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意味着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区别于以往的主要特点是：一是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内部需求结构的调整而更少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带动；二是增长动力更多地来源于供给效率的提高而更少来源于需求总量的扩张；三是技术创新代替劳动力投入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考虑到这一发展阶段的新特点，以及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目前的“稳增长”政策迫切需要将内部需求的刺激与供给效率提高相结合、短期稳定增长和长期发展的目标相结合，优化供给结构，调整需求结构，在合理控制物价上涨的基础上，努力促进经济复苏并早日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
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8%，跌至近年新低。“中国增长”正经历深刻的挑战与转型，经济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要素结构重组，提升资源效益，从要素红利向结构红利的转变，为“中国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全球化等要素持续高速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意味着既有的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任何一种要素都无法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理顺要素的配置关系才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导入良性增长的轨道。
经济增长不仅包括量的膨胀，也需要质的优化。没有结构的优化，增长可能带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后果。从GDP崇拜到更好的GDP意味着人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首要目的，换言之，正义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特征，而根源在于效率压倒了公平正义。城乡、区域、阶层的差异阻碍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导致市场经济畸形，系统性风险积聚。
十八大报告中将城镇化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支点，新的城镇化建设规划也在酝酿之中。城镇化是结构改革的中枢系统，也是将正义导入经济增长的关键入口，城乡失衡是中国增长的巨大隐忧，而城镇化意在填平城乡二元的鸿沟。从世界历史的经验而言，城镇化意味着人的生存方式的巨大转变，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意味着城镇时代已经叩响中国大门。然而，农民工、蚁族等群体虽然身在城镇之中却无法融入其中，他们已经进入劳动力的“市”，却无法享受到“城”所赋予的保障与安全感。劳动力的商品化、市场化与福利保障并没有协同推进，城市中出现了隐性的“贫民窟”，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黑洞”。
城镇化战略意味着“城”与“市”的结合，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协同改革，实现公民平权，带动城乡一体化。户籍不仅人为地将公民分为“城里人”与“乡下人”，城市户口意味着就业、医疗、教育等福利权利的集束，而农村户口却与之无缘，权利的切割造成了城乡的分化。土地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束缚了劳动力流动，福利普惠可以消除农民工后顾之忧，而且延长其务工时间，缓解民工荒，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土地流转规模化，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使土地收益可以成为农民进城安居乐业的资本，唯有如此，农民进城与“上楼”才是可持续的。
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与质量的提升，而且带动大量投资和消费。投资驱动是中国增长的最大特征，但是中国投资收益率不断降低意味着资本市场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构建多元化资本市场是未来金融改革的核心，利率市场化将改变银行体系独大的状态。长期以 1
来，中国经济依靠利率管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贷款，但并非所有投资都能够获益，如阿瑟·刘易斯所言，投资是一项碰运气的活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信贷激增，地方债务风险不断累积，这也成为不少机构看空中国经济的原因之一。试行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将成为未来的方向，当然地方政府债券需要导入公共预算的“硬约束”，严肃财政纪律，提高财政资源的效率，从而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以及财税体制改革提供新的突破口。
经济增长依靠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结构化改革则意在实现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全要素增长水平。城镇化解除了劳动力与土地的制度性束缚，而金融改革则意在提高资本的收益率，二者的结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人力与物力的保障。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追赶”战略，已经缩小了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意味着“后发优势”正在减小，经济增长依赖于创新，也就是熊皮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一个基于法治的市场体系，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定边界并捍卫之。
结构化改革是一场政治经济革命，是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分化、分工有别，是建立强化市场型的强政府的漫漫征程。毫无疑问，2013年是这场大变革的起点。
李克强向工商界详细解释了新一届政府“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具体措施：第一，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第三，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
谈到中国已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李克强微笑着告诉大家：“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扩大了“营改增”试点范围、打造各种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不仅让中国民众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决心，也让世界增强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2013.10.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发表演讲。习近平表示，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保持着清醒认识，对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冲击高度关注，正在采取稳妥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
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谈前景
中国经济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前景时，习近平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特点是总体平稳、稳中求进。中国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拉动转变。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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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在谈到改革时，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习近平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谈挑战
采取稳妥措施抵御外部冲击
面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习近平表示，中国对需求下滑、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和挑战保持着清醒认识，对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冲击高度关注，正在采取稳妥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这就要不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必然伴随着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彩虹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10.7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闭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演讲
习近平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第一，信心来自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我们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第二，信心来自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负责任的，既是对中国自身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第三，信心来自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这包括：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新一代劳动者成长为素质更高的现代化、专业化人才；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拓展内需和消费市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地区、更广大民众。第四，信心来自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亚太大市场初具轮廓，正在酝酿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为亚太地区积聚优势，亚太各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
习近平表示，我们对问题和挑战保持着清醒认识，正在采取稳妥应对举措，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总的是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性经济体系。
保持定力沉着应对
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冷静看放缓 宏调重长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10日出席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进行了对话交流，李克强表示：“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放缓的情况，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下行压力较大。但我们沉着冷静，站稳脚跟，把思考和眼光盯着前方，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统筹起来，采取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措施，已经见到成效。”
增赤字松货币不利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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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并未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冷静，站稳脚跟”，李克强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有一种选择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赤字，放松货币，这可能会起到短期效果，但是对长期未必有利。”
专家指出，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放松货币来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虽然短期内经济指标上去了，但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没有解决，最终将无法可持续发展。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切不可人为地以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因为这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
“在总量上，我们已没有理由和条件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必须对货币增长进行控制。货币增量增长不能太多，而且要用到‘刀刃’上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
调结构转方式以打好基础
不求一时之利，但求长远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困难期，中国选择了一条艰巨、深刻的改革之路。李克强介绍说：“我们的选择是另外一种，就是保持定力，沉着应对，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特别是突出释放改革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它们和稳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这些举措目前已经见到成效。”
“结构调整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永续发展绕不过的坎。早调早主动，早调早受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我国经济要真正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一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二要完善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三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四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政策为未来发展拓展空间
李克强表示，“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克服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挑战，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健康发展，宏观调控政策就要具有科学性、预见性和前瞻性。专家认为，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要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专家指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要把握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从市场实际出发，实现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预调、微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作为全球最活跃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举世关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他还指出，所谓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就是创新。
不下理想化的“猛药”，不搞“休克疗法”，更多使用“微刺激”和“缓释剂”。纵观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政策创新贯穿始终，进入“第二季”的中国经济已然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运行最活跃的一部分，中国已经针对当代经济运行的新方式提出了不同于经典教科书的新主张，那就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叶旭晨认为，在中国经济的运行系统需要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调结构”成为主要目标的情况 4
下，必须要有新的宏观调控方式。
政策创新最大的看点是宏观调控的政策框架形成，即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守住发展的“底线”。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要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所谓合理区间，就是有一个“下限”和一个“上限”。李克强总理强调的“上限”有一个核心指标：防通胀，控制物价涨幅，尤其是CPI。“下限”有两个核心指标：稳增长和保就业。当然，“下限”不是“底线”。 上限是CPI不超过3.5%，下限是GDP增长不低于7.5%，底线是GDP增长不低于7%。以往，调控水平和力度取决于决策者的感觉和判断。李克强总理为宏观调控建立了清晰的数量模型，相关的经济指标具体、清晰且易于理解。
眼下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相比其它经济体，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显然，决策者找到了一套能够应对中国经济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兼顾当前和长远，找准政府定位，认清市场规律，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改革贵在行动，看准一项，推出一项；干一个，成一个，不间断地推进。“不怕慢，只怕站”。仔细梳理今年以来决策者推出的多项经济改革措施，其出发点都是为了调结构，而着力点则是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市场活力。
上海永望资产总经理黄树军表示，中国是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稳健的主要经济体，别人的经验无法回答中国如何调结构的问题。因此，中国只能从实际出发，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创造出新的宏观调控方法体系。
改革红利、合理区间、核心指标、科学框架、统筹施策、转型主导、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内生动力，开放促进，这些耳熟能详的热词，既是政策创新的结果，更是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而它正是中国经济这部改革大片在“第二季”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2013年4月部分经济数据今日将公布，经济料延续弱复苏势头。对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决策层已有了总体判断，即“稳中有进，稳中有忧”，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将超过市场预期。未来，调控政策或不会急于放松，经济发展不会再重复“投资+货币”驱动的老路，而是努力找寻有质量、有效益的健康增长新路径。
一季度数据发布后，国外出现“唱衰”中国的言论，各方对于是否会出台政策“保增长”存在种种猜测，预期中的工具包括财政刺激、降息、基础设施投资等等，部分地区已经按捺不住抛出刺激政策。
不过，市场对新一轮经济刺激的预期可能会落空。“稳中有进，稳中有忧”的提法大有深意。
稳中有进，指的是目前经济只是减速，并未失速。只要经济增速在未来保持7%的年均增速，就能够在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换句话说，7%就是决策层对经济增长的底线。一季度GDP增长7.7%，不仅远高于7%，也在全年目标7.5%之上。
稳中有忧，“忧”的不是经济减速，而是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节能减排、民生保障等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忧”的是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奢侈浪费等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换届效应带来的投资冲动已是老问题，GDP崇拜导致地方融资快速扩张，可能埋下局部债务危机的隐患，信用规模膨胀也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隐忧已经引起高度警惕。
基于这样的总体判断，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不必急于转向。
此外，从国际国内具体环境来看，中国经济走势也尚未到触发新刺激政策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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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周之内，全球三家主要央行宣布降息。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三轮全球宽松周期到来。但国内经济复苏的程度和复苏道路的选择与国外不同，当前，调结构须给予更多关注和政策倾斜。中国不宜盲目跟随全球宽松潮。
其次，经济复苏力度偏弱虽然对政策提出了挑战，但1-3月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42万人，高于20
11、2012年同期水平。就业没受到大的冲击，降低了出台新扩张政策的迫切性。
再次，出台新的扩张政策还面临若干制约因素：一是1-4月房地产价格涨幅较高，过度宽松将加大地产调控难度；二是短期内通胀持续在3%以下，但下半年至明年的物价走势存在隐忧，除食品价格回到上升周期以外，资源价格改革也对物价构成压力；三是当前需要保持政策稳定以倒逼落后产能的淘汰。宽松舒适的环境下企业只会继续增加杠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中央地方应该一盘棋。有的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减速极度担忧，因而考虑出台刺激政策。但当前各界已经达成共识，业绩考核不能再以生产总值挂帅。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方式，地方可以打消顾虑，只要调结构取得积极成效，经济减速也不是失职，未来要“甩开膀子”走新型发展道路。
“宏观要稳住”，未来调控总体应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把握经济适度回落的时机推进结构调整，使高速运转的经济社会各个链条迎来“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抓紧推进市场化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方是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