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铸校魂》学校课程方案
一、课程说明
课程名称：长征精神铸校魂 授课对象：高一或高二年级 课程类型：人文素养类（选修Ⅱ） 材料来源：自编 授课时间：两学期
课时安排：每周一课时，共36课时 学 分：2学分
所谓“校本教材”，是新课程改革推行后留给学校自身发展的一块“自留地”，是学校在自主设定的课程中自行编写、选择的教材。缘于此，我校根据学生认知特点，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特色，紧密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充分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发掘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构建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进行校本教材开发，弘扬乡土文化，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在内容选择上，我们立足白银市史情、白银市一中校情，将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学生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更宽泛地拓展德育工作的空间，培养学生良好品质。
二、课程目标
为了既能够体现校本教材的地方特色，又能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生活、提高学生的素养，是学生能够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本教材选择了与白银有关的红军长征。众所周知，白银市会宁县是红军会师的地方，会宁会师标志着伟大的长征胜利，这是中国革命-
1 转折性的一个伟大胜利。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会宁会师的历史功绩，长期以来一直是鼓舞白银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作为白银的后继力量，我们白银的莘莘学子们更应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艰苦奋斗，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希望通过《长征精神铸校魂》这本教材，弘扬乡土文化，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家乡情结。
三、课程内容与活动安排 第一讲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前后
一、课时：6 课时
二、教学目标：
了解“长征”的由来、长征前的准备、长征的历程。掌握红军长征的原因。
三、教学要点：
1．“长征”一词的由来。 2．红军长征的原因。。 3.长征前的准备。 4.红军长征的历程。
四、教学方式：情景设置、小组讨论、教师补充、去学校图书馆实地体验、查阅资料
五、教学方法和教具： 设问法、分组讨论法、多媒体教学法、情景模拟法、自制 POWERPOINT 幻灯片 第二讲 长征历程中的红军会师
一、课时：7 课时
二、教学目标：
2幻灯片
第六讲 学习总结
一、课时：1 课时
二、教学目标：
1.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并填写《学生研究性学习报告手册》（课外完成）。
2.交流学习《长征精神铸校魂》的心得体会。
三、教学要点：
1、交流研究成果或心得
2、相互评价
四、教学方式：小组讨论，小组课件交流，教师指点
五、场地设备：研究性学习教室，分小组活动
四、课程评价
一、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对本课程的评价要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提高评价的效度和信度。
2.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方法要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
3.素质培养的原则。对本课程的评价要注重考查是否能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是否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4.参与性原则。对学生的评价注重校本课程的参与情况，作为学生学分考核的依据。
5.全面性原则。对教师的评价既要考虑到教师课程目标的实施情况，学生能力的提高水平，又要考虑到教材的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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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内容
1.对教师的评价 （1）教师课程方案评价 （2）教师课堂教学评价 （3）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 2.对学生的评价
（1）缺勤：上课不得少于30课时（总学时的5/6），即缺课不超过6课时，超过者不给予本模块课程的学分认定。
（2）作业缺交：不得超过应交作业的1/5；超过者不给予本模块课程的学分认定。
（3）学业成绩必须达到合格，不合者不给予本模块课程的学分认定。
（4）学习学分评定公式：
最终得分（100分）=考勤认定分（缺课一节扣5分）×15%+作业认定分（缺交作业一次扣5分）×15%+学业成绩×70%。
三、评价方法
1.对学生的评价由本课程任课教师完成，并填写《白银市第一中学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册》。
2.对教师的评价，先发放《白银市第一中学校本课程开发评价表》，由校本课程开发领导小组结合学生的评价完成，
6“长征”一词的由来
“长征”一词，随着红军长征的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那么，是什么时候使
用 “长征”这一名词的呢？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王明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第一次使用的。但王明所使用的“长征”概念，指的是红
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中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因为这份报告结尾署名 “向前代草”，所以最早提出“长征”以及“万里长征”概念的是徐向前。到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距离的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
9 提出了“二万五千万里长征”的概念，说红军长征共经过了１１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目前最早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文献。从此，“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为人们所熟知了。（王建强、许秀文：《“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但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1935年红军进入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在5月22日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最早使用的。这个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袁征：《关于“长征”一词的提法》，《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王大钊：《“长征”一词在冕宁第一次提出的考证》，同前刊）也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于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最早使用的，该文件说：
“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 （赵福贵：《“长征”称谓的由来》，《党史文汇》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从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王明虽然最早使用了“长征”一词，但他指的是红
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10跨过了世界最难走的通道，爬越了几个最高的山岭，横渡了亚洲最大的河流，而且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
红军长征的原因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作为一个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它一直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间。红军为什么会长征?如果仅从王明左倾错误指导致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反“围剿”来看，那么，红军长征似乎纯粹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然而；历史昭示后人的远非如此。如果我们试着从红色政权当初发生、存在的原因来探究红色政权以后大部丧失的教训，我们也许更易于感到，在红军长征的历史表象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发人深思的历史必然。
沉思之一：“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战争”渐趋平息，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
我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的最初经验告诉人们，各红色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与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是相伴而生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开始统治中国。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就是十年内战开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1927年到1930年，为争夺所谓的正统地位和抢占地盘，国民党各派力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军阀之间的分裂与战争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形势。我党正是利用了国民党新军阀忙于混战，无暇他顾的大好时机，发展红军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起数十块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成功实践积淀成为毛泽东同志著名的红色政权理论。他深刻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
13 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毛泽东选集》第49页)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分析表明：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前提。
然而，军阀混战造成的并不只是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它同时还造成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混战的军阀中，地方势力渐趋衰败，而蒋介石派则逐步巩固了中央地位。三年军阀混战造成的以上两个并存结果，产生了一种新的、性质与军阀纷争完全不同的“对峙”局面：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对峙”。这种“对峙”固然反映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但同时也潜伏着新的于革命不利的因素。首先，从政治形势来说，军阀混战的基本结束，使得红色根据地得以大发展的客观有利条件在逐渐消失，而蒋介石却得以集中全力对付红军。还在蒋、冯、阎中原大战尚未结束，然而胜负已成定局之际，蒋介石即已接连发出《告父老文》、《告国民文》，公布其施政纲领，首要一条就是“肃清匪共”，“全面清剿”。中原大战结束仅一个月，蒋介石旋即调集兵力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此后，又相继发动多次“围剿”，其间隔之紧、兵力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以往分区“清剿”时期所无法相比的。其次，从力量对比来说，根据地与反动派的对峙，是一种难相匹配的“对峙”。红色政权是区域性的、只是雏形的、弱小的，而反动政权却是全国性的、统治稳固的、强大的。敌人可以调集全国的军队、物资和财力来支持它的反革命“围剿”战争，而我们则基本上只能在有限的红色区域范围内尽可能地动员14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华北大片领土置于日寇监视与控制之下，平津形势危急。如此等等，使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尤其中日民族矛盾的迅速上升，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战略转移，以适应迫在眉睫的中日民族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变化了的“全国革命形势”面前，一方面，中共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领导人，都曾发表宣言，申明“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正式宣布对日作战”(《红色中华》1932年4月21日)、“订立停战协定，以全国兵力开赴华北，抵抗日本进攻。”“红军北上抗日”(见《红色中华》1933年1—6月)。鲜明地表明我党和红军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坚定态度。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切实际地主张“积极发展革命战争”、“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统治”，并认为这“正是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前提”(《红色中华》1932年4月21日)。这说明，当时我党还未能自觉将北上抗日与红军战略转移相联来认识。诚然，如果要求红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即行战略转移只能是一种幻想，但历史却有理由要求我党在实际进程中逐渐清醒地把握这一客观趋势。遗憾的是，直至红军开始长征，我党也没能意识到这正是当时形势在曲折中表达着自己的要求。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使得反对“围剿”的斗争成为党和红军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但当时党的认识也确有很大局限。以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例。它以偏师北上，孤军远征闽、浙、赣、皖诸省敌人后方重地，最后全军失败怀玉山中的悲壮结局，说明了这点。派出它，与其说是直接北上抗日，不如说是为了摆脱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意在调开敌人，为主力突围先行-
17 准备，更多的还是从军事上考虑。之所以打着抗日先遣队的旗帜，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扩大我党和红军的影响。然而，历史却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总是要在曲折的发展中一再顽强地显示自身规律，人们也往往要经过失败的教训才能痛彻认识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长征一路，红军一直在寻找立脚的地方，不断希望建立新的根据地：初定湘西，继而设想川黔边、黔北，后又试图川西、云贵川、川陕甘。但事与愿违，始终未果，最后竟在原本没有料到的陕甘站住了脚。并不十分起眼的陕甘根据地，由于其临近抗日前线，又占地利，竟成了红军三支战略部队立足的依托，取代南方中央根据地成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党和红军立足陕甘，方得以直接面对华北危机的形势。也许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更易于真切感受到民族危亡的紧迫和严重，也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或许才真正恍然大悟，民族矛盾的急剧变化，反为红军提供了有利时机。只要想想 我党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军队和根据地空前大发展的情形，就再清楚也不过了。这正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形势下，红军战略转移的必然。
沉思之三：我党自身的不成熟，决定了红军战略转移的被动形式
制约着中国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引证的毛泽东的论述之外，还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0页)果能如此，则不但后来南方革命根据地不致丧失殆尽，而且红军的战略转移也不致成为由失败开始的被动长征；因为战略转移的必然趋势并非一定要通过两万五千里空前流动的形式来表现。然而，正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党的政策发生重大错误，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才造成红军被迫长征18相比，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正确意见更带有战略全局的性质，代表了当时党内正确意见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然而这一正确主张却被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批评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拒不采纳。事隔半年之后，当中央苏区已处危急关头，毛泽东再次提出红军主力 转移湘中的建议，又被否定。这样，红军当然只有踏上被迫转移之途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之被拒绝，正反映了当时党的幼稚。这种幼稚的被克服，只是到了遵义会议以后。从此，党才开始走向成熟，逐渐将被动转移变为主动的、自觉的北上行动。
红军长征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也许，逝去的历史事件离开现实越是久远，它的发展脉络就越是清晰，它给后人的启示就越是丰富。当初影响着红军长征成为历史必然的各种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鲜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如同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样，红军长征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毛泽东在总结根据地成因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政权理论，为我们探究影响着红军长征的历史合力提供了真正科学的线索。正如本文所述：变化了的国内政治格局、上升着的中日民族矛盾、不成熟的我党当时状况，这三方面的相互作用，构成支配红军长征的内在必然性。因此，红军的战略转移，尽管在其开始时是被动和较为盲目的，但它毕竟顺应了这一客观规律。因而当着我党在长征实践中逐渐提高对它的认识，开始化为自觉行动之后，它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长征前的准备
中央红军长征是举世闻名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但是，史学界对红军长征出发前是否有准备的问题，至今还说法不一。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
21 是，“仓促决定”（《中国革命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行动尚无计划”、“军事无准备”（《中国革命史》(上册)，红旗出版社。）、“仓促转移”、“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等。江西社会科学院袁征认为，这些看法与史实并不相符，他对当时情况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究。
首先，为探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是否有准备，袁征教授用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来进行分析。
1935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说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决议还提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
八、
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的翻译伍修权回忆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他说：“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第75页、76页。）
当时任中央组织局局长的李维汉说：“1934年
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根据博古的22中央委托李德草拟的关于1934年5—7月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对于突围的准备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中译本第97页、98页、108页、106页。）
突围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迅速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广昌战役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在红五月再进行一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完成一万四千名的扩红计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五一”劳动节宣言，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
5、
6、7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五万，红五月完成扩红二万七千人的号召。（《红色中华》，第190期。）7月7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在关于
五、六两月扩大红军的总结中，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突破六万余名(达六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名)。1934年9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紧急动员令，提出在9月27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充实独立营团。由于新兵源源不断地到来，使红军能成立好几个师的部队，如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等部队。根据估计，长征开始时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新记》，《参考消息》1985年12月起连载。）
第二，筹集粮款。随着扩红运动的迅猛发展，粮食需要量迅速增加。-
25 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7月5日，《红色中华》第210期发表题为《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的社论。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指出：“敌人目前正在企图向着我们基本苏区进攻，„„战争的形势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动员全体群众，集中一切力量，去帮助前线上的红军，„„为了保证红军今后粮食的供给，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动”。（《红色中华》，第219期。）8月8日《红色中华》发表粮食部长陈潭秋的《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宣布“二十四万担粮食的动员，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多数的县份超过了”。同时提出了新的任务：“秋收中六十万担借谷与土地税的征收，需要我们比二十四万担动员更加百倍的努力。”9月30日陈潭秋宣布秋收借谷任务园满完成，动员的成绩是六十八万八千余担，收集五十八万担。（《斗争》第73期，1934年9月30日。）
与此同时，筹集现金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1934年春，博古等人采取非常措施，把苏维埃政府埋在瑞金附近山洞里的金银财宝统统挖出来，分给各军团，以便一旦离开苏区后能有钱采购物资；中央机关有关部门还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1934年8月，《红色中华》第227期报道了各地发动群众查找地主埋的金银窖以筹集现金的情况。在
6、7两月博生县筹到四万七千余元；会昌县筹到四万四千余元；于都筹到四万四千多元；西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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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三个月筹到五万三千余元„„《红色中华》的署名文章要求，“必须继续过去的经验，迅速地彻底地纠正一切筹款工26记，蔡会文为军区司令员。
除了组织领导方面的部署外，在武装力量方面，中央留下了一部分红军。留在江西苏区内的武装力量共计
三、四万人，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红军武装力量约一万余人。中央规定留下的红军部队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配合红军反攻，恢复苏区。
为了布置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的善后工作，毛泽东召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青山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向大家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并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吴黎平：《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见《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上述史料尽管还有某些细节尚未搞清楚，但足以说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长期的大量的准备工作。
最后， 为什么对红军突围转移，史学界长期以来有“仓促决定”、“没有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仓促转移”之类的说法呢?形成这些看法，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致有下列几点：
第一，由于强调保密，而没有在群众中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李德说：“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
29 施”。（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中译本第97页、98页、108页、106页。）由于李德等人形而上学地对待保密问题，在红军突围转移之前，没有在党和军队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所以，“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第二，由于博古、李德在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独断专横和宗派主义，集体领导被完全取消，军委的一切工作由李德个人包办，以致这次战略大转移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据当事人回忆，这次战略大转移的意图，只有当时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连项英、陈毅等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回忆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见《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不仅如此，“现在看来，当时有关此事的讨论，似乎经常只是在博古和李德之间进行的。甚至连周恩来也并不全知道这些谈话的内容”。（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新记》，《参考消息》1985年12月起连载。）
第三，同博古、李德等人在战略转变关头惊慌失措的表现有关。在30红军长征的历程
【1934年】 -10月18日
中央红军开始渡江西的于都河，踏上未知的长征路。 -10月21日
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新田间土坯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西行。 -11月15日
突破了国民党军第
二、三道封锁线。 -11月25日–12月1日
红军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以惨烈的代价渡过-
33 了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 -12月上旬
中央红军从老山界翻越了五岭山地最西边的越城岭。 -12月13日
中央军委在通道恭城疏远召开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与
二、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14日
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打开了通向贵州的门户。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1935年】 -1月1日至3日
中央红军在江界河、茶山关、回龙场等渡口分二路强渡乌江。 -1月7日
中央红军第二师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1月28日至2月9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土城一带与川军郭勋祺等部激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亦重，一渡赤水主动撤出战斗。
34-10月
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西吉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10月19日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县）。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最远行程二完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翻过的雪山
夹金山又名“甲金山”，藏语称为“甲几”，夹金为译音，意为很高很陡的意思。位于小金县东南，属邛崃山脉，横亘于小金县达维乡与雅安地区宝兴县之间，海拔4124米。这里地势陡险，山岭连绵，重峦叠障，危岩耸突，峭壁如削，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当地流传着的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就是对此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
1935年6月12日下午，红一方面军一军团2师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领下，克服千难万险，终于从夹金山南麓的硗碛乡成功翻越夹金山，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一部，在山下的达维乡的木城沟沟口地带相遇。意外的相逢，为实现中国工农红军第
一、四方面军两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如今，该县充分利用夹金山原始古朴的生态资源，结合以四姑娘景区为核心旅游开发，将这里申报建立了方圆20700公顷的国家森林公园，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强强融合，必将更加有力地促进该县县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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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夹金山
梦笔山和卓克基官寨传奇
继夹金山后，红军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
38亚克夏雪山进入黑水境内。这既是毛泽东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红军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
在亚克夏雪山的垭口下，有一座中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1952年7月，解放军黑水剿匪西线部队轻骑师137团驻扎到这里，在营地附近发现了12具遗骨，头北脚南，排列整齐，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他们一致认为这是17年前长征时红军战士的遗骨。曾三度翻越此山的141团团长唐成海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夜宿亚克夏雪山，因缺氧窒息而牺牲。
达古冰川
打古冰川位于芦花镇三打古村境内，距离县城四十余公里，面积为119平方公里，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雪山，1992年，日本人通-
41 过卫星发现了隐匿高山之中的打古冰川，同年8月，一批日本科学家远渡重洋来到黑水，前往打古冰川，作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他们为发现如此罕见的现代冰川，握手留影于冰川之巅，打古冰川就这样补日本人推崇出世。
打古冰川海拔3800-5100余米，属现代 山地冰川，地貌闭合完整、自然景观奇特 （专家语）。山顶终年积雪，积雪下面发育着60-200米厚的现代冰川，冰川呈波浪状水纹，记载了它的发育及成长过程（专家语），在阳光照射下，一片馁光灿烂的世界，蔚为壮观，围绕雪峰 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呈孔雀蓝的冰蚀湖，冰川脚下，更有落差高达200余米的“凌云瀑布” 冰川之中还分布着极其丰富的天然水晶及花岗石 等资源。 冰川周围，生活着成百上千的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金丝猴、野牛、獐子、盘羊、梁祝鸟 以及其它一些珍贵鸟禽和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 这些生命的存在，无疑为打古冰川赋予了更强的 生命力。打古冰川如此巨大的魅力，可见它的价 值非同于一般的冰川。 虹桥山
虹桥山，亦称红桥山，位于小金县（红军长征时称懋功）东北两河乡与理县米亚罗区交界处，是小金与理县的界山。虹桥之得名据传来自于清乾隆金川之役，清军为进军金川，在该山理县一侧建一木桥，向上谎奏建了一“长虹式的大桥”，故得此名。虹桥山是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曾有人撰文称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似不确），垭口海拔高度为4556米。
42昌德山
昌德山位于黑水县境内，垭口海拔高度4164米，1935年7月上中旬，会师后的红
一、红四方面部队曾翻越此垭口。前几年马普安、李安德俩洋娃娃没找着这垭口，主要是不熟悉路线，另外１９９２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的叙述也有误导——官方叙述中把这两座雪山的翻越顺序打了个颠倒，俩洋娃娃再一走错了路，当然就找不着北啦！
昌德山是红军三次翻越过的雪山，红四方面军南下和再次北上时，都再次往返过此山。昌德山垭口现在只能步行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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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出奇兵
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之一——土城
红军二渡赤水的渡口之一——太平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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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毛泽东称红军长征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伟大的远征”;国际社会一些学者､军事家称中国红军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美国埃德加·斯诺),是“一次体现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之举”(英国蒙哥马利),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 (德国王安娜),“足以同亚历山大的远征媲美”(法国安德烈·马尔罗),是“一座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揭示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美国阿尔登·惠特曼)｡有的学者还认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保证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存”(英国迪克·威尔逊),“如果没有长征,中国今天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美国埃德蒙兹)等等｡这些看法无疑都客观中肯地评述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奇迹“内涵､重大意义及其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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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第二讲 长征历程中的红军会师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1、理解红军会师战略决策的形成。
2、掌握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会师。
3、掌握红军会师的实现及历史意义 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学习红军会师战略的形成以及红军会师的实现，培养学生历史唯物辩证史观，使学生认识到，伟大决策的实现要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教学内容
1．红军会师战略决策的形成。 2．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会师。 3.红军会师的实现及历史意义。 教学方式
情景设置、学生讨论、教师讲解、查阅资料 课 时：7 课时 教学构思
[引入新课]（第一课时）
会师，是党中央精心策划的一次战略行动；会师，让中国革命站在了新起点上。长征会师，是各地红军从分散的各个根据地出发，边走、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