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发性扶贫模式。
为国家开发银行主导的扶贫方式，特点是资金规模大、期限长、综合性扶贫，效果稳固。由国开行与地方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对贫困地区进行综合扶贫开发，既对基础设施建设投放中长期贷款，又贷款支持贫困农户和中小企业，其中贵州省和辽宁省的做法特色明显，贵州省政府与国开行签订《开发性金融支持贵州省扶贫攻坚合作备忘录》，确定“十二五”期间双方合作额度300亿元，内容涉及交通、电力、水利城市环境、基础教育、农业产业化等多个方面。辽宁省国开行则采取“开发银行大额批发式贷款+中和农信小额零售式贷款”模式，由国开行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中和农信小额贷款公司合作，开发银行负责以批发的方式向中和农信提供贷款，中和农信则根据扶贫项目特点，建立农户自治小组，向自治小组提供扶贫小额贷款，其额度在 6 000 元—10 000 元不等。
2.农业价值链融资模式。
指一个或几个金融机构基于农业产业链上不同主体之间的商业关系而提供的金融服务。目前金融机构一般以订单农业为基础，依托产业链中实力最强的龙头企业信用，向与龙头企业签署农产品收购协议的农户提供贷款支持，一般只需要订单和龙头企业担保，不需要提供资产抵押，贷款封闭运行，农产品收购款在支付完贷款本息后才划给农户，基本保证了信贷资金的安全。这是当前应用最多的金融扶贫模式，“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实质上都是农业价值链融资模式的不同形式。这种模式存在的基础在于龙头企业与种养殖户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其为了保证原材料的质量或者稳定原材料供应，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甚至直接向农户赊销农资都比较普遍。
3.“征信+信贷”模式。
这种模式一是建立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并据此对农户信用进行评价。二是成立农户信用自律组织，负责农户信用的征集、审核、评价、监督，向金融机构推荐客户。三是以联保、风险保证金等形式提供贷款担保。浙江丽水、广东梅州、河北张家口均以“征信+信贷”模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广东梅州目前设立了 1 家市级征信中心、8 家县级征信分中心，2 040 个乡村金融服务站，征集了 78 万户农户信息，评出信用户 16 万户，推出特色涉农信贷产品 38 种，贷款余额 15.63 亿元，使 2.8 万农户受益。而张家口市则在辖区推广马家营养殖信用联合体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信用协会、信用评级、会员成立联保体等形式增强自身信用等级以获取信贷支持，并由政府为信用协会注入一定资金作为风险保证金，防疫卫生部门进行技术支持。其实施当年就使贷款户人均增收超万元，相当于过去 3-5 年的收入。
4.土地流转扶贫模式。 是指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以土地为担保向金融机构获取贷款，以解决贫困问题的扶贫模式。贵州湄潭县最早开始我国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采取“农户＋地方政府＋土地金融机构”方式。此外以山东寿光市为代表的“农户+村委会+金融机构”方式，以宁夏同心县为代表的“农户+土地协会+金融机构”方式，以辽宁省法库县为代表的“农户+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方式都属于将农村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的融资方式，只是负责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人总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均鼓励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
目前河北省贯彻这一方式的普遍模式是：农户土地以出租或入股的方式集中到农业种养大户的手中，种养大户用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从金融机构贷款，对土地进行投资改良，从事高效益种养项目，再聘用当地农户作为工人，这样土地整体效益提高，农户可以获得租金和工资两份收入，种养大户也可以获得较高收益。
5.广东郁南模式。
郁南县通过首个“广东扶贫济困日”获得社会各界捐款近1 000 万元，按照捐款者意愿，郁南县与当地农信社合作设立郁南县“双到”（规划到户、责任到人）金融扶贫基金，通过担保杠杆放大 5 倍，向全县共 4 497 户贫困户整体授信 5 000 万元，每个贫困户的利息由扶贫开发“双到”一对一帮扶责任人按一定比例支付。这种建立扶贫贷款担保基金的模式虽然很常见，但郁南特殊在于充分调动了社会资金的力量，其使用方式遵从社会捐款者意愿，授信面向全县所有贫困户，帮扶人一对一贴息。郁南模式启示我们：社会扶贫资金的力量是巨大的，通过扶贫组织机制的创新，更好的体现扶贫者的意愿，才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