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羽崇拜的文化意义
孟祥荣(荆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关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早已成为朽骨；但一个文化的关羽却依然生命之树常绿。千百年来，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江山怎样代换，关羽却越发被人推上神坛，为帝为圣，始终不曾受过冷遇，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风景。关羽文化奇景的出现，虽说是多方的合力共造，但历史为什么就选择关羽，却不能不让我们注目于这一历史性选择的文化土壤，去审视关羽崇拜的文化价值。
关羽崇拜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许多文化学者在论述文化的地理环境时，把人类分为大陆民族和海洋民族，认为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它的生存空间狭小，所以就尽其力地利用海洋的优势，向外扩展，因而商业发达，人员交流方便，思维的空间也显得广阔。而大陆民族则正相反，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的先祖也像其他的生活在贫瘠地区的民族一样，在一块广袤却不丰腴的土壤上挣扎生存。地理的限制，使他们没有向外扩展的野心，而养成一种独自经营，安土重迁，乐天知命的国民性格。他们关注的两大问题是，如何解决境内民族的矛盾，以及怎样最有效的分配境内有限的资源和最起码的生存。他们中间的领导者不是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去应付自然的挑战和强迫自然服从人的意志上，而是过份地关注人们之间的生存秩序，努力地调整各色人等之间的关系。他们构筑了一个伦理的世界。伦理的社会中的伦理文化，就发展出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一整套少有变化的价值体系。在这种农耕社会当中，天不变道亦不变，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是重农抑商，重义轻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以及重自然轻人为的价值观。宗教虽然说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宗教所占的地位并不像在西方那样显著，宗教情绪也不像西方人那样强烈。重现实讲实际的文化性格，使中国呈现出虽然造了许多神、信仰了许多神，却没有一尊能统摄天下生灵的元神和主神的现象。神明也有着地方主义的倾向，也显出了明显的行业特点。尽管本土的儒教、道教和外来的佛教都有着维系社会和人心的独特手段，但无论哪一种宗教，哪种文化都无法涵括所有的人。因此，这个社会要长治久安，绵延后代，就需要建立起与社会相一致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意识，而这种社会意识的一统或独尊局面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儒家文化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官方的手段来加以执行，但儒术之外，仍然有着极为广泛的意识市场，诸子百家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何况外来的佛教正方兴未艾。再者众口难调，就像最高明的厨师也难以满足每一个人的味口一样，任何一种文化或者社会意识都不能满足每一个人。因此，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寻找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可以起到精神寄托、安慰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属于理想人格的崇拜偶像，以求与全民各阶层在现世和来世获得保护和超度，就成为农耕社会的一项极重要的也可能做得到的工作。
千百年来，人们寻到了许多个偶像，历史的、宗教的、官方的、民间的，无一不有。可是，没有哪一方的偶像能被整个社会所完全接受。这个偶像在一方或多方得到了认同，可是却遭到另一方或多方的否定，反之亦然。
关羽作为文化资源，他自身的一些素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这种素质在农耕社会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古代的许多传奇英雄一样，关羽首先以其武勇和神威而受人崇拜，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特别是乱世之中，他的个人行为给当代和后世留下深深的印象。所以清人赵翼说：“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不唯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虽然儒家文化尚德不尚力，但“力”仍然是农耕社会里受到普遍礼赞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天灾人祸，内争外患，不是完全靠“德”能解决得了的。人与自然固然有着可以沟通的一面，但有时更需要“力”的威慑和降服；内争自不必说，外患也不是靠“修文德”可以弥消的。长于争战的孔武有力的英雄，在普遍缺乏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社会中，获得了社会人群的共识，是很自然的事，关羽的神威和武勇，也就成为他受到普遍崇拜的重要基础，更何况他是一位悲剧的英雄，悲剧的强烈的悲壮感，是最令人长相思忆的。
其次是关羽之后的关羽，不仅有着神勇威猛的本领以及以道义为本的人格内在美，而且通过戏剧手段以造型的方式，为广大的百姓提供了一尊鲜活的形象，特别是《三国志平话》和由此为蓝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再以语言手段对戏剧舞台形象进行多方面的修饰，使他的形象在历代英雄中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图式。他与诸葛亮的“羽扇纶巾”的形象，张飞的乌骓，子龙的白袍白马，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表征。这就使得身后的关羽不仅仅以其理性化的人格影响着社会，而且给人以活生生的形象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它通过文学艺术形象思维的翅膀，使自己成为众多崇拜偶象中的佼佼者。
当然，历史的关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文学的关羽铸塑了完美的形象，没有它们，关羽还沉在历史的底层，然而宗教(包括正统的和民间的)关羽是最终神化的超越的神灵。尽管他在玉泉被立祠祭祀时，只是民间宗教中传统信仰的微小成份，并不比山神土地强得太多。然而他的“发酵”却十分的快，儒、道、释三教差不多在同时把目光对准了他，使他走进高层次信仰神的光圈。上下的认同，皇上的青睐，多教的共构，崇拜的神殿拔地而起，这座神殿里上跪着朝廷，下跪着各类教徒和普天之下的民众，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社会中被普遍认同的一尊偶像从此宣告诞生。它的意义是非凡的。漫散无构的芸芸众生特别是中国农民，从今以后，就有了一个可以倾诉心灵，可以祈求护佑，可以寄托情感的万能之神明。
由此可见，关羽崇拜的产生和形成，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选择。它的出现，是农耕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跟社会保持着高度的适应。它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信仰，而且它摆脱了星宿下凡、天神投胎的荒诞(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仍有留存)，由人到神、超凡入圣，跟生活自身十分的贴近，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它虽然不像孔子那样，以严密的体系，博大的思想和悲悯的情怀得到知识界永世的尊敬，但亦自有招数，那就是适应社会与民众。中国农耕社会的这方天不变，关羽崇拜这个“道”就继续在小生产者的土壤上滋育繁衍。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必须予以强调的是，关羽所受到普遍尊重的精神内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关羽靠什么而获得农耕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尊崇?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关羽崇拜的文化价值核心。
文化价值，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文化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价值，以道德伦理来标示个人，强调人对道德的遵守与认同。同时，在这种道德社会里，个人的价值是依赖于社会价值的，在社会中显示个人，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强调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换句话说，社会个体是没有自主的价值观的，人们的标准都是一样即全社会的标准。伦理道德作为全社会的价值中心，它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构成了全社会的精神支柱，聚合着农耕社会的意向和情感。关羽崇拜的文化价值，说穿了，就是传统文化的聚合和显现，就是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忠”、“义”道德原则的显现。
作为道德原则，“义”是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天下莫大于义”，就是此意。关羽“忠而远识，勇而笃义”(金。田德秀语)，虽以武勇见长，却以忠义名世。他的武勇是和忠义不可分割的要素，即所谓：忠而勇，信而义。“汉寿侯，义且武”(李东阳语)，“气盖世，勇而强；身归汉，义益彰”(黄茂才语)，这种“义”，正是农耕社会所需求的道德原则，一种调谐和均衡各阶层之人的道德原则。
历史上的关羽就已具备了忠义的素质。他对皇室刘备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可谓忠心耿耿。但由于关羽同刘备有着君臣而兼兄弟的关系，使关羽的忠义品质常常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多重意义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关羽降曹“约三事”，历史上本有其事，但作《三国志》的陈寿并没有过多的渲染。小说则在此花了大量的心血，突出关羽的两难处境，最后让他采取一种变通而又不变节的办法：“降汉不降曹”。“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既突出了兄弟之情义，又彰明了君臣之大义。君臣大义，是被农耕社会里奉为圭臬的要义。忠以义为基础，忠义合一，完全锲合了儒家的纲常模式。所以封建社会里用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忠臣出于义士之门。关羽的忠，无论是忠于蜀汉，还是忠于汉室，都是忠君，恪守君臣之礼。这一点，与儒家所要维护的君臣之礼，上下之序，是完全一致的。关羽不为名禄所累，甘愿弃曹操的富贵而回归故主的举动，自然要受到交口的称赞。他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处处显示的是一个义字。在于以义为主体而建立的文化价值。走麦城，失荆州，气质性格固为一因，更主要的却在于是贯彻“隆中决策”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缘故，他虽败犹荣。因为破坏了关羽的忠义，所以曹操“奸贼”，孙权“吴狗”就理所当然的遭世所诟詈。关羽虽败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君臣大义，因为涵有异姓兄弟的非血缘要素，所以就伦理纲常而言，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堪称“旷世之君臣相与”。诸葛亮称之为“水”，并且在白帝城以孤相托不为不倚重；而诸葛亮也继承未竟事业，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以至秋风五丈原，不为不尽忠。然而跟关羽与刘备的关系比起来，就觉得隔了一层。仔细想来，这种“隔”正是刘备与孔明之间，少了一层义，即在桃园誓盟中所说的“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所显示的“兄弟之义”。正因为有这一种“义”做底，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关羽遇害后，刘备竟然置万里江山于不顾，置诸葛孔明、赵子龙等人极度理智的忠告于不顾，而要亲率大军复仇了。刘备与孔明，也包括赵子龙，怎么相交，也未能达到关张的水平，根本的原因，就是孔明和子龙不在他们三人以“义”划定的圈子内。所以，“夫信义之为生于世也久矣，闾巷之间，布衣之交，生死然诺不可相负，而况于分工协力共任天下事者乎?然此义之不明于世也久矣，有能行之者，其唯三国时代之刘先主与关壮缪”(吕思勉语)。关羽求信求义以尽忠，君臣伦理涵括兄弟之义，艰险不避，生死不渝，这一种忠义之气，为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建构了最好的模式。就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推崇《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的“圣君贤相鱼水谐”，认为这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实际上是有着一定的误差的。
君臣大义，作为农耕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它辐射的许多意义层，都对关羽的“忠义”，作了多方的展示。关羽对敌国、故友讲义，华容道上放走曹操是义；对兄弟对君主讲义，千里寻刘备是义；对士大夫骄而对士卒恤也是义。其义意的广泛，几乎囊括了整个传统文化“义”的层面。农民拥护好皇帝，农民拥护好将军，农民也拥护好神仙。关羽的英武其外，忠义其内的高大形象，不仅获得农民的好感，也颇受士大夫的认同。农耕社会中人们的同舟共济，相互救助，解危扶困，关羽是他们赖以团结互相依存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刘关张异姓的结拜，以非血缘代替和超越宗法制度，已成为“义”的最佳模式，这种模式最适合小农经济支配的人性结构，明清之际以至后来的民国，异姓结义成风，如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起义，事前义结金兰等，都深深地受桃园结义模式的影响。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的小说如《说唐》、《粉妆楼》、《精忠岳》以及《七剑十三侠》、《三侠五义》等等，也都是以异姓结拜作为故事的主体。随着小说的流播，超越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之“义”就愈来愈形成风气，成为农耕社会中人们借以生存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关羽集伦理道德的大成，也就成为民众人格理想化的最佳偶像和最佳模式，以至于各种宗教势力，各种政治集团，三教九流，行业帮会，无不奉为尊神，寄以信仰，在道德原则的旗帜下，汇成关羽崇拜的庞大体系。
因此我们说，关羽崇拜的本质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它是对孔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关羽文化以其独到的形象化使儒学从知识界走向全民。“侯(关羽)虽未登沐泗之堂，而刚直之气，忠义之概，暗与道合”，这是清人张鹏在分析何以成夫子时说的话，意思是说关羽虽然未登孔子的学堂门，但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正好跟孔子之道相合。换句话说，关羽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实践了儒家文化的道德原则。表明儒家文化不仅仅是读书人的文化，它也适于任何一个人。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只要践道，人皆可以为尧舜。关羽的出现，就使儒家文化多了几分亲近和平易，履忠践义，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并不是一件难事。孔子文化精英成份太多，而关羽文化则是全民的，普及型的。它的推广，就可使儒家文化多渠道地畅通于民间，普及于下层。随着历史的发展，关羽的“忠义”也不断发展，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忠义”不断完善的历史，一直发展到至高无上的“完人”为止，一直到“造”成偶像。偶像一成，人们便可学习了。“学其存心，考其行事”(张鹏语)，他的富有忠义特征的感性形象，起到了蕴含理性的孔子文化未能见有的功能和魅力，从而使传统的儒家文化流贯中华大地，遍及东西南北和各行各业，调谐充实着人们的心理机制和道德结构。
儒家的道德原则为关羽铸造了灵魂，也锻炼了骨架，佛、道为关羽提供了血肉和精神，民众和民间神明崇拜则成为关羽文化的基座。关羽是神三位一体，也是圣三位一体，万国衣冠拜冕旒，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这位集儒道佛一身的“关圣帝君”，有着帝王之相，神仙之态，凡人之貌。在无声中永远给人一种肃穆和威严，一种对心灵的强烈震撼。
没有忠义就没有关圣。在中国，凡是能被奉为表率的历史角色而在神坛上定位的，必须具备忠义基本条件。关羽的忠，是含有义理的忠，他事君以忠，事友以义。因此而获帝王的青睐，成为钦定文化。又因大众好义，它又能在民间传播而绵延不绝。而关羽与刘备的关系，乃是忠义合一，这种道德的二重性，更成为农耕社会理想人格化的模式。忠而义，是关羽的精神生命，“精神生命是人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本身的一部分，人的族类性的一部分。完满的人性的一部分”(马斯洛语)。正因为关羽的精神生命来自儒家，所以后世的关羽神像，几乎很少有不手执《春秋》的。
仅有忠义却成不了关神。因为中国的百姓不仅讲忠义，而且也信神明。如果关羽仅仅是在忠义方面出类拔萃，他至多只能得士大夫的喝采。正因为他不仅是履忠践义，正直无私，而且也孔武有力神通无比，所以他才被正统的民间的宗教同时相中而又走向神坛。它的价值在于，为成圣的关羽披上神秘的外衣，罩上神秘的光圈。凡人只能引起亲近感，神灵才会让人畏敬，圣人能使人高山仰止，神明则使人在畏敬之余，产生一种强烈的祈求感，任何崇拜都是以崇拜者对崇拜对象的神秘认识为前提的。没有佛与道，没有民间神明崇拜，关羽终将只是一个普通的关羽。
圣化的关羽也好，神化的关羽也罢，重要的是有人化的关羽。关羽成圣成神，但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的足立在现实大地上。他是土生土长的自在神、自然神，既非天上星宿下凡，也非彼岸菩萨转世，就像诸葛亮“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一样，关羽也本是解州城中一个平常的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具备传统伦理价值法则的凡人。
这尊由多方合力而共构的神，就这样具备了多元化的价值。人们信仰它，崇拜它，也就具有着多方位的价值取向。突出重点是必要的，而抹掉它的任何一方的价值意义，都可能解说不了这一尊至尊之神何以走红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