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拯在《项脊轩记》(《项脊轩志》或称《项脊轩记》)后有一段记载:“往时上元梅先生在京师,与邵舍人懿辰辈过从,论文最欢,而皆嗜熙甫文。梅先生尝谓舍人曰:君等嗜熙甫文,孰最高,而余与邵所举辄符,声应如响,盖《项脊轩记》也。乃大笑。”[1]清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可以说凡对归有光其人稍有了解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项脊轩志》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归有光的欣赏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篇《项脊轩志》上。建国以来的归有光研究,相当薄弱,但关于《项脊轩志》的赏析文章却比比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项脊轩志》具有如此永久的魅力,总能打动它的阅读对象呢?
如同归有光其他“事关天属”的文章一样,《项脊轩志》的取材对象是一些极平常的家庭琐事,但这些琐事,大都是最能引发作者失落感的事件。
生活在一个日益衰落的家庭里,从小失去母亲,作者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悲哀。《项脊轩志》的主要内容就是描写这种悲哀。家族的败落离析是归有光内心痛苦的来源之一。归有光是很具有家族观念的人,他的祖上曾有过五世同堂的记录,他祖父的高祖,死前留有遗训:“吾家自高、曾以来,累世未尝分异。传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遗言,切切不能忘也。为吾子孙,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为不孝,不可以列于归氏。”[ 2 ]归有光对此是颇为神往的。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因遗训的存在而延续下来,“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远而末分,口多而心异。自吾祖及诸父而外,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其间。率百人而聚,无一人知学者;率十人而学,无一人知礼义者。贫穷而不知恤,顽钝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冥冥汶汶,将入于禽兽之归。平时呼召友朋,或费千钱,而岁时荐祭,辄计杪忽。俎豆壶觞,鲜或静嘉。诸子诸妇,班行少缀。乃有以戒宾之故,而改将事之期;出庖下之 ,以易荐新之品者。而归氏几于不祀矣。”[ 3 ]伴随着归有光的成长,家族离析日益加剧,待到创作此文时,作者已目睹了十余年来的家族变化,“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由篱到墙,百年老屋被瓜分,家庭成员的心理隔膜的也不断加深。鸡、狗东奔西跑,客人穿越厨房赴宴,家族呈现出它的无序与败落。作者没有就家族变化发表言论,只是用平静的笔墨将现状展现出来,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悲凉与无奈。作者极不愿意见到这种离心离德的现象发生,这很自然,也许可称为过于执着以至偏执──其实,由疏到亲,由亲转疏,恰恰体现了宇宙之必然,归有光也许只体会到了主观愿望无法实现的悲哀,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生存选择的必然性。事实上,归有光自己对于家族成员的感情也有亲疏之分,不可能真正做到无所私其妻、子。中国是一个宗法观念很强的国家,所以渴望家族、家庭团圆、和睦,是一种普遍的情感,然而,生存事实却往往与这种愿望相违背,因此,拥有家族、家庭离析悲剧性体验的人相当多。但是,能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却微乎其微,归有光恰如其分地写出他的感受,发人之所未发,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也是《项脊轩志》能引起共鸣并颇受欢迎的原因所在。即使归有光在写作时并非出于自觉,也不足以否定这种题材选择的价值。
如果说,家族的分崩离析还只让作者感到失望、无奈的话,那么,至亲的离世,则使作者体验到生活的残酷。归有光束发读书项脊轩中时,母亲已经谢世,他从哺育过归家两代人的老妪之口,了解到母亲的一言一行以及她对儿女的深爱,不免悲从中来。归有光的祖母,面对归家“读书久不效”的事实,将希望全寄托在了长孙身上,她的爱护、期望与激励之语,孙子虽记忆犹新,老人却已命归黄泉。妻子来归,暂时驱谴了作者的无依之感,谁知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妻子又亡故,作者再次跌入感情低谷。七龄丧母,少年时祖母去世,不到而立之年又丧妻,归有光深受生活之苦难。这三代女性,是他的感情依托,却一一失去,人在命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内心的遗憾却日益累积,让作者不堪重负。自身发展的不顺利,也是文章的悲剧性内涵之一。归有光自束发读书项脊轩中,“竟日默默”,以求奋发。虽说初作志文时,作者连秀才都不是(归有光二十岁中秀才) ,但从他以曾经昧昧一隅最终名闻天下的蜀妇清、诸葛孔明自比,则志向可知矣。尽管作者也自我解嘲:“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 井之蛙何异!”但这种自嘲是以高度自信为前提的。待到作续文时,归有光应已中举(归有光中秀才后连考六次方于三十五岁那年中举,此后,又有八上公车不遇的坎坷经历。) ,但从文中已看不到对前途的任何憧憬了。科场的失利,不断地消磨着他的雄心,他再也无意放言高论了。
应该说,《项脊轩志》中描写到的生活内容本身并无甚新奇独特之处,但在表达上,却堪称独步。正如钱基博所言,“睹物怀人,此意境人人所有”,然而,以“极淡之笔”写“极至之情”,“此妙笔人人所无”。[ 4 ]《项脊轩志》无论写景写人,都很真切。首段的景物描写,动与静、明与暗、有声与无声结合得十分巧妙。如庭阶之寂与小鸟之动、墙之静与影之动、墙之坚实与风、影之轻柔、月之明与影之暗形成对比。归有光的散文素以平淡自然、不事雕琢见称,其实,象《项脊轩志》这种文章,雕琢痕迹是相当明显的。只不过它的雕琢不是浓墨重彩的,而是精雕细刻的。写人物,笔墨不多,却能收到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效果。作者的回忆集中在其最感亲切的三个女性──母亲、祖母、妻子──身上,虽然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形象,都只有三言两语的简短描写,但它们皆为浓缩了作者深情的意象,所以叙事效果极佳,读过之后,不仅难以忘怀,而且能“使览者恻然有隐”[ 5 ]。文章注意选择印象最深、感触最大的细节,形、声兼备,亲切可感。如写母亲以指叩扉,祖母以手阖门,妻子凭几学书,都让读者有亲眼目睹之感。作者又特别注意用笔的变化。如言语描写,写母亲,用的转叙,且只一句:“儿寒乎?欲食乎?”就很好地写出了慈爱的母亲为儿女的每一声哭泣所牵动,听到孩子哭了,情不自禁要问:孩子是不是冷了?是不是饿了?转述的运用,更好地写出幼年丧母的作者只能从他人的言谈中增加对母亲有限的了解,而聆听的同时又更让他意识到与母亲接触的短暂、母爱的失落、以及母亲生命历程的转瞬即逝及死亡对每个人的潜在威胁。所以,“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也就自然而然了。写祖母、妻子则用直叙;祖母的言语描写最多,有三次。其中两次是向孙儿讲话,一次是自言自语。每一次的言语包含的情感、所显示的心理动机也不相同。“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体现的主要是欣赏与疼爱;“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写内心的期待;“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则充满信任与激励。妻子的言语也仅一句:“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此言虽出自妻子之口,却只是转述娘家诸小妹的好奇问话。对于这些言语可能引起的情绪反应也是或写或不写。
对于《项脊轩志》这种琐事描写、言语描写,吴小如很是欣赏,将该文与《汉书》、唐传奇、《聊斋志异》等联系起来,认为《项脊轩志》有承上启下之功。“我以为他的散文,不论作者本人有意无意,已开始受到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即以这篇代表作《项脊轩志》而论,它上承唐人传奇写作手法,下启《聊斋志异》用笔先河。它正是归有光专门摹写身边琐事而具有小说胎息的一篇杰作。比如文中写老乳母转述作者母亲的问话,和作者祖母对作者的谆谆嘱咐,既酷似班固《汉书》中人物琐屑问答的口吻,又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蓝本。……不过姚鼐对《项脊轩志》的特色却深表遗憾。他认为这篇文章不免带有小说气,而且有辞费之嫌。”[ 6 ]吴断言归有光散文受到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但论证时,却又强调他的散文远绍唐传奇,下开《聊斋志异》,亦即在文言小说一脉的承传。至于说到对《汉书》笔法的吸取,则又是在史书一系寻找渊源。也就是说,吴氏同时肯定了史书、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对《项脊轩志》一类散文的写作的影响,这未免有点逻辑混乱。将中国古代小说的渊源上溯到史书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既然史书是小说的祖宗,那么,对于《项脊轩志》这类人们称为运用了小说笔法(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小说是远后于史书产生的一种文体,既然这种笔法早在史书中存在,为什么不直接称史书笔法呢?)的散文,你大可以将它跟任何一种同宗的文体的写作手法建立一点联系。但这种联系是模糊的,关于这种联系的分析对于解释作品也没有太大的价值。《项脊轩志》一类文章是否运用了与小说近似的笔法呢?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小说大致有两种类型,或侧重于讲故事,或侧重于写人物,讲故事者往往有较完整的具有前因后果的故事发展过程,写人物则往往有较为生动突出而富于传奇性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个性(是以形象描写见长的,讲求故事性和趣味性)。但是细读归有光的散文,传奇性的情节叙述极为少见,更不用说人物个性的传奇性了,他也从来不讲完整而吸引人的故事。人们之所以会将归有光的散文与小说建立联系,主要是因为其散文中那些零星的、片段的回忆,具有一定的生活感,不是高头讲章或奏议制举,与小说的情趣在某种意义上稍有近似之处,但在作者,这些片段回忆和琐事,并不是为了讲述故事或塑造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他只是借此来抒发感情而已,与中国传统小说可以说大不相同,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物、有对话,就判断散文作品运用了小说笔法。
《项脊轩志》的结构及其写作过程,在中国散文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独特的,并非一气呵成,却又浑然一体。前人早已注意到,而且有所解释。它的前后两个部分,写作时间相差至少十三年以上。
对于归有光补文的写作时间,颇有争议,至今难以确定。顾农认为“其补文部分当作于嘉靖十五年(1536)”,“补文中一再提起„吾妻来归‟、„吾妻死‟这些话,完全是他尚未再婚时的语气,他重新结婚后,文章中提到魏氏便称为„亡妻‟或„先妻‟了。”[ 7 ]他由《祭外姑文》中的“甲午(1534)、丙申(1536)三岁中,有光应有司之责,驰走二京,提携二孤,属之外家”推断归有光此时尚未再婚,又据归有光的一个女儿二二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 ,推断归有光和王氏结婚在嘉靖十六年(1537)。最后得出《项脊轩志》写于嘉靖十五年(1536)归有光三十一岁时的结论。顾农由文中以“吾妻”称魏氏而认为《项脊轩志》应作于归有光尚未再婚之时,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遵循他的逻辑,《项脊轩志》绝不可能作于嘉靖十五年。因为,《女如兰圹志》中说如兰夭折后,他们于嘉靖乙未(1535)中秋日将其掩埋,而此时“女生逾周,能呼余矣。”则如兰死时,已满周岁,她的出生年月应在嘉靖甲午年(1534)中秋以前,再往前推算,则归有光与王氏结婚最迟应在嘉靖癸巳年冬季,魏氏死于癸巳年十月庚子日,如果归有光文中记录的时间没有错漏的话,魏氏死的当年归有光即再婚。假定顾农的逻辑可行,则《项脊轩志》的补文只能作于癸巳年的秋冬之际了。但这显然与补文中“其后两年”以后的文字相龃龉,由此可知,顾农的判断不符合实际。姚玉光《归有光生平三考》既否定了王勉、曹明纲“归有光评传”和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关于《项脊轩志》的补文作于归有光三十岁的说法,也不同意徐中玉、金启华认为补文作于正文写作十三年以后的结论。他的据是,补文中谈到修复项脊轩后“余多在外,不常居”,而归有光在魏氏死后“大约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多在外,不常居‟”,“结合《项脊轩志》中„亭亭如盖‟的话,补记的准确时间虽然难以确定,但起码离魏氏去世应有十年左右,由此,完全可以说,认为《项脊轩志》写于归有光三十岁时,或者三十一岁时,都是肯定错误的,如果是归有光为避倭寇之骚扰返城居住基本结束„多在外,不常居‟的生活时补记,那么,补记是归有光四十九岁后才写的。”[ 8 ]姚玉光否定三
十、三十一岁作补文的判断大致不错,但根据“亭亭如盖”而认为补记的写作时间“起码离魏氏去世应有十年左右”,则难以服人。而所谓“如果是归有光为避倭寇之骚扰返城居住基本结束„多在外,不常居‟的生活时补记,那么,补记是归有光四十九岁后才写的”的推测,则不够严密。事实上,“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并不一定是强调居住项脊轩的时间长短,而是就修复项脊轩到补写志文之间的那段时间的“居”或“在外”的时间比例而言的。据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似乎只能暂时推断补文至少在十三年以后。
当震川文集结集出版时,《项脊轩志》就以一个完整的篇目出现,所以,虽然作者有明确交代,但相当一部分读者也许忽略了这一点。王拯认为,文章后面添加的部分应视为跋语,他对数百年来刊者及读者的疏忽与大意,将之作一篇文章来刊刻和阅读,深表遗憾。他在《项脊轩志》后记曰:
日者友人又以此文示余[者]曰:读是文久,有不可解者,徐指文中“余既为此志“句,问所由。余曰:此文后跋语耳,而著录者误与文一。友人顾未之信,将以质梅先生,未果也。按文“余既为此志”后百十四字,历叙记文以后十余年事,语尤凄怆,与文境适相类,刻本又联属之,人因第赏其文,而遂不察其为后跋语耳。志与记义本通,所谓此志即记文也。文自首至“余居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句,记轩中景物。自“庭中通南北为一”至“为篱为墙凡再变”句,记轩之沿革。自“家有老妪”至“瞻顾遗迹如昨日事令人长号不自禁”句,记轩中遗事。其后又足以“轩前故尝为厨”及“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数言,乃记轩者毕矣。“项脊生曰”下,“余既为此志”句上,则文之后论,例如志之有铭,传之赞而骚之乱也。中引蜀清守丹穴、诸葛孔明卧隆中二事,窃以自比。然则熙甫之志非将欲大有为于当时者耶。……顾自文章言,则自元明以来,上下数百年间,莫与并者;……余又叹熙甫之文,流传至数百年,其为人所最叹赏如此记者,而其著录舛谬若此;而人多忽之,毋亦吾侪读书卤莽之一端耶? [9]
依他之见,“余既为此志”之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有记有论,此后的部分,不过是跋语,不应做正文来读。能够发现并指明他人长期以来的疏忽,这是他的细心独到处。当然,也许有些读者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只是不象王拯那样偏执,认为两者必须拆开,不能视为一个整体。
这篇文章题为《项脊轩志》,它的最初写作时间是嘉靖二年,作者虚龄方十八岁[10] ,尚未娶妻。五年后,他与母亲生前聘定的魏氏完婚,从此,轩中又多了一个常客,一个他情感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女性。夫妻共同生活了近六年,妻子不幸早逝。魏氏死后,作者重新阅读自己早年之作时,觉得有必要写进自己的妻子,因而补作了一段文字。在作者,是有意要将它融入原文成为一体的。因为,母亲、祖母、妻子的点滴之事,是他关于项脊轩最为动情、最为难忘的记忆。没有关于妻子的记叙,《项脊轩志》在他眼里就是残缺的。所以,后段文字的补入有其必然性。如果说,作者只是想为原先的文章写段跋语,他大可以直接冠之以“跋”,或干脆另谋篇章,写项脊轩中的夫妻趣事,就象清人沈复《浮生六记》中写夫妻情趣文字一样。
关于《项脊轩志》的这种结构,吴小如另有看法:
过去人们都认为自“余既为此志”以下的文章既是作者所补记的《志》文的续篇,为什么非添在“项脊轩曰”一段的后面不可呢?作者完全可以把中间“项脊轩曰”这一段移到篇末或干脆删掉,何必更添出个尾巴来呢?其实这正是作者摹仿《史记》的地方。《史记》中褚少孙所补的部分固然列于篇末,就是司马迁本人的文章,也出现过这种结构。读者试检《史记·田单列传》,不就是有“太史公曰”以后又添出一段关于王虫蜀的记载吗?这种章法看似别扭,恰仍有所本。我故曰其结构“似奇而实正”。[ 11 ]
他认为,《项脊轩志》与《史记》的某些篇目如《史记·田单列传》等,篇章结构上有近似之处,这种近似,是有意识模仿的结果。确实,《史记·田单列传》于“太史公曰”后,另有一段记载,是在田单的个人传记中补述两件同时发生的齐人拒燕事件,但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田单乃燕人攻齐时,能存齐于狂澜既倒的关键人物,而《史记》中关于当时齐国之事主要在此文中叙述。整个行文是一次性的,即补述的部分与前面的主体部分是同时构思的,这可视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技巧。《项脊轩志》的续成,至少在十三年以后。是作者在妻子死后若干年,重读前《志》时,觉得有必要续上后来同样发生在项脊轩中并值得记录的温馨与悲哀之事。续作时,作者不认为有必要打破原有次序而进行新的整合。虽然说归有光对《史记》相当熟悉,他自己就曾作过颇具特色的《史记》评点,他也确实有可能因为看到《史记》有此结构法,才敢于这样写,但应该说他不太可能为模仿《史记》某篇的结构,而于十几年后再续前作,再说《项脊轩志》与《田单列传》完全不同的是,《田单列传》末尾文章是另记他事,与田单关系甚少,就文章而言,有结构歧出,行文勉强之嫌,而《项脊轩志》则内容关系密切,结构浑然一体。
《项脊轩志》在句式、用韵、平仄方面也有它的特色。文章句式,前半篇,多四字句,
三、
五、六字句辅之,四言与杂言又往往交错而出。且有意识用韵,造成节奏和音韵回环之美。后半篇句式参差不齐,从一字句到十三字句不等,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语言驾御能力。文章首段,尤费经营: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木盾,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这一段,四言为主,奇偶间杂,节奏时紧时缓,既富于变化,又一气贯注。主要表现自己对项脊轩的实用性及审美性改造,透露出如意、自得的心情。景物、心情十分相称。散文一般是不用韵的,但该段的若干句子如:“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旧时栏,亦遂增胜”“偃仰啸歌,冥然兀坐”等显然有意识押韵,富有诗的韵味。平仄变化应该也是有所斟酌的。或一句之中平仄交错,如“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或上下两句平仄对照,如“风移影动,珊珊可爱”,或句末字平仄相间,如“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高低抑扬,极富音乐美。
欧阳修有一篇《非非堂记》:“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有文记于壁末。营其西偏做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粗略一看,与《项脊轩志》颇有相似处,也写了对屋宇的改造,写了自己于其中的读书之乐,但是细加体会,欧阳修文用语平实老到,不似《项脊轩志》在诗一般的语言中写景写情,使景物、心情都被美化,容易引发读者的沉醉与欣羡。
《项脊轩志》不但为人们广为传诵,它的写作风格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作者,甚至导致一些模仿痕迹较为明显的作品的问世。“道光年间的彭昱尧的《碧漪堂记》(见《致翼堂文集》卷二) ,很明显是在模仿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两者都是写少年时的读书场所,而且同样出现了一位仆人的形象,通过他的口来追忆前辈的实际。难怪刘声木评之曰:„其为文学博气伟,神韵极似归有光。‟(见《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六)”[ 12 ]
林纾的《苍霞精舍后轩记》一文借轩怀人,“全文以平淡自然的笔调记述一些普通的生活琐事,采用触景生情、追述回忆的方式,造成亲切、深沉的抒情氛围。”[ 13 ]抒发对亡母、亡妻的深深思念,文章在构思、语言运用及行文方式上与《项脊轩志》十分类似,这正是由于极度欣赏以至自觉或不自觉模仿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