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
（一） 收入状况。
荷兰一位大学教授对中国人20世纪90年代的幸福指数进行了3次调查。以10分为满分，1990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而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由此可见，幸福与财富并不总是同步增长，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财富对幸福的边际效应就会递减。通俗地讲，成功者和有钱人未必是幸福的，但幸福的人必定是成功的。因此，人的幸福指数和经济相关，但也未必完全正相关。美国有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个饱和度的概念。他发现，在经济收入增长的某个阶段内，人的幸福指数是和经济收入呈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他的收入愈高，幸福指数也会往上提升。但当经济收入过了某个阶段后，幸福指数可能停滞不前，或开始出现下降。年薪百万和两百万，收入一千万和二千万，幸福指数很可能是相当的。
（二） 幸福参考系。
众所周知，物理的参考系可以让本来“没有运动”（当然运动是绝对的）变得运动起来，让本来总是运动的事物看似静止，可见，参考系的作用是可以逆转感官感受的。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当然，幸福指数所量化的是人们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会强烈地受到个人差异的影响。幸福指数因环境而异，一个小孩家庭状况本来清贫，当家人为他买一辆自行车，可能让他感到极大幸福，而如果他家庭比较富裕，当家人为他买一辆自行车，也许他也会感到幸福，但是两个人感觉到的幸福肯定不同，前者明显强烈。幸福指数因人而异，对成人来说，孩子上学不发愁，工资涨点，看病便宜点，就业机会多点，房价下跌点，股市火红点，幸福感就会强一点；对小孩子来说，可能有一件玩具就幸福；对农民工而言，也许是做完工可以拿到应该拿到而难拿到的血汗钱就幸福。幸福指数因年龄而异，小时候在春游的时候能有两个鸡蛋带就会很幸福，长大恋爱了有人爱就觉得很幸福，年老了儿孙绕膝就感到特别幸福。
（三） 额外幸福。
相对于物质带来的幸福，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确实值得骄傲，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都生活得很快乐。对比发达国家，真正使得他们的人民幸福指数高于我们的原因不仅是经济上的优势，更是文化上，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比我们发达。当一个人真的有知识，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便产生积极向上的情绪，自然能体会到什么叫幸福的真谛，即使遇到再苦的生活也感觉到幸福的存在。以前，解放初期以及*时期，人们的生活还比较贫苦，但是大部分人都拥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共同的理想，为了理想无怨无悔地奉献出一切，即使牺牲也会成为一种幸福。毕竟，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他取决于你怎么对待生活，这一点老子的《道德经》里有很好的诠释。因此，要让人们都感觉到幸福，重要的就是让人们都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让人们为希望而活。
在研究经济发展制度选择时，我们面临资源约束的先天条件，为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总是把每一单位资源边际收益相等作为目标进行追求。在研究财富分配制度选择时，我们同样面临财富约束的前提条件，为了实现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总是把每一单位财富的边际效用相等作为目标进行追求。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幸福的追求，发展经济只是手段，生活幸福才是目的，因此，与促进经济增长相比，增进国民幸福指数提高更带有根本性。
（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挑战执政底线，能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实质是在检验政权的性质。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相关数据，撇开那些偏离常态、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无论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可能已经“领军世界”。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与党和共和国风雨同行历练出来的杰出的政治家，1992年南巡谈话算是终结自己政治生命之时、代表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党继任者的政治交待，他在这里严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党从创立那天起，就代表着工农利益，就以均富为目标，就以剥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财富为手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经明显贫富分层，有产者财富积累量与解放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工农再一次成为改革成果分享中的弱势群体，对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听之任之、麻木不仁，人们有理由要问这个政权是代表谁的利益了？纵然找出无数“御用文人”写出无数“宣传文章”，本来面目是盖不住的，大众怎么能够被愚弄？ 财富分配确实不能不顾及生产力效率，公平和效率是任何国家、任何制度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我们要反思的是目前这种分配制度，这一制度是否真的对发展最有效率，按照缩小差距导向调整分配制度，是不是真的就降低效率了？解放前我们通过剥夺剥夺者、“劫富济贫”，今天我们就不能适当“劫富济贫”？
贫富差距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公平正义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系政权性质问题，是执政党实施治理的法理性问题，要从这个高度认识和处理。
（二）改革财富分配制度，增大国民幸福指数。
一个国家有10户人家，一年生产出60只苹果，现在给出两种分配方案：方案一，国家拿走20只，剩余40只在10户人家分配，其中有1户拿走10只，1户拿走8只，1户拿走6只，还有5户分别拿走3只，剩余2户分别分享半只；方案二，国家只拿10只，最富那1户减少为拿7只，出现2户次富分别拿走6只，3户分别拿到5只，剩余4户分别拿到4只。显而易见，吃了10只苹果变为吃7只，其效用减少，与只能吃到半只变为可以吃4只，其效用增加，增加必定大于减少值，国家总福利因此获得巨大提高。
大同小异，实现状态一向状态二转换，增大国民幸福总指数，就是要进行二次、三次分配，通过这种分配，把富人财富部分转移给低收入者，把富裕地方的财富部分转移给相对贫穷的地方，做好对社会最低层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尤其需要适当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水平，从而使分配由目前向国家倾斜略微向国民倾斜。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34%，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0%的水平，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严重偏低，200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200
3、0
5、0
6、08分别为61.8%、45.3%、44.6%、35%左右，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也偏低。
（三）加大对困难和弱势群体帮扶力度，建立长效社会托底机制，确保面临特殊困难的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
人生来平等只能是美好愿望，不平等才是绝对的。因地理自然环境恶劣，总有一些地区发展起点差、基础差，群众生活条件差；因偶然性的自然灾害、甚至自然灾难降临，使部分地区、部分家庭生活遇到了困难；因先天或者后天相关因素，一些家庭发生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有的亲人大病离世，有的因治病债台高筑，这些不幸使家庭生活面临困难和挑战；等等，在任何一个社会总要沉淀下来一个特别困难的群体。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我们制度特点和优势，对于这部分被沉淀下来的困难群体，伸出温暖之手、援助之手，是制度内在要求。中央政府应该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托底方案，各地方政府应该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框定自己的救助政策。
做好这些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日积月累，有利于培育一种互助互爱的道德文化，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保护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四）
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规模，抑制房价上涨，让人民群众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住房是最基本的民生，然而，目前的房价已经使住房成为人民群众的沉重负担，并且已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需要花费多少年家庭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大众化的住房，国际通常标准大概需要3到5年，发达国家一般4到5年，我国则需要12年，诸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则需要近20年，再加上目前贫富分化严重，大多数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
解决目前房地产市场问题，应该分类推进，比较富裕家庭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居住问题，占人口总数过半的社会普通大众，通过保障性住房解决居住问题。即使通过市场解决居住问题，其房产价格也应该降到与国情相适应、与家庭收入水平相适应价位。
对于保障性住房，除了通过政府免除土地出让收益让利于民之外，也要分类供给，特别贫困的家庭以廉租房为主要形式，比贫困家庭稍微好些的家庭，以国家和个人共有产权方式享受居住条件，可随着收入水平变化、通过赎买形式逐步实现产权向个人完全过度，中等收入家庭以经济适用房为主要供给形式。 目前一些地区要叫停经济适用房，把当地政府操作失当、无所作为看成是经济适用房本身有问题，这是因噎废食。
房价能否降到不成为国际笑柄、人民群众乐于接受，这不单是民生问题，不单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且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
如果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某些指标（通常为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则这一假说所揭示的关系呈倒U字形，因而被命名为库兹涅茨倒U字假说，又称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在说明这一倒U字形时，设想了一个将收入分配部门划分为农业、非农业两个部门的模型。在此情况下，各部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可以由如下三个因素的变化来说明。这三个因素是：按部门划分的个体数的比率；部门之间收入的差别；部门内部各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库兹涅茨推断这三个要素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起下述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的比率加大，整个分配趋于不平等；一旦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由于非农业部门的比率居于支配地位，比率变化所起的作用将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将缩小，使不平等程度提高的重要因素财产收入所占的比率将降低，以及以收入再分配为主旨的各项政策将被采用等等，各部门内部的分配将趋于平等，总的来说分配将趋于平等。
专家观点
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针对中国税收调节存在单
一、缺失、弱化的状况，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要完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
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一是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二是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充分发挥消费税商品课税再分配功能，对必需品适用低税率或免税，对奢侈品适用高税率。
三是可考虑对储蓄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以及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 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一是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进一步在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讲要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中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推进就业和再就业。 四是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
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
高收入阶层主要为企业家、影视歌星球星、垄断行业从业者、政府官员“寻租”灰色收入者、非法地下经济暴发户等。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做好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一是要加强对垄断收入的监管。 二是要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限制非法收入。
三是对黑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灰色收入、钻各种政策空子所得的非常态收入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打击和取缔。 当然，在解决贫富悬殊、化解基尼系数“越警”方面，税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必须和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