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些学习心得
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其中多次提到了有关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在“
七、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这一部分中作为一个专题提出，具体内容如下：
“
（三）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 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在此提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途径，给改革提供了总体思路，也让我们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了更加具体而明确的期待。在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翻番”目标的背景下，收入分配的完善将起到助力作用，同时这也关乎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
合理的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地区、行业和部分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解决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求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
一、问题的提出和进展
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在二十世纪末就已提出。
改革开放之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以火箭般的速度追赶世界，然而，在制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不公与差距。这种随着财富而来的负效应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起了政策设计者邓小平的担忧。
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还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这样的忧虑与日俱增。1993年9月，他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实际上, 收入分配方案已经酝酿了8年之久。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制订。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因高层领导认为需要继续修改而未获通过。
早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已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在2012年3月的“两会”上，总理温家宝曾郑重承诺，本届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难事之首，便是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11月8日，十八大期间，温家宝在出席天津代表团的讨论会议时，又一次提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将其称为“本届政府任期内要着
力办好的两件事”其中之一。
以上种种努力，都说明了收入分配改革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实际的进展又如何呢？
2012年，这一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台，但数度推迟，大家普遍期待将于12月出台。但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两会”后才会公布。
二、改革之难
即使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国民收入问题也已早是高层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但决定中国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却迟迟无法面世。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再搁浅？牵扯利益太多，改革太难。我认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已涉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其复杂性、艰巨性和系统性不言而喻。
复杂性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都相关。如果看不到它后面深层次的东西，是难以改革成功的。由于人的层次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所接触的界面不一样，可能就会有无数种答案。由于复杂就会得出各种结论，导致难以达成具体共识，改革一开始就方向不定。
艰巨性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指利益重新分配，既有受益多寡，甚至有的还要拿出部分既得利益。人的本性都是趋利的，即便是受益方，纵向比受益，横向一比可能又会失衡。更何况对于那些利益既得者，既掌管着国家命脉，在经济社会中举足轻重，又能深刻影响改革的方向和步伐。如此看来，要在利益关系上要达成共识，已然是立场性的问题了。所谓改别人容易，改自己难就在于此。
系统性是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又由于复杂而艰巨，看清楚和制定政策并实施要有一个历史过程，特别是对于人口大国，关系错综复杂，众口难调。
如此看来，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由于收入分配改革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调整的改革，主要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其难度较之一般经济领域的改革难度要大得多。
据相关资料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主要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其中不乏对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进行重新划分，但难度显而易见。
其一，国企收入上缴和限制国企高管工资，成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处。
如今，一些国有企业长期占据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实际上已处于资本垄断、资源垄断地位。比如，一些重要行业，比如电力、石油、电信、烟草、等，已被国企“垄断”，长期以来利润十分丰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希明、李实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史泰丽2010年发表论文《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以严密的数理统计分析证明了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70%，应归因于其垄断地位及相应的垄断利润。该文获得了当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些利润丰厚的企业，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场竞争产生，他们拿着高额薪酬并且拥有巨大的职务消费空间。
除了限制国企高管工资遇阻，利润上缴也是国企改革之殇。一位发改委官员介绍，其实从2001年起国务院便参照国际惯例确定了无偿占有国有资产的国企应该上缴红利，但当年国企表示经营困难，需“放水养鱼”。进入利润“虚高”阶段后，国企又以扩大再投资和海外并购为由拒绝上缴。直到2008年，国资委才顶着“杀鸡取卵”之名开始实施5%-9%国企分红，
并逐步提高到5%-15%。这一比例远低于垄断行业上缴利润的2/
3、一般行业1/3的国际惯例。不仅如此，就连这些并不多的上缴利润，实际上也基本未用于财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还给了上缴企业，理由是他们承担了摊派的公共事务或国家行为，比如地震灾害救助、利比亚撤侨、海外援建等。还有一部分则拿去补贴了亏损的国有企业。
其
二、二次分配的坚冰难破
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说明初次分配改革和再分配改革同等重要，分配条件的改革与分配过程的改革同等重要。
初次分配（一次分配）是指通过市场实现的分配，比如老板给雇员发工资等；再分配（二次分配）主要通过政府来实现，比如通过补贴来弥补贫富差距。但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现实中，二次分配被诟病为“逆向转移”，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
比如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保障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显见的分配不公，却多年坚冰难破。城镇居民中，企业人员退休前要缴纳养老保险，公务员则不用缴费。但退休后，企业人员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60%左右的退休金，公务员却能达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务员退休金甚至是企业人员的4倍多。
财税制度改革，应该是二次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中国却阻力重重。
在国际上，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房产税等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遗产税与赠与税，虽然是国际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在中国却难以征收。一位专家透露，对这两个税种推出的最主要顾虑是怕引起大规模的资产向海外转移。
三、尾声
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提低、扩中、调高”只是从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角度来说，更多要考虑的应该是建设更加合理、更加有序的分配制度，同时要致力于减少乃至消除灰色收入、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
调收入差距易，调分配不公难。因为前者只注重调结果，而后者则需兼顾调收入起点和收入分配过程。
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改变和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不能简单地收入翻番，那不叫也不能叫做收入分配改革；从保证社会公平来看，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与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公平同等重要。
目前，大家对2013年政府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预期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开端，维护社会公平、和谐、稳定，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