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音乐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日本音乐教育改革之比
较
摘要：清末中国与日本明治时期均属于两国社会及教育变革之关键期，然则其音乐教育通过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后，结果却大相径庭，本文通过分析其原因望能对当今音乐教育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音乐教育；明治维新；戊戌变法；比较研究
中国的清末民初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同属于两国教育迈入近代化的重要时期，可视为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开端。然而日本近代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速度却大大高于中国，其原因值得思考。
一、主动性与被动性
（一）西方教育的主动入侵
随着1840年的第一次战争爆发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1842年，在华英美人士开设的礼逊学堂中的音乐课，成为现知中国土地上最早的音乐课。1881年1月，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为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的音乐课中，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近代音乐教育力量，更造就了一批“新旧并蓄”的人才，既通“四书五经”，又晓西方宗教、历史、哲学等西学的新人才。我国近代学校的音乐教育启蒙老师为教会学校，为西方国家伴随着鸦片战争后携带文化的主动入侵。1872年～1875年，在有识之士的几番周折地努力下，派出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然则受到清政府内部顽固守旧分子的阻碍最后不得已告终。纵观中国近代派选留学生上，学习范围局限于船舶、制造、驾驶、算学等实用军事学科，没有关注到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及社会科学，这时受局势所迫被动地学习西方以达自救目的的功利主义学习，社会科学为忽视部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音乐教育实则是西方国家的主动入侵，我方的被动接受使然；更由于近代中国被迫走
[1]上留学之路，没有达到全社会呼吁变革的主动性，导致了对教育变革的不彻底性。
（二）对西方教育的的主动探索
在走向西学的道路上，日本则更具主动性。1853年7月8日，美国舰队闯进了日本东京湾使得民族深陷危机局势之中。1857年幕府设置了洋学教育机构，藩主及一大批有识之士一同为西行留学作准备。1862年幕府派出首批留学生开始了向荷兰学习阶段，1863年起有派往英国、美国的留学生，更有自发出国留学的有识之士。1866年4月8日，幕府更发出允许人们自由到海外贸易与留学的命令。1868年，建立了明治天皇的维新政权后，真正步入近代化阶段。1872年，政府正式颁布的《学制》开启开始了教育西化的道路。不同于中国的是，早在幕府末年，日本向西方学习的领域就囊括了除军事外的经济、法律等社
[2]会科学。1879年颁布“教育令”，并建立“音乐调研所”推进近代化的学校音乐教育；伊泽修二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回国编写了《小学唱歌集》使得日本近代音乐教育真正步入正轨。1880年，美国音乐教育家梅森应邀担任“音乐调研所”的音乐教师，为日本近代学
[3]校音乐教育的教材编写和师资培养作出了贡献。
二、“嫁接式”与“移植式”
（一）“嫁接式”的日本近代音乐教育
1872年，新学制颁布后，伊泽修二赴美国师范学校学习使日本学校的音乐教育才开始走上了正轨。日本的音乐教育模式并非原封照搬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而是正确把握本民族
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衡关系。伊泽修二所设的音乐调研所的任务为：“将西洋乐和日本音乐相‘折衷’（调和），创作新的歌曲；第二，培养振兴“国乐”的人才；第三，推进各学校音
[4]乐教育的实施。”“明治二十四年（1891 年）的小学校教则大纲中明确指出：歌词及乐谱，
尽量择用与本国古今名家有关之作 也就是说要兼顾自己民族与他民族的传统，用本民族与外来音乐中的优秀作品教育人。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的学校唱歌运动遵循着伊泽修二
[5]的折衷思想，即主张学习西方音乐的同时也学习日本雅乐 筝曲 俗曲等传统音乐 。”明治
中期出现的音乐教材《普通小学读本唱歌》，其中歌词全部来自小学《国语》教科书的韵文教材，旋律全由日本人作曲，后被称为“文部省唱歌”，至今仍编入小学学校音乐教材中。
（二）“移植式”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堂奏定章程》全盘学习日本已建立的学制。早在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的上书中提出设立乐歌课的要求，其中提出：“远法德国，进采日本，以定学制”。以日本音乐教育为范例的改良活动大力开展，其音乐教育的目的为饱受凌辱后中国人极力自强的功利主义心理，钱仁康先生有关学堂乐歌的一项考证式研究表明，目前所见有数十首学堂乐歌曲调来源于二十首日本歌曲。在沈心工、李叔同等一批留日学者对日本音乐的全盘肯定及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否定态度。清末民初学堂乐歌大多选用欧美流行歌曲及日本学校歌曲作为乐歌曲调。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全盘肯定及对自身民族音乐文化的全盘否定，表现出在当时的中国学者在经过西方列强的沉重打击后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不自信性。一方面将造成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传承的缺失；另一方面则使全盘西化的音乐文化更难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融合，加剧了近代学校音乐教育建立的难度。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音乐教育改革
（一） 自上而下的音乐教育改革
日本从幕府时期就由统治者及藩主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时，藩主就私下与西方诸国交往，新式教育在强藩中早已萌芽。明治政府建立后，日本成为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至上而下的改革将能进行得更加顺利，教育可通过立法和宣传得到推广及普及。再者，国家补助国民教育经费，为教育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1872年9月，明治政府正式颁布了《学制》，形成了自上而下统一的学校教育系统。音乐教育方面1879年由统治者建立了“音乐调研所”，用于培养音乐师资和音乐家，同时成为西方音乐教育文化的输入窗口。 1891年文部省颁布《小学校教则大纲》，虽然此时的音乐课仍为“加学”（选择）的科目，但大纲中已经包括了音乐教育的功能目标和教学的内容及方法。
（二）自下而上的音乐教育改革
由于在封建机构的框架中，中国的洋务运动带来了新式教育的萌芽，变革的细胞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发生每一阶层的，而是地方性、阶层性的活动，造成新式学校的经费来于学校所附属的洋务机构，没有固定的资金。1898年康有为在《清开学校折》中提出了开设音乐课的建议。 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谈话》中强调了音乐的功用及唱歌课为学校不可或缺的课程。梁启超提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
[6]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玩玩不可阙者。”在康、梁二人位代表
的社会学者的鼓动下，产生了一批自发求学日本的音乐教育家，以沈心工、李叔同为代表的一批留日音乐教育家为学堂乐歌注入了重要的力量。1903年2月，沈心工留学归来在南洋公附属小学创设了唱歌课，在课程中设置了乐歌课，成为我国最早正式设有音乐课程的一所学校，造成全国性的影响。1904年4月，曾志忞编著的《教育唱歌集》为中国近代最早出版的音乐教科书之一。同年5月，沈心工编写的《学校唱歌集》在学校音乐教育中适用甚广。1903年曾志忞在《江苏》杂志发表了《乐典大意》和《唱歌教学法》，论述了音乐理论研究观点。 1909年颁布的《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规定初等小学堂开设“乐歌”课，但当时的音乐课仍属于“随意课”；直到1912年民国建立后，音乐课才一改“随意课”的地位。中国
近代音乐教育的出现是在有识之士从思想的传播，到身体力行，到付诸实践的自发性行为。不同于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促成了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由于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同、学习西方文化的定位差异及政府的改革力度都促成了在这场教育变革的行动中成效。最终的原因当归结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保守特性及在特殊局势下将教育视为自救的功利主义心理。望能以此为鉴，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借鉴和学习西方音乐教育模式过程中注意恰当的自我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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