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朱可夫要冲锋枪
二战资料片《莫斯科保卫战》中有这样一段情节：1941年10月，几乎是苏军卫国战争中最困难的阶段，朱可夫任西方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抗击德国法西斯。10月14日，德军在西方面军司令部驻地空投了伞兵，参谋向正在地图前办公的朱可夫报告。朱可夫指示“通知他们，给我拿一支冲锋枪来。”接着补充“消灭掉伞兵以后，向我报告。” 枪送来了，朱可夫将其挪到伸手可及而又不妨碍工作处，继续伏案疾书。一阵激战，参谋报告：“敌人的伞兵已被全部消灭，抓到几名俘虏，您要审讯吗？”朱可夫头也不抬“没时间。”“要报告大本营吗？”听到这个问题，朱可夫停笔、抬头、深深看了对方一眼问“为什么？”简单的几句对白，几个动作，把一代名将朱可夫的沉着冷静、身先士卒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伞兵是军中精锐，通常在重要时机、重要方向执行重要任务。敌人在司令部驻地空投伞兵，可能就有“斩首”企图。危急关头，朱可夫临大事而不乱，镇定自若地继续办公，既是工作需要，又是对下属的激励鼓舞。作为一名方面军司令，这时提出要冲锋枪，显然是准备必要时像士兵一样投入战斗。提醒下属消灭敌人后向他报告，也是为了集中精力办公。歼敌后的处臵更令人钦佩，参谋提出要不要报告大本营，可能不是为了邀功，或许也想通过敌人的这次行动引起统帅部对本方向的重视，但在朱可夫看来，已经解决且无关大局的情况显然不值得干扰上级。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懂得用兵奥妙的将帅，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国家安危的主宰。古今中外打胜仗的将军数不胜数，而真正称得上“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知兵之将”并不多。这样的指挥员身上，除了将道，无不同时具备一种使人由衷敬仰、无悔追随的人格魅力。决定战场胜负的诸多因素中，当然有不少需要仰仗指挥员的睿智与果断，需要指挥员高度敏感地创造和把握战机，然而其重中之重的“人的因素”，特别是“人和”的优势，却不可能战事临头召之即来。这需要指挥员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地用人格力量去营造，用自身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去赢得。
有人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与二者大相径庭的战场动员不无关系。共产党的干部冲锋在前，喊的是“同志们，跟我来。”国民党的军官督战在后，叫的是“弟兄们，给我上。”很多底层士兵或许不解信仰为何物，他们直接仿效的，是向他们发号施令的指挥员。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亲自拿着地图、指北针走在最前面，带领部队从听得到敌人哨兵咳嗽的夹缝中穿出包围圈；长征翻越大雪山，没有留下姓氏的军需处长千方百计保障部队，自己却仅剩单衣冻饿而死，留下一座不朽的丰碑。上自最高统帅，下至无数基层指挥员的披肝沥胆、率先垂范，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弥补物质条件菲薄、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力量。 前段时间网上频频展示萨达姆的黄金AK-47和卡扎菲的黄金手枪，撇开外国干涉力量不论，这两位人物起家的艰辛、在位的声色犬马和最终的惨淡收场如此相似，令人不胜唏嘘。相比之下，朱可夫要冲锋枪的“战术动作”才是不断激励指挥员修德自励的人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