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中材料：The song of the earth 向前，向前 这就是英格兰的消逝 那些阴影、草地、跑道 市政厅、雕刻而成的唱诗班 这儿将会有书籍；它会长存 在美术馆；但是所有保存下来的 为我们（保存的）将会是混凝土与轮胎 在20世纪末，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两位作家是简·奥斯丁和托马斯·哈代。年复一年他们的书以平装本的形式销售了不计其数，这是他们现代的继承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计算从英国图书馆借出的书籍数量的机构，为了支付合适的公共出租版权税费用来付给作者们，出版了一份年度以逝作者作品借出量的记录：奥斯汀和哈迪长期居于前列。在美国，1990年代奥斯汀作品的库存量一度大幅膨胀，原因在于起其一系列作品成功改变成了电影。
他们作品长期以来广受好评源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讽刺性的答案，总结起来就是连衫裤与工作服。奥斯汀代表着一个已经遗失了的充满了优雅、皇室礼服、礼节、豪庭中淑女绅士风度的国度。而哈迪，与此同时，代表了怀旧的朴实、灌木篱墙、干草堆和英国橡树下的忠诚纯朴的生活。他们两人作品的结合诠释了一种想象中的高于或低于现实世界的美好生活，在那是没有汽车横行的。他们代表了飞利浦诗中所蕴含的精神。
玩世不恭的人会笑称对于古老南郡的怀旧之情是场文化疾病。如果是这样的话，奥斯汀与哈迪作品的盛行无疑宣告了我们的文化正在肆虐一场传染病。我们对于想象中的健康过去的向往一定是出现病态社会现状的信号。
简·奥斯汀死于温彻斯特市的一个小中世纪教堂。现在想去那里的话你需要驱车穿过一条深深峡谷——感觉就像土地上的一道伤痕——这条高速公路横贯特怀福德古代白垩纪的丘陵地带。站在艾格登荒原上空军低空飞行的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蓝色天空之上被白色的水蒸气缎带划破，如一道烟尘在通往希斯罗机场的航线上——这可见的痕迹是航班飞机所消耗的上
千加仑化石燃料燃烧后留下的。依照奥斯汀与哈迪的看来，去就近小镇的过程只是个事件，去伦敦的旅程是躺冒险。现在我们从纽约到伦敦所花费的时间和哈迪的JUDE去剑桥的时间是一样的。
虽然，在哈迪那个时候移动性的可能已经被火车的发展提升的一定程度。他小说中所包含的浓郁的乡土风俗就像是代表着现代化社会边缘的世界。我们读过的他的小说，也就是1912年的修正版，那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杀伤性技术工程之前的两年。生于1840年 ，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摇滚大师，曾经在当地的教堂演出，托马斯·哈迪死于1928年，毕生对于汽车、飞机、留声机记录与收音机都很有研究。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他的两种不同铭文的差异性，我们就可以衡量他的一生。首先，思考下经过石匠大师精心刻凿的词语，墓碑上的那些话，照我们看来，消逝在无情却又不经意的时间与天气的侵蚀下，用哈迪最出名的一段语言来描述就是——“年复一年”。再来想想德国魏玛印刷的纸币或是华尔街的证券市场的价值，在1929年，铭文在墨水干透之前就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
我们对于哈迪真实的感受是：他欣赏一种世界——对他自己来说正在消失，对我们来说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生活于自然地节奏里。假设我们欣赏这种世界是因为我们对于充斥了高效与嘈杂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感到喜爱了。我们意识到与四季节奏所隔离开的孤立的舒适感存在着问题，由于文化工具而对于自然和谐的疏远，不管是哈迪生活时代已经见过的收音机和罐头食品，或是他很难预见想象的电视机与基因杂交水稻。
据首次反映，简·奥斯汀的吸引力各种各样，与有别于自然的节奏的超越平衡文化的韵律结合在一起。乡村（传统上认为的自然符号）与城市（文明的标志）间的战斗几乎从文学产生时就开始了。奥斯汀对于社会关系的解剖以及她对礼仪高度评价的态度似乎将她划分到了城市一方。但是她不是。像哈迪一样，她对于城市移动性持怀疑态度，归属感的缺乏和大城市的莽撞浮躁都与现代化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从伦敦而来的邪
恶的Crawfords破坏了Mansfield公园的和谐。她的中篇小说富豪埃尔顿驳船进入海布里封闭的社区，带着Bristol浓郁的奴隶港口味。
这表明，不论是哈迪与“自然”还是奥斯汀与“文化”的联系观点都是错误的。我相信，错误出在文化这个词的词意变化。新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提供七的不同的“文化”作为名词的定义，将他们分为两个语义类。“文化”最早的意思，起源于中古英语时期到十八世纪末期之间，意思是“一块耕地或一片土地”。在中古英语后期，文化的意义从耕地本身转向耕种这种行为：单词涉及到耕种，强调在土地里的劳作。在十七世纪初，它的意思扩展到其他形式的农业：可以说那时这个词不仅指种植农作物，同时包含了捕鱼、养牡蛎和蜜蜂也甚至养蚕抽丝。唯一剩下的与有机物生长相关的意思范围就是其科学意义，出现在十九世纪后期，它指的是使细菌或组织细胞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培养基上生长的行为，尤其是在指癌细胞方面。从农业生产生活中的通用词汇到生物研究技术应用，这个词的词义演化历程就如现代化进程上的一个小寓言。
第二个范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它最初是种比喻：由于土壤是由于耕作而得到改善和提高生产力，所以联想到思想和礼仪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从此这个词与土地上的关系被移除转而与社会进步相关联。这即是，从农村转向了城市——该词渐渐开始用来表示文明礼貌，在拉丁文civilis中它作为词根，意思是“属于城市，或者与城市相关的”。威廉·莎士比亚和他的妻子来自耕种土地的农村家庭，而他本人经历了一个语法学校教育培养，搬到了伦敦，在那里他成为一个职业的思想与礼节的大师。
从莎士比亚的时代到简奥斯汀，“文化”这个词新旧的含义并存了一段时间。但在十九世纪，随着参与耕作人口比例的减小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增长，文化旧意义被遗弃，新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本世纪初，这个词被应用到审美学的领域：它用来表示“高雅的思想、品味、举止；艺术和智慧发展；文明的艺术和智慧面”。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称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和
哈代为我们“文化传承”的一部分。然后在中世纪这个词被赋予了人类学方向的演化：“一个特殊形式、阶段、智力发展的一种方式或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由其独特的习俗所区分出来的社会或群体。正如达尔文和他的继任者制定的演变和生态科学，一个与其平行的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多样性与发展的科学产生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称之为“文化相对主义”。到了十九世纪末，一个新兴的社会学变种产生了，即人们可能不仅能说，“玛雅文化”，也能说“工人阶级文化”，以及后来的艺术，作为“两个文化”。
对于我们目标的主要发展方向是“高雅的思想、品味、举止；艺术和智慧发展；文明的艺术和智慧面”的结合。在这里，文化与自然之间有明确的分工。考虑到简明牛津词典的两个示范性语句：“文化中的巨人”（马修阿诺德，学校检查员）和“对于劳动者文化有什么用处”（曼尼Shinwell对文化伟人，伦敦东区社会主义政治家）。本来“文化”是在田里劳动者的工作，而对于阿诺德和他的继承者来说，文化是智力层面，甚至精神层面的工作，服务于一个社会的道德需要，是站在体力劳动的队里面的。
对于简·奥斯汀，相反，这个分工概念还没有形成。艾玛伍德豪斯，在乔治·奈特利家的Donwell修道院做的调查显示：使人感到舒适的坡度，接近修道院奠基的位置，在土地上逐渐形成了陡峭的形式；以及在半英里远的地方是一个有合适坡度、宏伟、用木材精心装饰的河岸；这个河岸的底部，设置了优良的防护措施，抬高了修道院工厂的农田，在前面有草地，河流用优雅封闭的曲线环绕着它。这是一个赏心的景观——无论对于眼睛还是心灵。英国的翠绿、英国的文化、英国舒适感，都能在明亮的阳光下感受到，不会被压迫。奈特利家族的奈特利先生用他的英格兰守护神教名，乔治。他体现了一种价值结构，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基督徒，但已经从虔诚的遵守转移到世俗的美德上来。他的房子修建在一个前修道院旧址上。一个曾经是奉献给美好生活精神的地方，对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纵向关系的地方，现在是向社会奉献美好的生活的地方：它已成为生
产与和谐乡村的会徽，而不是出于对天堂的描绘，眼睛看得见的水平有序的环境。
这座修道院占有一个安全的中间位置，依山傍水。它的周围是成型的树林地，奈特利一向愿意从长远的利润出发——潜在的木材是为子孙后代的投资。在地形上看来农场低于修道院，因为在社会地位上和蔼的农民是低于奈特利先生的，但它是受当地环境保护的，因为奈特利会照顾到的马丁的利益。天气——“阳光灿烂，不令人感到压抑”——属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这里，奥斯丁是一个长期的欧洲传统思想继承人，与自由社会温和的气候和过热的东方专制相关联。
英国的翠绿，英国的文化，英国的舒适感，因此嵌入在一个特定的地形中。在奥斯丁眼中真正的民族认同感不是来自总部设在伦敦的一套政治制度——君主制、议会等等 ——而是从和谐的剧本中产生的，从朗朗上口的“翠绿”和“文化”就能看出来。翠绿是指自然的绿色，是英国潮湿天气的产物，而“文化”的目的是暗示了传统的英式混合农田耕作方法。见证“草地”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草场的草是割来储备作为冬天牛的饲料的干草的。这是文化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例子：自然生长的草（它不是在庄稼地里进行耕地播种的），但它需要人为地维持（如果不割，它将恢复到天然草场）。Larkin在1972年写下“向前，向前”这首由环境部们委托的一首诗。对于英格兰的花卉繁盛干草草场损失，他有着先见之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于97%的面积都已经失去了。英国不再提供很多的拥有美丽风景的混合型农场。相反，大多数乡村都被完整覆盖大片密集的谷类作物和多年生人工单一受精黑麦草占据。至于冬季饲料，更换成了包括地表生活动物尸体的结果就是BSE的产生，即“疯牛病”。
对于奥斯丁，那么，“文化”是位于地形和农业模式内的，而不是仅仅存在礼仪与美学中。她理想中的英格兰是充满了社会关系和审美意识的国度——对于眼睛和心灵都是享受——是环境归属感的功能。但她也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变化。威廉·科贝特，一个农场工人的儿子，于1763年出生在法
纳姆，新罕布什尔州；简·奥斯汀，一个山村牧师的女儿，两年后出生在史蒂文顿，与法纳姆位于同一个郡。在乔顿，她的小说创作趋于成熟，距离法纳姆只有十英里。雷蒙·威廉姆斯在他的经典研究中指出这种相似性，国家和城市。然后，他引用了《骑马乡行记》中的著名片段，在那里面科贝特与本地乡绅区别开来，依附于土地，被每个农民与工人从孩提时起便熟知，频繁地与那些追求人工制造痕迹缺失世界的人们混迹在一起，热情好客不拘礼节，忠实于本心而不是算计;一个偶尔居住在本地的乡绅，没有津津乐道于乡村的美食，礼节上表现的冷漠，行为上显得有距离感和傲慢，只着眼于土地的租金，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投机对象，不熟悉其耕种者，轻视他们和他们的追求，依靠的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善良心灵的邻居，而是对于他们权力的恐惧。
对于土地以及土地上耕作的人们的态度被Cobbett察觉，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地暗示。他认为，无论是服务社会还是服务地球，留在家中的家长主义保守党都比移动辉格党的野心家们做得好。简·奥斯汀探索的，正是良好的管理工作与矿工旷课间的区别，虽然只是靠例子证明而没有深入讨论。而她更在意识别她的判断：尽管科贝特肆意侵占全体代表的新资金——金融投机者、地方长官、黑人司机、将军和商船队队长——奥斯丁对一些东西（托马斯伯特伦先生， 在安提瓜购买了Mansfield公园作为糖类作物种植园的坏父亲）持怀疑态度，但对于其他人防守稳健（克罗夫特将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好丈夫，在他成功的过程中顺利说服并租用了Kellynch大厅）。奈特利是她关于“本地乡绅，依附于土地”最好的例子。亨利·克劳福德在曼斯菲尔德公园是第二类的地主形象。他对在诺福克村的房产丝毫不感兴趣，在那里，他的缺席值得几乎被作为他的代理人住户津津乐道。在一个重要的章节范妮·普莱斯让他在返回那里或者去伦敦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伦敦，一条最终引导了他和玛利亚私奔以及范妮悲剧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