质量上有了提升。 三是工作效率有了提高。通过提能、提效、提神、提劲，将工作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办事效率有了提高。及时处理信访，化解矛盾；完善程序，开发补丁，有 效解决了网上查分数据被黑客篡改和网上报名考生手机信息等被盗取的问题；从基层最关心、最核心、最基础的业务工作入手，认真政策，研究对策，提出建议，通过实际措施为市州人事考试提供有效支持和帮助。
执行不力要问责：不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依法做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依法做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等。决策失误要问责政府部门：超越部门权限擅自决策的；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决策的；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等。
不认真履行管理职责要问责：瞒报、谎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等重要信息的；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等。
内部监督管理不力要问责：本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用人严重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等。
问责制的意义
首先，问责制的实行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决心。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是我们党提出的基本治国方略。依法行政、建设可问责政府，是对各级政府的基本要求。
其次，实行问责制有利于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再次，合理构建的问责制，可以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担负起责，进而提高管理水平
其次，问责制的实行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决心。 第四，问责制的实行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决心。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详细列举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之后，2005年3月国务院又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务员法》，均对问责制的相关内容作了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官员问责”已经成大势所趋，但是完善“官员问责”还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一要建立健全问责制的科学体系。问责制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等同于引咎辞职。一般而言，官员的责任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刑事责任，这是最严厉的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此时官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第二层次为行政责任，官员的行为虽然还没有触犯刑律，但已经违反了有关行政法，因此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第三个层次为政治责任，或称纪律责任，官员虽然没有违法，但
违反了党章的规定或者纪律的规定，要受到党纪处分，甚至被罢免职务；第四个层次是道义责任，官员虽然够不上前面三种情况，但由于其属下工作不力或者工作错误，老百姓不满意，基于道义，主动辞去职务，即所谓的引咎辞职。“引咎辞职”与其他三种责任承担方式的区别不仅在于前三者是被动型的，而后者是主动型的；还在于前三者实行“无罪推定”和“直接责任”原则，而后者则实行“有罪推定”和“间接责任”原则，即只要老百姓对你管辖范围内的工作有意见，你就应当明智地选择辞职；前三者可以说是法定的，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一种政治惯例。“引咎辞职”等问责形式的兴起，其实就是要在我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惯例，当然，它也不能取代或者遮掩前三种责任承担方式。应当承认，目前我国真正主动“引咎辞职”的官员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在上级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的，这说明在我国的干部队伍中还缺乏一种勇于承担道义责任的文化。
二要明确问责范围和问责对象。从现有的问责事件看，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许多地方和领域，都只有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后，才能促成相关责任人被动辞职。而且总的看，目前“引咎辞职”还锁定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尚未真正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这与西方社会广泛的引咎辞职事项相比，显然范围是偏窄的。另外，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在党政领导、正副职、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又与权责不清相连，因而很难令当事人心服口服。例如，在一些问责事件中，行政一把手受到处理，党的一把手却没有受到处理，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行政一把手往往是党的副手，受党的一把手的领导，出了事，由行政一把手负责，党的一把手却不用负责，这有失公平。
三要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正当程序是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以谁来启动问责程序为例，目前我们有的做法就不太合适，如在吉林中百商厦的特大火灾事故处理中，吉林市市长刚占标虽然“引咎辞职”，但处理通报却来自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而不是对其选举任命的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要使长期习惯于“对上负责”的官员们学会“对下负责”，就应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逐步扩大官员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并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问责权。在这方面，现行宪法和法律已经提供了一定的文本资源，如人大常委会可就特定问题组成调查委员会，可依法提出罢免案等。
四要对被问责后的官员去向进行妥善处理。现在有的地方官员，虽然按照某一问责办法被问责，如给予行政处分，但并不影响其升迁，致使这种问责的效果受到质疑，给群众的印象是处分并不重要，只要他有关系，照样升官；还有的官员，虽然“引咎辞职”或被撤职，但很快又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致使社会上议论
纷纷。在这个问题上，既要防止对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也要防止过快地让其复出，甚至让其凭不正之风将问责的效果虚化。对于那些确有所长，或者在实践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的，应当通过公开的方式，特别是通过群众选举的方式，允许其重新参政。
如何在科学的官员问责制的前提下合理地配臵和划分行政权力，以及合理的官员进退制度，使官员问责制的作用充分发挥，这也正是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必须认真分析和解决实行官员问责制中遇到的上述问题。
（一）进一步加强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
问责制如果只针对失职领导，而放过了体制漏洞，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官员一茬一茬被追究，事故还是一起一起地发生。问责制的目的不在于打击个人，而在于总结教训，完善制度。应以两个《条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为基础，尽快出台有关官员问责制的法律法规，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和暂行办法》或《官中责任追究实施细则》等等。制定出台有关官员问责制的规范性文件，应有以下主要内容：①对错误种类进行明确划分。可以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那样形式，对各种错误类型进行明确的划分。这样就可以在错误问题的定性上直接“对号入座”，同时也可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衔接。②对责任进行明确界定。区分责任是实施责任追究的前提和基矗要按照“权责统一”原则和实事求是原则，明确划分和界定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直接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及与其相对应的纪律处分档次。③对责任追究在程序上进行明确规范。要对责任追究案件的初核、立案、以及移送审理；对需要组织处理的责任追究案件的提起、办理程序；对责任追究案件处分的实施与监督等等都要作出科学缜密、可操作性强的规范。这样既可以为基层在查处责任追究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法规支持，又能够大大减少在责任追究案件查处中人为因素的干扰。
（二）进一步规范问责中引咎辞职的使用。
“咎”者，过失也。政府官员因工作失职、失误主动引咎辞职，在国外已是司空见惯。 但“引咎辞职”在少数地方已步入了问责误区。纵观近年来的问责风暴，真正意义上的“引咎辞职”可谓是凤毛麟角，偶尔出现的引咎辞职者多数是在保职无望的状态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一些人甚至把“引咎辞职”作为逃避法律制裁和行政处罚的“护身符”，在风头过后又“东山再起”，这就要对引咎辞职进行制度化的规范，避免产生新的误区和问题。一是明确可以提请引咎辞职的官员级别。引咎辞职的适用对象应限定在通过民选或政治任命产生的政务类官员及其他担任重要职
务的领导者，而不应包括其他公职人员。二是明确可以提请引咎辞职的责任级别。既要防止一些恶性重大事故的直接负责人欲以引咎辞职作为保护伞，冠冕堂皇地逃避责任，又要避免以引咎辞职代替行政问责，不论责任大小，动辄就要引咎辞职。三是切忌将引咎辞职作为官员问责的“万金油”。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引咎辞职的批准制度，成立专门性的机构对于引咎辞职的原因、性质、责任划分，以及辞职干部的个人态度等进行公平、公开、透明的调查，从而杜绝由于责任划分不当等隐性因素造成的不当辞职，保证引咎辞职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官员问责要坚持权责对等的原则。
问责制就是责任追究制，有什么权力，就要负什么责任；有多大权力，就要负多大责任。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问责制，必须首先坚持权责对等的原则，这也是问责制沿着法治轨道前进、防止进入人治误区的重要保证。一方面，要按照“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原则，明确权力责任。防止出现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使上下左右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责，分别对各自职责范围的事项负全面责任，杜绝出了问题无人问责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问责对象。简而言之，就是既要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责任，又要追究有关主管领导的责任。下属出了事，“板子”还需打到有关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屁股上，既要“上追一级”，而且要打准、打实、打严。只有这样，才能加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减少领导干部行政过错的发生。
（四）官员问责要注重发挥人大的作用。
当前我国启动的官员问责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主体缺失。具体来说，各级人大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其问责功能尚未充分实现和发挥。这也是我国实行官员问责制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目前来看，引咎辞职多是由上级政府或党组织促成的，属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处理，对官员进行选举任命的人民代表大会反而未能发出应有的声音。根据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各级人大至少可以在以下诸多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启动监督程序。依法监督包括“一府二院”在内的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宪法规定的监督权真正付诸实施。二是启动质询程序。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各级国家机关的质询案，受质询机关必须做出答复。三是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在认为必要时，组织关于特别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展开独立调查，并根据报告做出相应决议。四是启动任免程序。依据宪法的规定代行对各级国家机关部分领导人的人事任免权。
关于建立问责制措施的探讨
真正科学的问责制的实行，不仅需要有规范的制度规定作保证，而且需要配套制度的强有力支持。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激发群众、社会组织、媒体等积极参与的政治热情。建立问责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务信息公开，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问责制实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异体监督的畅通无阻。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以及新闻媒体曝光是启动问责程序的必要条件之一。要保证这一条件的实现，就必须使政务信息公开，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制定全国统一的《信息公开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除涉及国家安全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其他所有政务信息必须予以公开。出台保障媒体报道权的相关规定，赋予新闻机构独立的新闻报道权和调查权，保证新闻宣传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防止新闻媒体因受制于地方领导机关或个别领导干部，只报喜不报忧，甚至歪曲事实，提供虚假信息，欺骗组织，蒙蔽群众。
第二，转变干部从政观念，形成新型政治文化氛围。
第三，严格职责划分。科学问责制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职位之间进行严格的职责划分，合理地配臵、划分权力和责任。问责必先明责，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通过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对各类权力岗位应负的责任作出细致的规定，防止含糊不清。
第四，加强其他配套制度建设。
一是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
二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代表大会制度，以此为突破口，扩大领导干部选举的范围，将更多的领导干部纳入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范围，为问责制提供制度根基。
三是建立健全舆论监督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