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实质是权利重新分配（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
核心提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
若将晚清“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
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武举，走出了废除科举制度的第一步。
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但是在舆论普遍赞扬的同时，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 首先，废除了科举，等于是废除了读书人阶层的“中国梦”，传统的平民上升孔道被关闭了。尽管因为名额有限，科举考试中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到废科举之前的几年已发生一些变化。对于当年那些考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这类改变，对读书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科举制废除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习惯了新体制的今人，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一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对当年所有怀揣“中国梦”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是这一群体。
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另外，对于士绅们来说，废科举以后，他们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苏抚程德全在考察苏常情况时就感叹，“惟查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士风日下，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公与绅不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绅提供了一个扩张政治势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舞台。
当然，废除科举后日子还要继续，人也还是要寻找出路。于是我们能非常明显的看到1905年以后留学海外的人数暴涨。
然后留学生人生暴涨所带来的就是留学生素质的不断下降，以留学日本为例：日本《太阳》月刊社论说：“本年进士考试，日本留学生成绩极劣，竟无一人及第，此一事实，岂止关系日本教育留学生之体面？（其成绩不佳原因，系由于学生不精励于学问，无普通学之素养，并以习速成为主旨等所致？”
1906年1月10日，驻日公使杨枢对于留日学生的素质，在其报告中说“在东洋留学生多至八千余人，挟利禄功名之见而来，务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学而去，无补文明。” 而对于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新军也是一个选择。 事实上早在1902年，张之洞就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1905年以后湖北新军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但是，这些有“文化”的军官对此并不感激，反而视此为贱业。心中充满了对政府的不满。
总之科举的废除不仅导致士子人心的涣散，且由于损害到其具体利益，使他们生出挫折与不满心理，这必然会摧毁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清末立宪本有“固结民心，保全邦本”之目的，然而废除科举却首先离散了士子之心，欲实现“朝野一气”怕也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科举废除与留学运动，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诸多旧式知识分子的内心固然充满了无奈的怨恨，而新式知识分子也“在感情与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形成为对政府的巨大威胁。
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
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也好，新式知识分子也好，都争相当官去了。由此引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科举时代，通过科考而入仕做官，成为君下面的臣。而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就变成各级政府的官。
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 “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突然结束了
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面，一个政权是否稳定，老百姓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民变经常发生，也成不了大事。成功的农民起义背后都有读书人在领导。政权是否稳定，取决于社会精英，精英在传统社会里面有组织和动员的能力，他的向背决定了政权是否可以长治久安，王朝是否还可以维持下去。
但问题是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特别是1905年以后，精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05之所以是重要的一年，后来酿成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举制度本来是中国传统精英和王朝联系的一个制度性管道，这个管道现在断裂了。断裂之后并没有出现新的替代性的制度性中介。
科举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精英流落到社会，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他们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正是这种疏离感，与其他因素凑合在一起，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