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文化、江湖文化、和郊庙文化的关系
摘要：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板块，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都可将其纳入到家文化、江湖文化或郊庙文化的范畴中。这三者既有为主的又有为辅的，既相悖又相容，既时常冲突又互相渗透，而将三者贯穿起来的正是中国的正统文化——儒家文化，尤其是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自古以来，统治中国人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以\"忠孝仁义\"为内核的孔孟之道，而“忠孝仁义”恰恰是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思想精髓，它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灵魂。关键词：家、江湖、郊庙、封建礼教、忠孝仁义
正文：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都可将其纳入到家文化、江湖文化或郊庙文化的范畴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使这三种文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忠孝仁义”作为封建礼教的核心内容，恰恰是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思想精髓。从家、庙堂到江湖，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可以说是遍及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早已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
家文化，以家为中心，而维护一家之正常运行，则依赖的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家”中，讲究尊卑贵贱、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贵贱、长幼各有其礼，要求父父子子。家以男权为中心，女子属于完全的附属地位，家的礼数则大部分由女子完成，女子需要恪守封建礼教，遵守三纲五常，做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历代大多数文学作品对女性的描写，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玩赏的心理塑造女性角色，这种传统的封建礼教注定了女子在文学作品中的悲剧命运。家文化以孝为核心，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婚姻则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家文化在其中的体现可谓是淋漓尽致，严苛的封建礼教造就了剧中大部分人的悲剧命运。贾府王夫人地位尊贵不必说了，迫于封建礼法的贤，只能默默忍受贾政的风流。贾政的妾赵姨娘是她心上一把刀，因她有了儿子贾环，如果宝玉早逝，王夫人后半生将很悲惨。这种现实威胁折磨着她的心理，后来金钏、晴文的死也是源自于她对“狐狸精”“无耻之人”的恨。她自己何尝不是受害者？金钏、晴文更是死得冤。秦可卿死于贾珍的调戏，前面通过贾宝玉眼中描述的可卿卧室，杨贵妃的画像已经暗示“父占子妻”，对于看重名声“要强”的可卿来说这是致命的，何况有瑞珠的无意发现？瑞珠后来触柱而亡也是怕报复。将被非礼、强奸等受害者也视为“淫”是封建思想的恶毒一面。黛玉因和宝玉的人性自然爱恋，被元春等视为“淫”，导致爱情悲剧和死亡。元春也同样被礼法所害，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方。反人性的邪恶思想向来是害人的同时也将受害者变成礼法帮凶。 即使强悍能干如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最终被“休”了。她对贾琏可是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法纵容贾琏的淫荡，她运用自己才干与命运的抗争注定是悲剧。尤二姐与贾珍父子乱伦，被凤姐毒计打压，吞金自尽，一尸两命。何尝不是封建礼法思想在她头脑调唆下作的傻事？迎春更不用说了，在父母包办婚姻下，嫁给了不学无术、的中山狼，最终活活抑郁而死。尤三姐的死也是封建礼法制造的舆论压力，侠气的柳湘莲也承受不了“不干净”可能带来的婚后“背后指点，戳脊梁”恶果。巧姐
的悲剧也是根源于主家男人掌管家中女子的封建礼法。刑夫人固然贤得讨好地帮着贾赦纳妾，但心理何尝不已扭曲，精力都放在挤兑儿媳妇和敛财身上了。宝衩如此有才有能，正是礼法让其无情，何尝不是伤害？惜春怕沾惹“不好名声”，毅然出家，何尝不是礼法在脑中生根。《红楼梦》中才情女儿，美丽女子“薄命司”的悲剧命运无一不多少受到封建礼法思想的毒害。
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第一是大自然中的江湖，指江河湖海；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偏重其人文意义，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它摆脱朝廷、远离市井，是历代隐士的栖居之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里的“江湖”指的就是隐士的隐居之所；第三个是游民的江湖，这是宋代以后才有的含义，首次是在《水浒传》中被提出。这个江湖是个无形的概念，它没有具体的场所，是一大帮江湖人活动的流动的空间，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新含义逐渐代替了原有的江湖之义，并普遍被后世认可。我们这里所说的江湖文化以第三种为主，是由江湖人所创造的文化。
俗话说，人在江湖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江湖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义”，江湖人则把“义”作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江湖的文化也就是“义”的文化。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义”是合宜、应当、应该之意，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利他，不以损害和出卖他人尤其是朋友来换取一己之私利。儒家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仁至义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思想。
江湖作为游民的江湖第一次在《水浒传》中被提出，《水浒传》中108个好汉的行为举止则处处彰显“义”的精神。
小说中的鲁智深、宋江、李逵、林冲、花荣等等，无一不是“义”的化身，在我看来，“义”在鲁达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例如在《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鲁达和史进、李忠，一起去酒馆喝酒。其间，金老之女在他们隔壁哭泣，鲁达不耐烦，却意外问出了郑屠户欺负良人一事。鲁达帮助金老父女脱离了苦难，替他们打抱不平，到肉铺上三拳打死了郑屠户，然后逃之夭夭。鲁达与金老父女素昧平生，但他却为了能让他们摆脱镇关西的纠缠，不惜亡命天涯，足以可见鲁达的义胆忠肝。又如《水浒传》第七回“鲁智深千里护林冲”林冲因得罪尉之子被刺配沧州，鲁达担心林冲途中遭遇不测，一路暗中保护，并在林冲危难时及时救他脱险，为的只是兄弟间的“义”字。此外，鲁智深为就史进独身行刺贺太守，都体现了其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义”气。
108个好汉聚义，齐上梁山泊，与宋王朝展开殊死搏斗，当起义军势如破竹，就差直捣黄龙时，起义军首领心生动摇，他们骨子里的忠君思想并未磨灭，最后宋江和李逵双双赴黄泉，用义成全了他们的忠，而吴用、花荣在宋江坟前自杀，将他们的义延续。
郊庙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皇权为中心，其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忠”。“忠”主要针对的是君臣关系，经过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后世对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忠已有原来的“君仁臣忠”的相对关系转变为“人之异于禽兽，逃于天地之间” 的绝对天理，甚至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郊庙文化的创作主体是文人士大夫和高官贵族，其整体格调是庄严、优雅、凝重„„
《三国演义》是郊庙文化的典型代表，小说中主人公围绕皇权进行尔虞我诈、
明争暗斗，他们把“忠”作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身体力行着“忠”的精神。
刘备是名主，诸葛亮是忠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答其知遇之恩，倾尽其一生。后刘备征讨东吴，于猇亭之战大败而归，在白帝城托孤。告诉诸葛亮，如果将来自己的儿子刘禅没有能力或者不忠义，可以由诸葛亮取而代之。但是诸葛亮终其一生都忠于蜀汉政权，以克复中原为己任。正如他在《出师表》中所述，“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在那样急迫的环境下，诸葛亮守护刘禅，帮他处理好蜀汉政务，使得蜀国在三国时期有了稳定局面和恢复发展。诸葛亮还六出祁山积极展开统一工作。当然最终因为实力不济失败了。 同时诸葛亮注意提拔有用人才，比如费祎，董允，姜维等等，使得在其死后，蜀汉政权又存续了多年。刘禅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虽然诸葛亮心中有数，但他从没有取而代之的私心，一心只为保住刘氏打下的基业。总之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蜀汉政权的发展稳定贡献了一生。
《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集中体现了关羽的“忠”，。由于关羽通过效忠刘备来效忠汉朝，即他的“忠”主要表现在对刘备的忠诚。而他与刘备又有兄弟关系，所以他的忠义总是分不开的。只是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侧重。而作为臣子最大的忠诚就是文死谏、武死战。在《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和《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两回里关羽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保持大义凛然，怒斥吴国，至死不降的气节是其忠诚的最好表现。此外，张飞、张任、赵云、王累等都是一代忠臣，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精神。
结语：《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是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的典型代表，孝、忠、义分别是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板块，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
参考文献：
《红楼梦》原著
《水浒传》原著
《三国演义》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